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同樣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在會議中朱慈烜提出了一項重要建議：以紅星商會為核心，建立一家國家級別的商貿公司。這家國家商貿公司將成為對外經濟貿易的重要平台和窗口。
一旦國家商貿公司成立，它將承擔起與外國進行貿易往來的重任，並通過進出口貿易促進國家經濟增長。同時，針對國內市場需求，國家商貿公司將根據不同商品的屬性設立專門的子公司，這些子公司將專注於處理國內業務，確保市場供應和滿足消費者需求。
此外，朱慈烜還積極鼓勵各地區政府帶頭行動，依據當地的特色產品建立地方控股的公司。這樣一來，不僅可以充分利用各地資源優勢，推動本地產業發展，還能增加就業機會，促進區域經濟繁榮。
然而，隨著新的商貿政策的實施，原本混亂不堪的商稅制度顯得越發不適應時代的要求。但是，我們不能輕易地改變稅收政策，必須謹慎對待。只有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觀察和分析，結合商貿活動的規模和特點，進行反覆精確的計算後，才能確定如何合理調整商稅，以保障國家財政收入和企業發展的平衡。
並且為了保護商人的利益，會議結束後，朝廷將採取一系列措施來打擊各地方巧立名目對商人的盤剝行為，並將進行長時間的專項整治行動。這一舉措旨在維護公平競爭環境，促進商業的健康發展。
隨著商貿政策的改變，大明的海禁政策逐漸暴露出其局限性和弊端。海禁政策在經濟方面嚴重阻礙了大明的海外貿易與經濟發展，限制了大明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往來，使得商業發展受到阻礙。長期以來，大明一直實行海禁政策，禁止私人出海貿易，只允許官方船隊進行有限的對外貿易。這種政策限制了商人的活動範圍，阻礙了商品的流通和市場的擴大。
此外，長期的海禁使大明沿海地區的經濟受到沉重打擊，相關產業如造船業、航海技術等發展緩慢。由於缺乏海外貿易的刺激，這些產業無法得到充分的發展和創新，導致技術落後和競爭力下降。同時，海禁也影響了沿海地區居民的生計，許多人失業或陷入貧困。
而且，大明的商稅本來就較少，而海禁的實施更是讓大明失去了海外貿易帶來的大筆稅收收入。海外貿易對於一個國家的財政收入有著重要的貢獻，可以通過徵收關稅和稅收來增加國家的財富。然而，由於海禁政策的存在，大明錯失了這個機會，導致財政緊張和資源短缺。
而且，海禁政策的實施並不僅僅局限於切斷明面上的民間海洋貿易活動，更糟糕的是，許多不法商人和海盜勾結在一起，甚至有些人本身就是海盜。他們在東南沿海地區展開大規模的走私活動，這一情況愈發嚴重。
這種海上走私活動的猖獗程度已經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不僅對國家的財政收入造成了嚴重影響，還破壞了正常的市場秩序。因為走私貨物的價格相對較低廉，使得正規商家難以與其競爭，最終導致大量商家破產倒閉，工人們失去工作機會。此外，這種海上走私活動還滋生出了腐敗現象，部分官員與走私者勾結，藉此謀取私利，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不穩定性。
更為可惡的是，原本應屬於國家的收入卻被這些人私自侵吞，裝進了個人的腰包。
這其中的佼佼者就是福建鄭芝龍鄭芝龍出生於萬曆三十二年（ 1604 ）年，天啟三年（1623） 年，鄭芝龍在日本平戶島投靠大海商李旦，開始了海上貿易生涯。天啟（1625） 年，李旦去世後，鄭芝龍繼承了他的產業，並逐漸成為了海上霸主。
崇禎元年（1628 ）年，鄭芝龍接受明朝招安，任「五虎游擊將軍」，後累官至福建總兵。崇禎六年（1633 ）年，鄭芝龍在福建沿海擊敗荷蘭東印度公司艦隊，成為當時東亞海域最強大的海上勢力。
至此，鄭芝龍的通商範圍廣及東洋、南洋各地：大泥、浡尼、占城、呂宋、魍港、北港、大員、平戶、長崎、孟買、萬丹、舊港、巴達維亞、麻六甲、柬埔寨、暹羅，據估計，兵力有：包括漢人、日本 人、朝鮮人、南島語族、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種高達廿萬人的軍力，擁有超過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隊，成為華東與華南海洋世界的強權。
鄭芝龍這種宛如一個小朝廷的存在，朱慈烜自然是不能容忍的。畢竟，這樣的存在會威脅到朝廷的統治地位和權力。然而，由於朱慈烜剛剛控制朝廷，目前對鄭芝龍出手並不合適。此外，朱慈烜在福建的勢力相對較弱，無法與鄭芝龍正面抗衡。因此，他決定暫且放下鄭芝龍，等待更合適的時機。
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福建對面的台灣島如今仍在荷蘭人手中。而朱慈烜想要收復台灣，但此時訓練海軍已為時過晚。要實現這一目標，他必須依賴鄭芝龍的艦隊來支持未來針對荷蘭人的軍事行動。儘管鄭芝龍的勢力龐大，但實際上並不難以對付。從原歷史來看，鄭芝龍在日後不聽其子鄭成功的勸告，執意投降清朝，並最終被清朝軟禁。這表明他在政治方面缺乏遠見和洞察力。
而且，歸根結底，鄭芝龍的勢力本質上是一群海盜的集合體。只要給予足夠的利益誘惑，就能分化他們之間的關係。朱慈烜深知這一點，因此他計劃通過巧妙的策略和手段，逐步削弱鄭芝龍的勢力，為將來的行動做好準備。同時，他也在積極培養自己在福建的勢力，以增強實力，確保能夠應對可能出現的挑戰。
為了能儘快讓直屬朝廷的海軍形成戰鬥力，朱慈烜將他之前命令紅星商會收攏的東江軍殘部和被紅星商會拯救的旅順遼民順勢擺到了台前。同時，他決定從北方沿海地區大規模招募海軍士兵，以充實海軍力量，並建立起一支強大的黃海艦隊。
此外，朱慈烜還下令在天津挑選一處優良的港口，作為北方造船公司、北方船舶研究所和北方船舶工業學校的所在地。這一系列舉措旨在加強海軍建設，提高造船技術水平，培養專業人才，從而推動國家航海事業的發展。
而且，隨著開海政策的實施，朱慈烜計劃在天津、山東、直隸、南直隸、兩廣、福建等地，挑選合適的地理位置建立對外貿易港口。這些港口將成為國內外貿易的重要樞紐，促進經濟繁榮。同時，還將設立海關，負責監管進出境的運輸工具、貨物、行李物品、郵遞物品和其他物品，徵收關稅和其他稅費，查緝走私，編制海關統計等工作。通過這些措施，可以確保貿易的合法性和安全性，維護國家利益。
拆分戶部的會議整整進行了兩天，這兩天除了確立政策在，大多數時間都是圍繞這些政策制定章程，並且在會後還需要對將要第一批上崗的官員進行一段時間的崗前培訓。
其餘五部的拆分工作都比戶部簡單，第二個進行拆分的是兵部。
建立國防部，國防部基本職能是：統一管理全國武裝力量的建設工作，如人民武裝力量的徵集、編制、裝備、訓練、軍事科研以及軍人銜級、薪給等。國防部並沒有實際軍事指揮權。
並且因為以後不再有軍戶這種情況存在，所以原來軍戶里年齡合適的青壯年男子都將會以民兵身份，登記在以後各地成立的人民武裝部民兵名單里。
除了原先的軍戶外，民兵的成員主要是來自農村和城市的青年和成年人，他們在平時從事生產勞動，農閒時集中進行軍事訓練，在戰時則參加戰鬥和保衛工作。
以原先農民起義軍為核心，建立生產建設兵團，現階段任務為協助北方被戰火波及的百姓重新建設家園。
建立國家總參謀部，在朝廷領導下，負責組織計劃軍隊的編制、裝備、訓練、兵役、動員、戰場準備、工程建設、作戰指揮、行政管理、後備力量建設等方面，並負責組織各部門的協同，調節和解決軍事工作中共同有關的各項問題。
兵部的拆分工作順利完成，接下來便是工部。工部的改革重點在於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和科技研發。朱慈烜成立了國家工業部與國家兵器研究局，統籌管理全國的工程建設和技術革新。同時，他還設立了多個專業分局，分別負責水利、交通、建築等領域的具體事務。
此外，朱慈烜鼓勵民間工匠參與工部項目，通過獎勵機制激發他們的創造力。他相信，只有充分調動民眾的智慧，才能讓國家的工部真正煥發生機。
並且還單獨成立工業發展委員會，意在監督應對工業發展中面臨的問題，並及時提出處理方案。
工部的拆分工作結束後，朱慈烜將目光轉向了禮部。他深知文化教育對於國家的重要性，於是決定對禮部進行深度改革。
朱慈烜成立了國家文化部，負責管理全國的文化藝術事業。此外，他還設立了教育總局，統籌規劃全國的教育體系，大力推廣普及教育，提高國民素質。
為了培養更多的優秀人才，朱慈烜將國子監改為北方大學，聘請名師授課，選拔有志之士進行深造。同時，他鼓勵學術交流，舉辦各種文化賽事，激發人們的學習熱情。
禮部的改革為國家的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也為國家的長遠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緊接著，朱慈烜開始著手改革刑部。他明白，一個法治健全的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朱慈烜建立了司法部，完善法律體系，加強司法公正。同時，他設立了警察部門，將衙役改為警察專職維護社會治安，司法部還成立了特別調查小組，專門打擊犯罪活動。
最後，朱慈烜對吏部進行了改革。他成立了國家人事部，負責官員的選拔、考核和晉升。朱慈烜推行了嚴格的選拔制度，注重德才兼備，力求選出真正有為的官員。同時，他建立了監察機構，對官員進行監督，嚴防腐敗現象的滋生。
其實他也不知道這些改革會對大明有什麼影響，但他明白一點，如果僅僅因為未知或者害怕就什麼都不做，那才是最糟糕的選擇。
畢竟無論他怎麼努力，總不可能讓大明變得更糟吧？所以，他決定勇敢地邁出每一步，哪怕前方充滿了未知和困難。
在地方治理方面，從縣令開始，他們的工作內容需要做出重大調整。以前的縣令既負責地方發展，又要處理案件、收繳稅款等事務，這樣的模式顯然已經無法適應時代的需求。因此，今後各地的縣令只需專注於轄區內的民生發展即可，而司法權則將被剝離出來，交由更為專業的司法部及其下屬機構負責；稅收工作則由專門的稅務局來承擔。如此一來，便可以徹底改變過去那種一個縣令能管天管地管放屁的混亂局面。
此外，縣令的選拔方式也將發生變化。不再是科舉結束後直接下放，而是從基層中挑選出表現優秀的人才予以提拔。而所謂的基層人員，正是那些通過科舉考試後被下放到基層鍛鍊學習的人。
最後在會議上決定了將於崇禎十二年二月二日改年號為共和，崇禎十二年將改為共和元年，共和這個年號取於周召（shao）共和，國人暴動攻入王宮，周厲王逃跑，政權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執掌，稱為共和。
為了展現新氣象，朱慈烜提議其餘人全票贊成，二月二日將於承天門進行一次大閱兵，以展現兵威之盛，並安定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