《京師之妓》
清朝時期的北京城皇華坊東隅，隱匿著一片古老而神秘的區域，名曰「本司胡同」，實則乃昔日教坊司之所在，一個孕育了無數絲竹之音與紅塵故事的地方。不遠處，句欄胡同、演樂胡同交相輝映，後者更在歲月流轉中更名為眼藥胡同，靜臥於四牌樓之南，仿佛每一塊青石板都鐫刻著往昔的繁華與滄桑。
周遭，馬姑娘胡同、宋姑娘胡同與粉子胡同錯落有致，它們以各自的方式訴說著京城風月場的往昔煙雲。而出城向南，南院靜靜地躺在那裡，曾是北地最為著名的煙花之地，歷史的塵埃雖已覆蓋其上，卻難掩其昔日的輝煌。
時光回溯至順治初年，清朝承襲明制，教坊司再次成為官方管理樂舞藝伎的機構。那時的北京城，人們習慣將妓館所在之地統稱為「胡同」，而「胡同」二字，在口語中不經意間與「火弄」之音相近，漸漸地，所有狹窄小巷都被冠以「胡同」之名，但唯有那些藏著風月故事的胡同，成為了北里（即煙花之地）的代名詞。於是，逛妓館便戲稱為「逛胡同」，別有一番風味。
光緒中葉，京城又興起了一股新風潮，「小班」之名不脛而走。這「小班」，專指內城深處，如口袋底胡同、磚塔胡同等地，那些私藏歌妓以供雅集之所。它們以其獨特的魅力，與城外那些以戲班命名的劇院區分開來，成為了權貴與文人墨客競相追逐的私密樂園。
然而，好景不長，庚子之變的炮火不僅撕裂了京城的寧靜，也讓內城的歌妓們四散奔逃，昔日的繁華景象一去不復返。而外城的各妓館，卻意外地繼承了「小班」之名，只是此「小班」已非彼「小班」，它承載著的是歷史變遷下，新舊交替的複雜情感與記憶。
時光回溯至丁酉、戊戌年間，南城之地，風月場所略顯凋敝，與京城韓家潭那些金碧輝煌的伶人館相比，簡直是雲泥之別。這裡的規矩簡單至極，最高規格不過一桌果席，外加幾兩碎銀，約合四緡（清朝雍正年間，山西人李某在京城一個當鋪做事，一年的收入是三百緡。一緡是一千文銅錢，這收入還是不錯的。當時，一兩銀子大概是兩千文，三百緡約為一百五十兩銀子。）之數；次者，既無宴席之歡，亦無絲竹之樂，唯餘留宿一宿，費用也僅需區區二十緡，平民百姓稍作努力，即可得償所願。因此，僕役走卒，手頭稍寬裕者，便能輕易邀得一夕之歡，而那些風塵女子，也往往半推半就地應承下來，蜀中蕭龍友所言「黔卒里使窟穴其中」，實非妄言。
京師煙花之地，層次分明，分為小班、茶室、下處三級，此乃行業內部之等級劃分；而南北兩幫之分，則源於地域文化的差異。南幫女子，性情活潑，舉止間不失輕浮，擅長周旋於各色人等之間，儀態萬千；北幫女子，則顯得更為質樸憨厚，雖在床笫之外略顯笨拙，但那份純真與執著，也別有一番風味。正如顧亭林先生所論，南人「閒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北人則「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這番評價，於南北兩幫的煙花女子身上，亦是恰如其分。
北幫規矩森嚴，妓女出行有上車、下車之禮，客人需贈以賀儀。她們自幼便受調教，學習彈唱，及至青春年華，便步入煙花之地，以色藝侍人，所得之資，名曰「領金」，與蘇滬之地所稱「本家」之意相通。每逢佳節，她們亦會歸家省親，展現一絲人性之溫情。妓院中，常有年逾四五十的老婦掌舵，全權處理院中事務，妓女若想留客，必先得其首肯。
反觀南幫，院內不僅有男僕侍奉，更有女婢穿梭其間，而北幫則不然，侍奉房中的皆是青春少年，人稱「茶壺」，這一獨特景象，實為京城一景。北幫之妓與傭，對客一視同仁，即便內心有所偏頗，也絕不流露於色，更不會以衣著之華麗與否，來評判客人之尊卑。南幫則不然，風氣更為世俗。
彼時，南北兩幫合計，也不過三十七家，每家妓女不過十人，有的甚至僅有三五人。新客初至，常以果席相待，首次交易付現銀，之後則記帳，此法雖便，卻也滋生了諸多逃債之事，致使不少掌班者虧損累累，妓院倒閉頻發。庚子之亂後，世道變遷，此業亦不得不尋求變革，以求自保，規矩制度亦隨之微調。
客人入門，但見滿室賓客，侍者引領至一旁小屋稍憩，此謂「坐櫃房」。待前客離去，方被引入所定之房，名曰「到本房」。賓主相談約莫一小時，客人起身，擲一圓銀幣於桌上，清脆聲響，即為「開盤子」之儀。若欲留宿，夜資則需八圓至十二圓不等，一場場風花雪月，便在這古老而又新穎的規矩中悄然上演。
時光流轉至光緒末年，京城內外，一股擄人勒索的陰霾悄然籠罩，使得那些名噪一時的花魁們，每每踏出閨閣半步，便如同踏入了未知的險境，彼此間更是相互告誡，輕易不敢外出。這一行當的從業者，在北方人口中，被戲稱為「渾渾」，寓意著他們生活在混沌與不安之中。庚子之亂，更是將這層陰影推向了極致，無數「渾渾」在這場浩劫中香消玉殞，命運多舛。
幸而，亂世之後，警署的成立為這片土地帶來了一絲曙光，保衛措施的加強，讓京城的風月場所逐漸恢復了往日的繁華。夜幕降臨，華燈初上，妓女們身著華服，穿梭於夜色之中，那份光彩奪目，讓久經風霜的老妓也不禁感嘆，仿佛踏入了另一個世界，人間仙境，莫過於此。
談及京滬兩地的風月之別，不得不提的是那獨特的入門規矩。在上海，若想踏入「長三」的門檻，非得有可靠的介紹人引薦不可，這裡講究的是信譽與人脈，是典型的「人治」社會。而京城則大相逕庭，無論是生面孔還是熟客，無論是否相識，只要有心，皆可一試。更有甚者，老鴇會高聲呼喚，招呼客人，妓女們聞聲而出，任由客人挑選，這種開放與直接，在當時的京城，可謂獨樹一幟。
夜幕下的京城，還流傳著一種特別的習俗——闖門子。遊冶之客，手持一盞小巧的紙質白燈，這便是他們進入風月場所的通行證。這燈，往往由前一晚的妓家贈予，而客人也頗為有趣，會將此燈帶入另一家妓院，留下後，再出門時，又會被新的妓家贈予新燈，如此循環往復。因此，每當夜幕降臨，各妓院門前，便掛滿了各式各樣的紙質白燈，成為京城夜色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踏入妓院，兩旁侍立的僕從高聲呼喊，宣告著客人的到來。抬頭望去，門楣之上，朱紅色的紙張上赫然寫著妓院的班名，而門邊，二三尺長的紅布隨風輕揚，門燈上，「鴻禧」二字，以赤金大字書寫，醒目而喜慶，仿佛在無聲地訴說著這裡的繁華與希望。
在繁華喧囂的京師之中，有一處酒館，名為「月下樓」，它靜靜地坐落在繁華街角，卻恪守著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堂內不得召妓伴酒，這份雅致，讓文人墨客趨之若鶩。然而，若論風月之事，另一番景象則在燈火闌珊處悄然上演，那便是城中的妓院，那裡是另一種風情的舞台。
話說京城裡流傳著一種奇特的稱謂——「割靴」，這背後藏著一段不為人知的秘密。甲公子對某妓女情有獨鍾，視為紅顏知己，卻不知自己的好友乙公子，在暗處也已與她私交甚密。兩人不經意間共享了同一位佳人，這在圈內便被稱為「靴兄靴弟」，連戲園子裡的伶人們也私下裡以此打趣。
有文人感懷此情此景，揮毫潑墨，作《燕京新詠》一首，詩中寫道：「金粉夢裡燕子磯，舊巷烏衣泥落稀。試問海外比翼鳥，怎忍華林玉樹雙棲飛。」字裡行間，既是對往昔風華的追憶，也是對那個時代東西洋文化交融下，京城特殊風貌的微妙描繪。
時光荏苒，自光緒辛丑年那場震驚中外的和議之後，京城的天空似乎變得更加寬廣，許多陳規舊習悄然鬆動。東單牌樓二條胡同的「第一樓」，曾是日本娼寮的聚集地，春日裡馬櫻花盛開，樓前人來人往，熱鬧非凡。但隨著時局變遷，這裡的風光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西洋女子的身影，門庭漸漸冷落，昔日繁華如夢逝水東流。
然而，即便是在這樣的變換之中，人性的複雜與情感的糾葛依舊在上演。甲公子與乙公子，還有那位捲入兩人情感漩渦的妓女，他們的故事如同這京城的夜色一般，既深邃又迷離。在「割靴」的傳言背後，隱藏著多少不為人知的秘密與犧牲，又有多少真心錯付，情深緣淺。
這一夜，月下樓外月色皎潔，而第一樓內，卻是另一番光景。燈火闌珊處，有人笑中帶淚，有人暗自神傷，而更多的，是那些隨風飄散的往事，和永遠無法挽回的遺憾。在這座古老而又年輕的城市裡，每個人的心中，都藏著一段屬於自己的故事，等待著被歲月輕輕翻開，細細品讀。
在道光皇帝之前的京城，風氣尚為淳樸，人們對「像姑」（即早期的女藝人或說書人）倍加尊崇，而煙花之地則極為罕見，金魚池等地不過是底層百姓與僕役雜居之所，難覓風月之影。然而，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咸豐年間，一股前所未有的風流之氣席捲京城，胭脂胡同、石頭胡同等地，一夜之間仿佛被施了魔法，家家戶戶掛起了精緻的紗燈，門楣上貼著鮮艷的紅帖，宣告著這裡已成為京城新的繁華之地。
午後時分，香車寶馬穿梭不息，遊客如織，歡聲笑語與呼酒送客之聲交織在一起，直至夜深人靜，仍不絕於耳。這股風氣迅速在士大夫階層中蔓延開來，他們非但不以為怪，反而樂此不疲，甚至有人因此身敗名裂，甚至被革去官職，卻依然難以抵擋那燈紅酒綠的誘惑。
在這樣的背景下，京城的伶人（戲曲演員）卻保持著一份難得的謙遜與敬畏。他們深知自己的身份與地位，遇到妓女時，往往會屈膝行禮，尊稱一聲「姑姑」，而妓女們也會以手巾、荷包等小物相贈，以示友好與尊重。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這一份界限開始變得模糊。
光緒庚子年（即1840年）之後，伶人們逐漸變得放縱不羈，他們開始公開與妓女會面，昔日的敬畏與距離感蕩然無存。更有甚者，彼此間竟發展出了親密的關係，這在當時的社會中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伶妓之間的交往日益頻繁，但人們對於妓女的態度卻依舊複雜而矛盾。若是妓女選擇與伶人共度良宵，雖不至於遭受唾棄，但終究難以獲得社會的完全接納；而一旦她們與宦官（閹人）有所牽連，則幾乎立即成為眾矢之的，人們對此類行為更是避之不及，仿佛觸碰到了某種不可言說的禁忌。
本章描述，我們見證了京城風月的變遷，從最初的淳樸到後來的浮華，再到最終的複雜與矛盾。在這個過程中，每個人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書寫著屬於自己的故事，而這一切，都成為了京城歷史長河中不可磨滅的一筆。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