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副秘書長到底算不算市政府的領導，誰也說不清楚，銜頭是市政府，感覺是市政府領導，但真正的市政府領導是副市長及以上，連市政府的正秘書長都不是。
市政府正、副秘書長是與市政府辦公室一起上班的，同屬於一個機關黨委，級別與市政府辦公室正、副主任稍微高那麼一點點，一般來說，市政府辦公室主任是由市政府第一副秘書長兼任，而實際上控制市政辦公室的是市政府秘書長。
除了鄉鎮一級政府外，縣級及以上的政府辦公室常常會出現一種奇怪的現象，那就是冷清、壓抑和清高。在這裡，人與人之間表面上顯得平淡且有禮貌，熱情中隱藏著算計。一個政府辦公室通常會分裂成幾個派別，各自說著不同的話語，從事著不同的事務。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必須小心翼翼地行事，因為稍有不慎說錯一句話，就必定會有人抓住你的把柄，給你上綱上線。這種氛圍讓人感到緊張和不安，鬱悶而壓抑，仿佛隨時都有可能陷入麻煩的陷阱。
津海市政府辦公室也不例外。
但是，自從李慶陽的到來，津海市政府辦公室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改觀。
李慶陽灑脫，風趣，霸道中有細緻，豪放中有拘謹，這是典型的基層幹部與機關幹部工作作風相互融合的形象。這種灑脫、風趣、霸道的形象猶如新鮮的血液注入了津海市政府辦公室這種呆板、壓抑、半死不活的老人身體當中。
因為李慶陽人緣好，他會經常分批次的組織人員出去喝酒、吃飯和KTV等等。
李慶陽酒場很有一套，他很會鼓氣氛，他有一個慣用的招數，這是他在溪洋鄉當鄉長的時候發明的，那就是"滾地豬"。
"滾地豬"不像通關，不是一個人打一圈，而是每個人逐一輪流地喝，也就是喝酒時在場的人員一個接一個的喝，像極了霓虹燈上的串珠，第一顆燈亮了，然後是第二顆燈亮，再第三顆燈亮……亮到最後一顆燈熄滅時，又從第一顆燈開始再亮，循環往復，周而復始，也就是說在座的人第一個喝完一杯，輪到第二個人喝，第二個人喝完一杯，輪到第三個人喝，就這樣一直輪流下去，然後，如果全桌十個人，誰第一個喝不下了，李慶陽就會逼著那個人把椅子搬到旁邊去看他們喝，並要求那個人買九包煙發給還在喝酒的九個人；然後是第二個喝不下去的人，也把椅子搬到旁邊去看剩下的八個人喝酒，買八包煙分給還在喝酒的人，就這樣一直喝到最後只剩下兩個人，其他的八個人都買過香菸，並且要坐在旁邊看最後兩個人喝酒，而李慶陽往往就是這兩個人當中的一個，這也應驗了一句話，那就是鄉鎮領導幹部出來的每個人都是酒桶。
這樣拼酒很熱鬧，但也不完全有強迫，所以氣氛很高。
酒喝完以後，李慶陽一般會安排大家一起去沒有小姐的KTV去唱歌，因為他知道有小姐的KTV費用很高，而且市政府辦公室的幹部每個人也都是小心翼翼的，一般不大敢去那種有小姐的KTV歌廳。
市政府辦公室可以說是一個清水衙門，除了那一些領導，一般幹部大都比較清貧，沒有什麼灰色收入，再加上工作壓力大，工作環境壓抑。而李慶陽會三天兩頭、分批次的請不同的人。
自從有了李慶陽的組織與安排，大家都覺得很開心，那一些被請的人員都覺得李慶陽是哥們，是兄弟。因此，李慶陽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市政府辦公室各個派別中的圈內人
經常安排喝酒，吃飯，唱歌，那得有錢。
剛開始的時候李慶陽自己買點單，安排溪洋鄉黨委書記陳厲洪買點單，白溪鎮買點單，然後自己在市政府辦公室報銷一點。再後來，李慶陽便漸漸的不好意思再叫陳厲洪和白溪鎮買單，自己又不想出錢，主要靠市政府辦公室報銷。
市政府辦公室的辦公經費雖然比較多，但開支也大，主要的開支還是在接待和迎來送往上。
市長、副市長的開支經費也是列入市政府辦公室的預算制之中，這些領導的開支經費是不封頂的，簡單的說，就是花多少就能報多少。
在北京開奧運會的那一年，李慶陽和劉海清去北京跑項目，請了一個部裡面的司長出來吃飯。劉海清知道在北京吃飯很貴，在去北京之前，便特地向市政府辦公室的財務預支了三萬塊錢。劉海清想，在北京吃飯再貴，也不會超過三萬吧。然而，到了買單的時候，服務員告訴他總共花了五萬二。劉海清一下子拿不出那麼多錢，在那個司長面前覺得很沒有面子，而那個司長也想不到這餐飯竟然這麼貴，覺得很尷尬。
李慶陽自己口袋裡面也只有幾千塊錢。為此，劉海清叫李慶陽馬上叫在北京的老鄉老闆送三萬錢過來，因為津海人在北京做生意當老闆的人非常的多。
就這樣，市領導就兩個人出差北京一趟，還不到兩天就花掉了五六萬塊錢。
而市政府正、副秘書長及市政府辦公室正、副主任原來也是花多少報多少，但是在批准報銷上面，秘書長覺得壓力很大，不給報銷覺得情面上說不過去，給予報銷吧，有些副秘書長就會亂來，開支大。所以，後來市政府秘書長在副秘書長，市政府辦公室正、副主任的報銷上採取了的限額制度，也就是每個人每個月的報銷是有限額的。
李慶陽經常請吃飯，喝酒，唱歌，單靠市政府辦公室的那些報銷是不夠的，於是，他就想到以拉贊助的方式來增加自己的報銷份額。
他找到市政府秘書長說:"我可以給我們辦公室拉贊助，但是你得給我的報銷有所傾斜"。
秘書長說:"當然可以，你拉回來的贊助費，我給你百分之十的報銷經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