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三九年聯共布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以來，直到今年的一九四九年，聯盟已經有整整十年的時間沒有召開全國性質的代表大會了，換句話說，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也已經有十年時間沒有進行大範圍的調整了，當然，之所以如此，也是有客觀原因的，畢竟持續四年多的衛國戰爭，將聯盟的整個建設進程都打斷了，從而導致十八大所確定的經濟建設中心任務未能完成。💚♢ ❻❾𝐒ᕼ𝐔𝔁.𝐂𝕆ｍ 😲💞而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聯盟的主要核心任務，並不是進行幹部隊伍的建設亦或是大政方針政策的重新制定，而是要將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戰後重建的工作中去，因此，早就應該召開的十九大，才會一再被拖延。
在維克托重生前的那個世界裡，有一種說法，說是聯共布的十九大之所以遲遲不召開，是因為受到了史達林同志的阻撓，而史達林同志之所以阻撓十九大的召開，是為了保持他個人在聯共布中央獨斷專行的權勢好吧，這種說法看上去似乎言之鑿鑿的，也頗有幾分可信，但在事實上，即便是史達林同志的個人威信足夠高，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阻撓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
按照正常的邏輯，只有在史達林同志個人威望不足，無法對布爾什維克黨施加足夠影響的情況下，才會有阻撓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企圖，可問題是，一旦他的個人威望無法有效控制局面的時候，全國代表大會是不是能夠召開，也由不得他說了算了。就像在維克托前世的時候，一九五七年，以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以及卡岡諾維奇等人為首的主席團成員，試圖罷黜赫魯雪夫，其結果，便是引發了大量中央委員的串聯，最終，由中央委員會做出決策，將莫洛托夫等人在內的主席團成員拉下了馬。
由此可見，若是史達林同志在黨內的威信不足，不足以牢牢控制局面的話，那麼他想要阻撓全黨代表大會的召開，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些能夠在黨內對他地位構成威脅的人，自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將他直接掀翻在地。
而反過來，若是他的個人威望足夠高，可以牢牢控制住局面的話，自然也就沒有必要阻撓代表大會的召開了，換句話說，在過去十年裡，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未曾召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其根本原因只是沒有召開的必要，或者說是條件不許可罷了，與史達林同志個人的意志關聯不大。
重生到這個世界已經足夠久了，維克托自然不會再將前世那些流言蜚語放在心上，他現在真正關心的，是布爾加寧所提出的這個建議，會不會在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員會中獲得通過，以及一旦建議獲得了通過，新的代表大會又將在什麼時候正式召開。
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什麼布爾加寧會在這個時候提出召開新一屆黨代會的建議？
其實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從宏觀的方面來講，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到現在，第四個五年計劃已經提前超額完成了任務：經過三年多時間的努力，聯盟已經完全醫治好了衛國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受到戰爭破壞，甚至是被戰爭摧毀的地區，得到了有效的重建；受損的重工業和鐵路運輸業得到了全面恢復；工農業生產回到並超過了戰前所擁有的水平；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水平，較戰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總而言之，在衛國戰爭結束之後所倉促制定的第四個五年計劃，完成的很順利，很成功。♞♢ ６❾ѕн𝔲x.𝐜ｏ𝐦 ☢🐊
從理論的角度來講，由於在衛國戰爭結束之後，聯盟並未召開過全國性的黨員代表大會，因此，在國家由戰爭狀態向和平時期過度的過程中，便缺少了一個統一思想，確定理論路線的過程，從整體上來看，在過去幾年裡，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思想其實是比較混亂的。
在衛國戰爭結束後的這幾年裡，聯盟內部在理論方面占據主流的，當然還是史達林同志所推行的理論體系，也就是所謂的史達林主義理論體系占據主導地位，但是，在這個前提下，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理論觀念，在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日丹諾夫同志的理論體系。如果對日丹諾夫同志的理論體系做一個概括的話，大致的內容就是：經濟上，主張更多的發展以日用消費品為主的輕工業，外交上，儘可能緩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政治上秉持更加開放、民主的氛圍等等等等。
正是因為這種思想上的不統一，才在聯盟內部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亂，比如之前的列寧格勒事件，其實就是由這種思想不統一所直接造成的。
布爾加寧在向政治局提交建議的時候，便明確的提出了這一點，他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思想必須達成一致，聯盟只能有一條路線，只能秉持一個方針，也只能有一個聲音，否則的話，就容易造成混亂的局面，而新的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就是為了實現統一思想的目的，結束此前的混亂局面。
布爾加寧同志提出的這個建議對不對？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其實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決策層所實行的方針路線，總歸是只能有一個的，政府可以實行多項政策，但卻不能同時實行多種基於不同施政目的的政策。
那麼，布爾加寧同志所提出的這個建議，真的完全是站在聯盟利益的角度上提出來的嗎？這個答案卻是否定的，他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一條建議，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目的，那就是對馬林科夫加以限制，甚至是在馬林科夫與史達林同志之間製造矛盾。
就像之前數次提到過的，隨著日丹諾夫同志的病逝，馬林科夫已經成為了史達林同志最有可能選擇的接班人，甚至可以說，這一點已經成為了既定事實。而為了能夠實現權力的順利交接，今後幾年裡，馬林科夫必須逐步的擴張其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影響力，增強個人威信，最重要的是，他需要逐步的形成屬於他自己的理論體系，從而讓黨內的同志們明白，一旦他成為聯盟的國家領導人之後，準備做些什麼，實行什麼樣的政策，帶領整個聯盟朝著什麼方向發展。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聯盟推行的一直都是史達林主義政策，現在，隨著史達林同志日漸蒼老，史達林主義政策顯然也已經有些過時了，過去一些被隱藏起來的社會矛盾，在最近幾年裡，也開始逐漸的顯現出來，可以說，如今的聯盟已經有了施行某種改革的必要，而日丹諾夫同志生前的時候，其實也是在朝著這方面努力的。
一如此前所說的，在如今的布爾什維克黨內，尤其是在地方幹部的群體中，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察覺到了單純推行史達林模式所存在的弊端，他們迫切希望中央領導層能夠做出一些改變，以解決甚至是緩和這些弊端所造成的矛盾，日丹諾夫同志在黨內威信的迅速提升，其實就是因為獲得了這些人的支持。♠♟ ➅９şĤ𝐮ⓧ.𝕔Ｏм 🍩😂
因此，如果在未來的幾年時間裡，馬林科夫想要得到黨內更多人的支持，從而樹立起自己的絕對威信，那他就必須做出改革的姿態，必須對過去二十多年時間裡，聯盟所一直尊奉的史達林模式，做出一定的修改。
如果說布爾加寧的這項提議晚幾年提出來，也就是說將此次黨代表大會向後推遲幾年，等到史達林同志逐漸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馬林科夫逐漸接過權柄的時候，再召開這次會議的話，那麼，馬林科夫自然可以順應黨內多數人的意見，提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施政理念。但是現在呢，史達林同志依舊還是聯盟中央的最高領導人，他依舊是黨的領導核心人物，在未得到他本人認可的情況下，馬林科夫是不可能推翻史達林模式，大張旗鼓宣揚他自己那一套理論體系的，他更不可能用自己的理論體系來全面替換史達林模式。
因此，如果黨代會在最近兩年裡召開，即便是馬林科夫能夠以史達林同志接班人的身份，在黨代會上做主要報告，以宣揚和闡述他個人的施政理念，其所宣布的理論體系，也只能是對史達林模式的小修小補，而理論路線的總體思路、主要方向，都不可能出現重大的改變，畢竟他需要考慮會不會招來史達林同志的反彈。
而若是他所推行的理論路線，只是對史達林模式的小修小補，卻拿不出足夠多的屬於他個人的東西，那麼其在黨內的威信就難以樹立起來，甚至可以說，黨內的很多幹部同志，會對他的執政預期感到失望，如此一來，他不僅無法擴大其在黨內的影響力，甚至還可能因此而失分。
自從一九三九年聯共布召開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以來，直到今年的一九四九年，聯盟已經有整整十年的時間沒有召開全國性質的代表大會了，換句話說，布爾什維克黨的中央委員會，也已經有十年時間沒有進行大範圍的調整了，當然，之所以如此，也是有客觀原因的，畢竟持續四年多的衛國戰爭，將聯盟的整個建設進程都打斷了，從而導致十八大所確定的經濟建設中心任務未能完成。而在戰爭結束後的幾年裡，聯盟的主要核心任務，並不是進行幹部隊伍的建設亦或是大政方針政策的重新制定，而是要將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戰後重建的工作中去，因此，早就應該召開的十九大，才會一再被拖延。
在維克托重生前的那個世界裡，有一種說法，說是聯共布的十九大之所以遲遲不召開，是因為受到了史達林同志的阻撓，而史達林同志之所以阻撓十九大的召開，是為了保持他個人在聯共布中央獨斷專行的權勢好吧，這種說法看上去似乎言之鑿鑿的，也頗有幾分可信，但在事實上，即便是史達林同志的個人威信足夠高，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阻撓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
按照正常的邏輯，只有在史達林同志個人威望不足，無法對布爾什維克黨施加足夠影響的情況下，才會有阻撓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企圖，可問題是，一旦他的個人威望無法有效控制局面的時候，全國代表大會是不是能夠召開，也由不得他說了算了。就像在維克托前世的時候，一九五七年，以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以及卡岡諾維奇等人為首的主席團成員，試圖罷黜赫魯雪夫，其結果，便是引發了大量中央委員的串聯，最終，由中央委員會做出決策，將莫洛托夫等人在內的主席團成員拉下了馬。
由此可見，若是史達林同志在黨內的威信不足，不足以牢牢控制局面的話，那麼他想要阻撓全黨代表大會的召開，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些能夠在黨內對他地位構成威脅的人，自然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將他直接掀翻在地。
而反過來，若是他的個人威望足夠高，可以牢牢控制住局面的話，自然也就沒有必要阻撓代表大會的召開了，換句話說，在過去十年裡，布爾什維克黨之所以未曾召開全國性的代表大會，其根本原因只是沒有召開的必要，或者說是條件不許可罷了，與史達林同志個人的意志關聯不大。
重生到這個世界已經足夠久了，維克托自然不會再將前世那些流言蜚語放在心上，他現在真正關心的，是布爾加寧所提出的這個建議，會不會在政治局以及中央委員會中獲得通過，以及一旦建議獲得了通過，新的代表大會又將在什麼時候正式召開。
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為什麼布爾加寧會在這個時候提出召開新一屆黨代會的建議？
其實這一點並不難理解，從宏觀的方面來講，從一九四六年開始到現在，第四個五年計劃已經提前超額完成了任務：經過三年多時間的努力，聯盟已經完全醫治好了衛國戰爭所造成的創傷，受到戰爭破壞，甚至是被戰爭摧毀的地區，得到了有效的重建；受損的重工業和鐵路運輸業得到了全面恢復；工農業生產回到並超過了戰前所擁有的水平；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技術水平，較戰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總而言之，在衛國戰爭結束之後所倉促制定的第四個五年計劃，完成的很順利，很成功。
從理論的角度來講，由於在衛國戰爭結束之後，聯盟並未召開過全國性的黨員代表大會，因此，在國家由戰爭狀態向和平時期過度的過程中，便缺少了一個統一思想，確定理論路線的過程，從整體上來看，在過去幾年裡，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思想其實是比較混亂的。
在衛國戰爭結束後的這幾年裡，聯盟內部在理論方面占據主流的，當然還是史達林同志所推行的理論體系，也就是所謂的史達林主義理論體系占據主導地位，但是，在這個前提下，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理論觀念，在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日丹諾夫同志的理論體系。如果對日丹諾夫同志的理論體系做一個概括的話，大致的內容就是：經濟上，主張更多的發展以日用消費品為主的輕工業，外交上，儘可能緩和與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的關係，政治上秉持更加開放、民主的氛圍等等等等。
正是因為這種思想上的不統一，才在聯盟內部造成了一系列的混亂，比如之前的列寧格勒事件，其實就是由這種思想不統一所直接造成的。
布爾加寧在向政治局提交建議的時候，便明確的提出了這一點，他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內的思想必須達成一致，聯盟只能有一條路線，只能秉持一個方針，也只能有一個聲音，否則的話，就容易造成混亂的局面，而新的黨代表大會的召開，就是為了實現統一思想的目的，結束此前的混亂局面。
布爾加寧同志提出的這個建議對不對？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其實對於任何一個國家來說，決策層所實行的方針路線，總歸是只能有一個的，政府可以實行多項政策，但卻不能同時實行多種基於不同施政目的的政策。
那麼，布爾加寧同志所提出的這個建議，真的完全是站在聯盟利益的角度上提出來的嗎？這個答案卻是否定的，他在這個時候提出這樣一條建議，其實有一個很明顯的目的，那就是對馬林科夫加以限制，甚至是在馬林科夫與史達林同志之間製造矛盾。
就像之前數次提到過的，隨著日丹諾夫同志的病逝，馬林科夫已經成為了史達林同志最有可能選擇的接班人，甚至可以說，這一點已經成為了既定事實。而為了能夠實現權力的順利交接，今後幾年裡，馬林科夫必須逐步的擴張其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影響力，增強個人威信，最重要的是，他需要逐步的形成屬於他自己的理論體系，從而讓黨內的同志們明白，一旦他成為聯盟的國家領導人之後，準備做些什麼，實行什麼樣的政策，帶領整個聯盟朝著什麼方向發展。
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聯盟推行的一直都是史達林主義政策，現在，隨著史達林同志日漸蒼老，史達林主義政策顯然也已經有些過時了，過去一些被隱藏起來的社會矛盾，在最近幾年裡，也開始逐漸的顯現出來，可以說，如今的聯盟已經有了施行某種改革的必要，而日丹諾夫同志生前的時候，其實也是在朝著這方面努力的。
一如此前所說的，在如今的布爾什維克黨內，尤其是在地方幹部的群體中，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察覺到了單純推行史達林模式所存在的弊端，他們迫切希望中央領導層能夠做出一些改變，以解決甚至是緩和這些弊端所造成的矛盾，日丹諾夫同志在黨內威信的迅速提升，其實就是因為獲得了這些人的支持。
因此，如果在未來的幾年時間裡，馬林科夫想要得到黨內更多人的支持，從而樹立起自己的絕對威信，那他就必須做出改革的姿態，必須對過去二十多年時間裡，聯盟所一直尊奉的史達林模式，做出一定的修改。
如果說布爾加寧的這項提議晚幾年提出來，也就是說將此次黨代表大會向後推遲幾年，等到史達林同志逐漸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馬林科夫逐漸接過權柄的時候，再召開這次會議的話，那麼，馬林科夫自然可以順應黨內多數人的意見，提出一套屬於自己的施政理念。但是現在呢，史達林同志依舊還是聯盟中央的最高領導人，他依舊是黨的領導核心人物，在未得到他本人認可的情況下，馬林科夫是不可能推翻史達林模式，大張旗鼓宣揚他自己那一套理論體系的，他更不可能用自己的理論體系來全面替換史達林模式。
因此，如果黨代會在最近兩年裡召開，即便是馬林科夫能夠以史達林同志接班人的身份，在黨代會上做主要報告，以宣揚和闡述他個人的施政理念，其所宣布的理論體系，也只能是對史達林模式的小修小補，而理論路線的總體思路、主要方向，都不可能出現重大的改變，畢竟他需要考慮會不會招來史達林同志的反彈。
而若是他所推行的理論路線，只是對史達林模式的小修小補，卻拿不出足夠多的屬於他個人的東西，那麼其在黨內的威信就難以樹立起來，甚至可以說，黨內的很多幹部同志，會對他的執政預期感到失望，如此一來，他不僅無法擴大其在黨內的影響力，甚至還可能因此而失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