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三年（1020年），夏，結束了生平第一次出巡的皇帝劉文濟，駐幸東京開封，這也是時隔十餘年之久，大漢帝國的天子再度駕臨此城。
長期以來，大漢一直在施行「兩京並重，諸都作陪」的京邑制度，然「兩京並重」的原則，實際上在開寶後期的時候，就已經有些被打破了。
一方面，符皇后崩於東京，對世祖皇帝來說開封是個傷心地，再加晚年的怠墮，基本不再履足。到了雍熙時代，十四年間，太宗皇帝所有的心思與精力，都是在國家的治理、制度的完善、弊端的匡正上，開封倒也去過一次，但僅此而已。
至於平康時期，康宗皇帝同樣也在東京待過一段時間，不過在康宗看來，開封有的，洛陽都有，同時開封的宮室不如紫微城雄偉壯麗，行獵嬉戲的宮苑更不如洛陽西苑那般廣闊豐富，同時又受制於一干雍熙輔臣，對東京自然提不起什麼興趣。等康宗親政掌權了，心野的他就不是區區東京就能滿足的了，南下北上才是他的選擇
等劉文濟繼位，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鞏固地位、重塑皇權上，進入建隆時代，隨著劉文濟逐漸發出屬於他的時代強音，他也終於得暇將目光投向西京之外，東京方才進入到他的視野。
就像宮廷里的妃嬪，少了皇帝的臨幸，就意味著失寵，就代表宮內地位、權勢的下滑。雖然不可完全同日而語，但類似的道理，還是可以用在兩京地位上。至少在過去的近三十年，在很多人心目中，西京洛陽才是帝國最明正言順的帝都，因為皇帝以及中樞朝廷在那裡，大家也習慣於這一點。
但是這些人，顯然並不包括開封，在東京士民心目中，他們才是天下的中心，是帝國崛起、平定天下、攘破四夷最為倚仗的力量。當開封為世祖皇帝赫赫功業提供支持時，你洛陽還只空有一個「古都」的名號，蕭條殘破。
當然，開封也有其驕傲的底氣。政治上，地位雖有所滑落，但它依舊是帝國京邑，名正言順的帝都，「東京」的名與實，誰也剝奪不掉。
人口上，開封是大漢帝國唯二破百萬的城池。過去的幾十年，隨著生產力的進步，經濟的繁榮，大漢帝國自南及北，不斷冒出大型城市，到建隆時代，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已比比皆是，甚至不乏突破五十萬的，比如揚州、金陵、成都、廣州、杭州、大名府、幽州者，但距離百萬大關，仍舊遙遠。
人口規模，從來都是一座城市綜合實力的重要衡量指標。開封特殊的地方在於，當朝廷中樞機構、各大職司常駐洛陽時，它依舊保持著超過百萬的人口。實事求是地講，若是朝廷哪一天回遷開封，不需太長，只要有個三五年，以洛陽城的條件，絕對無法維持住「百萬城市」的地位，這也是東西兩京之間的差距所在。
經濟上，就更無需多提，到了建隆三年，東京城依舊是大漢帝國最重要的經濟中心，經濟實力全國第一，其經濟地位無可動搖。居天下之中，集水陸之要，聚四方財貨，這是東京無可比擬的優勢。
過去的幾十年，南方經濟在帝國經濟版圖上占據著越來越大的比重，尤其是東南地區，更是肉眼可見地蓋過中原、河北了。但發展得再好，其財貨最終都還要老老實實、源源不斷地輸送中樞，帝國花費巨大代價修建江淮水利、開拓南北河運，目的也在於此。
而每年由東南輸往北方的鹽茶糧布，那是一筆極其龐大的物資，並且這些物資，大多是經由東京轉運，最終上達洛陽以及分撥到其餘北方道府州縣。僅這一項，對東京經濟的促進，就是讓人難以想像的。
同時，結合了海陸優勢，並且在海外貿易風潮下加速了城市發展的南方沿海大城，其潛力固然巨大，但政治上的劣勢是很難彌補的，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東京在帝國的經濟地位，都是很難被動搖的。
另一方面，從太宗時期開始，洛陽就有缺糧的苗頭了，每年也都需要從開封協調50-100萬石各類糧米，以平抑物價，滿足西京所需。
就此一點，洛陽在面對開封時，就沒辦法過於傲慢。同時，來自東京的一些請願的聲音，也通過各種渠道上達天聽，希望朝廷能夠遷回肇業奠基的舊都，洛陽養不起朝廷，但開封可以。
此番，鑾駕入駐開封，甚至被一些榮譽感爆棚的東京士民視為對洛陽的勝利，乃至於，已經有人策動著聯合請命，讓皇帝常駐東京了.
當然，於皇帝劉文濟而言，可沒有再大遷朝廷的念頭，實在是不需要，暫時也沒必要。同時，這本身就是一項大工程，動輒勞民傷財，劉文濟也不是世祖皇帝，對這些決策只消一句話就能成行，他需要顧忌的地方太多了，比太宗皇帝還要多。
本次南巡歸來，臨幸東京，這是在出巡前就計劃好的。劉文濟做此決定，一方面是看重開封對洛陽巨大且重要的補充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安撫東京上下人心。
朝廷內部的大小派別，可謂形形色色，五花八門，其中在都畿何處也分了兩派，並且已經延續了半個多世紀。西京派自是支持眾多、實力雄厚，東京派也同樣不遑多讓、盤根錯節，畢竟，他們才是大漢早期統治帝國的人，對於這些，劉文濟也不敢小視，予以一定的安撫也是十分必要的。
至於京都的選擇，開封縱有千般好，但就一點缺陷，便足以讓皇帝在非必要的前提下放棄。開封一馬平川，無險可守，不具備作為京城最該具備的「形勝」屬性。
而隨著承平時光日久，開封城已經完全淪為一個和平城市、盛世大都，如果從軍事上來說，除了駐紮拱衛其安全治安的那些禁軍、巡檢、差役之外，開封並無軍事安全可言。
再者黃、汴流域，時不時便有洪水泛濫，即便在二河整治、堤壩修築上，朝廷已經投入了大量人財物力，但受時代與技術的限制，只是盡其力罷了，黃患依舊是懸在中原、兩河官民頭上的一把刀，由於地形地勢的關係，開封比洛陽面臨的威脅還要大。前者，滑州河決，官民損失重大，在劉文濟的計劃中，此番也是要親自去看一看，撫慰民生的。
劉文濟的這次南巡，始於建隆二年秋，隨著皇權的鞏固，政局的穩定，大漢帝國又迎來了一個高度繁榮的黃金髮展時期。
許多昌隆之象，都是肉眼可見，甚至已經拿得出一些數據進行佐證。比如，帝國在建隆元年全年的各項稅收，綜合折合銅錢已計9150萬貫，說不準未來的哪一年，就和人口一般破億去了。
在這九千多萬貫的稅入中，金銀銅幣錢已經超過一半了，各類糧谷絹帛實物依舊是重要稅收載體，隨著幣錢比例的提高，甚至引發了許多保守官僚的擔憂，畢竟比起金銀銅錢，還是實實在在的穀物絹帛，更能安人心，同時，各地官倉、義倉都需要填補，朝廷行政在實物的調用上需求同樣很高。
同時，商稅比例也在進一提升，除了占據大頭的城鎮市稅外，江海陸諸口岸關稅的稅額，已是顯著提高。僅五大海關，當年稅入便高達八百萬貫，當然這是建立在日益繁榮的海外貿易基礎上，劉姓封國以及各大貴族在海外幾十年拓殖發展成果已經開始真正兌現。
到了建隆時代，大漢國對外貿易，除了高麗、日本這種傳統往來貿易夥伴之外，主要就是環繞於帝國周邊的劉氏封國了。當然，與天竺、大食地區的貿易依舊在持續，但規模卻在日益萎縮，尤其是後者。
原因是多方面的，漢文明與ysl文明之間的劇烈衝突是很重要的原因，即便「陸上玩命搏殺、海上熱情貿易」這種事情的的確確發生著，但政治、宗教、文化方面的限制也是實實在在的。
另一方面則是，南洋那些掌握著東西進出航道的封國們，從事實上在帝國與西方貿易的過程中，形成了一道阻隔，他們雖然沒有阻止西方的商人、商船到帝國本土去進行貿易，但也有很大部分阿拉伯商船，在南洋完成交易，獲得所需商品之後，就即行返航了.
不得不提一嘴的是，由於大食地區戰爭頻繁，再兼ysl文明的阻隔，嚴重影響到了漢人與歐洲人的貿易，從這一時期開始，兩個地區都萌發了探索新航道、新商路的想法。
在野蠻擴張的南洋，甚至有些貴族與商人提出，該派軍登陸阿拉伯，配合安西三國，把那阿拔斯帝國給滅了，把ysl世界給掀翻，徹底打通貿易商途，這樣才更有利將大漢的絲綢、瓷器、茶葉、棉布行銷世界
當然，到目前為止，這也只是一種聲音罷了，一種在南洋拓殖運動過程中被激發出的貪婪的擴張欲望。想要付諸行動，還有很多現實難關與條件，但是，南金洲「南梁國」（梁孝王劉曉一脈，因其生前無後，由魯王劉曖子過繼承襲）的一些海商，已經在組織船隊，打算沿著非洲大陸繼續向南探索。
雖然帝國內部上下，依舊有許多問題存在，但從整體上，依舊呈現出一個「昌隆盛世」的氣象，就和當年太宗在位時期那般，進入建隆二年後，朝中就已經有人高喊「建隆盛世」了，說的就是宣慰使王增。
但對此事，劉文濟可不敢堂而皇之地承認，理所應當地接受，盛世哪裡是那麼容易打造的，至少，整飭國政過程中碰到的那些困難與阻力，讓劉文濟不敢有絲毫的掉以輕心。
同時，親歷了整個雍熙時代的劉文濟，可太清楚太宗時期的政風民情是怎樣一種情況了，比之雍熙朝，他的建隆朝可還差得遠。
別的不提，就太宗時期的優良政風，至今猶未得到倡正。拿吏治中的反腐肅貪來說，規矩依舊是那套沿襲至太宗的規矩，監察執法上也給予了強力支持，但貪腐之風，依舊不絕，此起彼伏。
天下的貪官墨吏們就像是在和劉文濟打游擊，沒抓現行前，都是忠臣良吏，一旦揪出來，都是藏污納垢。有些人，甚至連裝都不想裝一下，幾乎是明明白白告訴劉文濟：當官，可以；廉潔，不行。
至於節儉方面，也是如此，劉文濟在紫微城中大幅削減宮廷用度，把康宗時期增加的宮人內侍規模壓縮，將一應奢玩之物廢棄.
皇帝在宮廷內過著「普通」日子，宮外的權貴們，卻大多奢靡依舊，攀比依舊，完全沒有太宗時期的覺悟。說到底，還對當今天子缺乏最真誠的尊重，尤其是那些功臣老貴之家，讓你當皇帝也就罷了，還能管大夥怎麼吃喝拉撒？
也就是在劉文濟把平陽公主駙馬朱騂處置後，那些人方才收斂了一些。平陽公主劉霏，太宗嫡女，駙馬朱騂於建隆元年因為奢侈無度、治家昏亂、逾制亂法，被劉文濟流放燕山北道十年。
這顯然是只雞，但讓劉文濟糟心的是，此事過後，就有傳言說，皇帝是為了持續打擊慕容皇太后。到了建隆時期，基本幽居慈明殿的慕容太后，已是孤身一人，在朝慕容家族也多受排擠，一些老貴對此，多心生憐憫。而皇帝連自家姊妹，連慕容太后唯一的親人平陽公主都不放過，何談仁德孝義？
因此，帝國狀況在不斷改善，國家發展在持續向好，但皇帝劉文濟面臨的各種壓力與煩憂，也在不斷積累。劉文濟選擇在建隆二年出巡，其目的除了觀察政情，檢查整頓成果之外，也有外出散心的意思在裡邊。
還是那一套，吸取康宗之教訓，追效太宗之遺風，出巡規模很小，整個行營所有人員加起來也不足三千，其中大部分還是隨駕禁軍衛士。其餘人員，除了少部分內侍之外，都是從中樞各部司衙門抽調的能臣幹吏，至於宰相，則由王欽若、丁謂二人隨行。
丁謂，時任都察使，前者以宰臣張士遜任東南巡撫使，導致政事堂人事發生重大變化，一番角力之後，時任湖南布政使的丁謂被迅速上調京中，拜相，任都察使。
至於出巡目的地，選擇東南地區，也是可以理解的，那裡是帝國高速發展的經濟重心、財稅重地，更為最重要的是，劉文濟潛龍時期，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待在上海、金陵，對他個人而言，具備特殊感情，是積累政治資本的地方，意義重大，也有些「衣錦還鄉」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