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3章 有為無為
重人輕事，政治制度、官僚體系都是圍繞治理人來建立的。
不只是古代中國，全世界的古代政治集團，基本都是如此。
區別是，思想體系比較完整先進的集體，認為把人管理好，所在的集體才能健康有序。
古代中國就屬於這種情況。
思想體系落後，甚至沒有發展出成體系的思想的族群，單純是不知道怎麼去做事。
只能通過簡單粗暴的管理人，來構建群體制度。
大多數政治群體，都是這種情況。
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府，則基本都是圍繞事兒建立的。
政府機構的職能也非常的具體，就是專門管某一件事兒。
俗話說的各管一攤，就是這種情況的體現。
也因此，現代政府非常龐大，機構人員眾多。
但優點是能實現精細化管理。
這也是工業化能夠實現的前置條件之一。
這事兒說起來簡單，實際上做起來非常難。
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大多數國家依然沒能實現這個轉變。
這一點都不誇張，『現代化』不是設立幾個機構，委派幾個官員就能實現的。
而是整個思想體系，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大轉變。
前面說過，任何體制都需要思想做為驅動力。
沒有偉大的思想，就不存在偉大的體制。
大多數國家，並沒有完成思想構建，只是模仿別人建立了一套體制。
實際上他們的內核依然是老一套。
這其中的原因非常複雜，既有本土既得利益群體的阻撓，也有先發國家的封鎖打壓。
有句話很殘酷但也很現實：生存與發展本就是一種奢侈，只是處在其中的人渾然不覺而已。
說陳景恪之前的種種變革，都是在打基礎，其實一點都不誇張。
因為之前所有的變革，從始至終都沒有觸及本質。
都是在傳統思想下，對已有的制度進行修補完善。
換個皇帝，很容易就能把他所做的一切廢除，重新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他之所以要兜這麼大的圈子，其實是在培養信心。
培養大家對變革的信心，更是在培養大家對他本人的信心。
同時也通過一次次體制變革，對傳統勢力做脫敏訓練。
今天只改變零點一，大家會覺得有改變但不多，可以接受。
明天再改變零點二，大家也覺得還好。
等過上十幾年再回頭去看，才陡然發現世界已經變了模樣。
這是在不進行流血革命的情況下，陳景恪能想到的最好的辦法。
目前來看還算成功。
所以他才順勢推出了大同思想，就是要嘗試完成思想上的大轉折。
他只弄出了一個框架，而沒有面面俱到。
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確實有限，另一方面是給其他學派留下生存空間。
這樣就能減少阻力。
他從來沒有想過，能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完成那個人的功績。
但他要給世人樹立一個標準，一個很高很高，無限接近於那個人的思想的標準。
即便三代五代，十代二十代人都無法完成，也無所謂。
種子已經種下，總有一天會發芽結果的。
現在對官僚體系的重構，就是一次觸及本質的變革。
不只是增加職位那麼簡單，更是要把政府機構的職能，從治心向治事轉變。
陳景恪停了一會兒，給眾人思考的時間，然後才繼續說道：
「基於以上原因，之前的官職設置非常簡單。」
「一個縣才兩三個命官，其餘都是輔佐的吏。」
「一旦朝廷想做什麼事兒，就會發現人手不足。」
「不可能指望這兩三個人包管一切，不說能力問題，精力也不足。」
「大明變革推進效率低，很大一方面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要想變革順利進行，就必須要扭轉這個思想，將單純的管人，變成管人和管事兩手抓。」
「甚至管事兒的重要性，還要超過管人。」
眾人心道果然如此，就是衝著這一塊來的。
就是不知道他要如何完成這個轉變。
大家都打起了十二分精神，生怕聽漏了關鍵的地方。
陳景恪掃視了一圈，見眾人一副認真聽講的樣子，很是滿意。
「為什麼管事兒的重要性，還要超過管人呢。」
「首先說說管人，所謂管人其實就是治心。」
「古人認為，將人心管好了，天下自然大治。」
「所以，華夏思想自古以來最重治心。」
「這一點其實沒有錯，世間的大多數矛盾，都是人心引起的。」
「人心不治，世界就不會安寧。」
「但錯就錯在，朝廷將治心作為了唯一手段。」
「老子說的很清楚，治大國如烹小鮮。」
「《詩經·檜·匪風》毛傳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烹魚則知治民。」
「朝廷只需要制定禮儀律法，來告訴人們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什麼是值得提倡的，什麼是應該反對的，以此來規範天下人的行為。」
「只要他們不觸碰到這個框架，就不要過多的去騷擾他們。」
「這才是老子清淨無為的核心。」
眾人再次頷首，這個道理並不新鮮，歷朝歷代對這方面也都有詮釋和拓展。
陳景恪也沒有過多贅述，他說這些也只是確定一個主基調，治心當採用道家的無為之法。
只要不違法，不違背公序良德，百姓想幹啥就幹啥，朝廷不要多管閒事。
可歷朝歷代能做到這一點的非常少。
更多時候是變著花樣的折騰人，最終將國家折騰沒了。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很大一個原因在於，他們分不清管人和管事的區別。」
「用管人的方式去做事，結果事事不成。」
「用管事的方法是去管人，結果百姓不堪其擾。」
「可以說，這是過於重治心而輕做事的必然結果。」
話題至此，終於進入了核心，為什麼要重做事。
陳景恪注視著眾人，說道：「為什麼要重做事？」
「先賢已經說的很清楚，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根據人類生存需求理論可知，生存才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
「你不能指望一群活不下去的人，去遵守所謂的法律。」
「想讓百姓遵守律法，必須要先讓他們活下去。」
「身無分文的時候，一文錢都能看在眼裡。」
「身上有一貫錢的時候，掉了一文也不會太心疼。」
「百姓能吃飽飯就不會造反，這是自古以來所有當政者都明白的道理。」
「再加上適當的約束，社會上的違法行為也必然會減少。」
「這就是唯物學裡面，物質決定意識的具體表現。」
這個道理並不複雜，很容易就能聽懂。
下面聽課的眾人豁然開朗，之前讀唯物論積累的種種疑惑，都似乎有了答案。對唯物學和大同思想，也有了更深的認識。
「然而在實際操作中，大多數的當政者，卻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或者意識到該怎麼辦，卻不知道要如何去實現。」
「就好比都知道要抑制土地兼併，這樣百姓才有地種才能有飯吃，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可具體要如何抑制兼併？並沒有太好的辦法。」
「靠每個縣的那兩三名官吏，怎麼可能管得住這些？」
「況且最熱衷於兼併土地的，恰恰就是這些官吏以及他們背後的家族。」
「最後百姓無立錐之地，為了生存只能鋌而走險。」
「朝廷卻還是將一切歸結於人心壞了。」
「然後試圖通過治心，來讓百姓安分守己。」
「這豈不是緣木求魚嗎？」
「可以說，既可悲又可笑。」
眾人被說的有些無地自容，因為他們也是同樣的想法。
陳景恪並沒有打擊貶低誰的意思，他只是就事論事。
只有將這一切說清楚，才能讓大家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做。
「做事的真正目的是為了什麼？為了增加社會上的財富總量。」
「更具體的說，為了生產出更多的糧食、衣服、藥品、器具等等，來改善百姓的生活。」
「通過滿足百姓的基本生存需求，來達到治心的目的。」
一席話說的眾人猶如醍醐灌頂。
原來如此，治事是為了滿足大家的基本生存需求，最終反饋到治心上去。
這和先賢的所提倡的思想並不衝突。
而是對先賢思想的拓展和具體化。
難怪他要提出人性需求理論，難怪他構建的終極理想世界，要求物資和精神雙滿足。
沒有物資滿足，精神滿足就不存在。
沒有精神滿足，物資滿足也沒有任何意義。
兩者是相互依存的。
「而且治事比治心要簡單。」
「心是最複雜多變的，也是難以掌控的。」
「凡是玩弄人心的，最後必將被人心反噬。」
「老子提出無為而治的思想，簡直太偉大了。」
「事不一樣，它更加的具體，好壞一眼可辨。」
「所以治事看起來繁瑣，增加了大家的工作量。」
「實則是將抽象的工作具體化，讓大家有跡可循，是一種職能的簡化。」
「比治心要簡單太多了。」
眾人總覺得這話很怪。
做事簡單嗎？恐怕一百個人有九十九個會說，比以前難太多了。
可只聽陳景恪的講解，又好像非常有道理。
具體哪裡出了問題，他們一時間也想不出來。
陳景恪也沒有讓他們多糾結，很快就給出了解答：
「為何大家普遍覺得，變法之後當官變得更難了？」
「原因有兩個，其一是不熟悉做事，就會覺得無所適從。」
「其二，說的難聽點，大多數人並沒有什麼為國為民的思想。」
「他們做官只是為了出人頭地而已，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想法，他們是沒有的。」
「對這樣的人來說，自然是治心更輕鬆。」
「什麼都不需要管，只要百姓不造反，按時把賦稅徵收上來就完事兒了。」
「多麼的輕鬆愜意啊。」
「可是你們去問問那些真正為國為民的好官，問問他們累不累。」
眾人再次陷入了沉思。
通過治心來達成國泰民安，真的輕鬆嗎？
看看范仲淹就知道了。
想要改變世道，卻不知道該怎麼著手。
嘗試著去做，卻遭到接連的打擊，最後鬱鬱而終。
他輕鬆嗎？
就算是被許多人罵的王安石，他真的就是為了禍國殃民嗎？
恐怕不是。
他是察覺到世道有問題，想要做出改變。
只是不得其法，最終好心做了壞事。
他快樂嗎？
不說前朝，看看陳景恪就知道了。
他是大家公認的君子。
為了變革殫精竭慮，沒人知道他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
以前大家都羨慕他的才華，羨慕嫉妒他在皇家心目中的地位。
可很少有人去想，他都付出了什麼。
恐怕沒人會認為他們輕鬆。
說白了，『治心』時代最適合自私擺爛的官吏，他們會覺得輕鬆愜意。
對於心懷天下的人來說，卻是災難。
治事不一樣。
它提出了具體的做法，要求官吏必須去做某些事情。
自私擺爛的官吏自然覺得不舒服。
我當官是為了享受，怎麼讓我『當牛做馬』起來了？
對於心懷天下的人來說則不然。
他們看到了讓國家變好的道路。
我只要如此去做，情況就會一點點好轉。
還有比這更值得開心的事情嗎？
他們會充滿鬥志，會對未來充滿希望。
說到這裡，陳景恪話鋒一轉，道：
「但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治心，無為而治只是不過多騷擾百姓，而不是什麼都不做。」
「朝廷必須要制定完善的禮法制度，樹立一些標杆，以此來規範人的行為，引導人們向善。」
「沒有正確的引導，社會風氣就會腐化……」
看看前世的西方國家就知道了。
他們只治事而不治心。
所以他們率先實現了現代化，也率先開始妖魔化。
其實很早以前就有人提出過這個問題。
做事和做人都要重視起來，至少也要做成一樣。
只不過當時那些人，是用這個理論來批評中國的。
認為中國事兒做不好，人也沒教好。
然後西方某某國家做的多好多好。
總之老公知言論了。
拋開立場問題，只看這個理論本身，其實是很有道理的。
一個現代國家，治心和治事都得做好，有一點做的不好都會出問題。
作為穿越者，陳景恪自然要吸取這方面的教訓。
在向治事轉變的時候，也不能將治心給拋下。
話題說到這裡，他終於說出了最終的結論：
「治事當有為，治心需無為。」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