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屆的珠戲年會——至今仍被人稱為「中國家屋遊戲」，而且往往被人當作經典之作加以引證——對於克尼克和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而言，可說是由他倆的勞績而來的一種善果，而對卡斯達里和教育委員會來說，也證明了他們徵召克尼克擔任珠戲的最高首長，是做對了。華爾茲爾、珠戲學園，以及英才集團，由此再度過了一次輝煌而又歡樂的慶會。此種年會，已有多年沒有像此次這麼熱鬧了，而這是自從卡斯達里有史以來，由這位年紀最輕、最受爭議的珠戲導師初次公開露面、小試牛刀的結果。尤足稱道的，是華爾茲爾決意補償、洗刷去年所招的敗績和恥辱。這次既沒有人病倒在床，又沒有被嚇壞了的代理人，在幸災樂禍的英才分子的冷酷封殺中，在雖然忠實，但有氣無力的膽怯職員的勉強支撐下，懷著恐懼緊張的心情等待大會的來臨。這次，這位導師、這位祭司長、這個飾以金銀的主要祭品，在以符號作成的莊嚴棋盤上面，以靜默無言、不可侵犯的神態，對眾發表他和他朋友合作的作品。他渾身放射著任何世俗集會不可企及的那種沉著、強勁，以及尊貴的光彩，在許多助手的簇擁之下進入大禮堂，有板有眼地依照規定的儀式指導他的年度大賽。他拿起一支發光的金筆，以優美的筆觸，一個字一個字寫在他面前的小板上，而這些清秀的字跡，便以珠戲的字體被放大一百倍，投射到大禮堂後壁的巨大看板上面，被數以千計的人悄聲拼讀而出，被發言人朗讀出來，播放到全國和世界各地。而到第一節完了之時，他便將那一節的節要公式寫在他的小板上面，以優雅動人的姿勢指示靜坐事項，放下金筆，登上他的座位，擺出完美的打坐姿態，而當此之時，在此大禮堂，在珠戲學園，在卡斯達里的里里外外，在全球的許多國家裡面，所有一切玻璃珠戲的忠實信徒，也都一起坐下來做與此完全相同的冥想，直到大禮堂中打坐的這位導師再度立起身來。這整個儀式，看來好像已經做過許多次了，但仍是一樣的新穎感人。這個抽象而又似無時間限制的珠戲世界頗富彈性，可以上百的微細差別反映一個人的心靈、口音、氣質，以及字跡，而這次的這個人是個偉人，其所得的涵養工夫足以使他自己的靈感遵從珠戲本身的不可破壞的內在法則。所有的助手和對手，英才選手，莫不皆像訓練有素的軍人一般服從指示，而他們中的每一個人，縱然只是在導師身邊奏樂或協助拉幕的人，好像都在依照他自己的靈思演出他的戲局一般。而那些群眾，擠滿會堂和整個華爾茲爾的廣大信眾，成千上萬的靈魂，都跟著這位導師踏上那神聖的曲徑，穿過無數多重次元的珠戲心象，而為這個儀式提供了根本的和弦與動人心魄的洪亮鐘聲——對於心地較為純樸的社區成員而言，可說是此次慶會帶來的最妙乃至唯一的感受，而對那些高明珠戲鑑賞家和英才批評家，以及珠戲助手和職員，乃至珠戲首長兼導師來說，亦可在他們之間喚起一種肅然起敬的情境。
這真是一次盛況空前的大會，連來自外界的使節也都感到了此點並加以稱道了；而在這幾天當中，亦為玻璃珠戲爭取了許許多多而永遠皈依的新信徒。但在這次為期十天的慶會結束後，約瑟·克尼克卻在此種勝利之光中對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結述此一經驗時，說了一些頗為奇異的話。「我們也許可以滿足了，」他說，「不錯，卡斯達里和玻璃珠戲都是美妙的東西，兩者都已接近完美的境地了。只是它們太完美、太美好了。它們實在太美了，美得使人才一想到它們就為它們擔憂了。我們只要想到它們也跟其他各種東西一樣註定有一天也要成為陳跡，心裡就不是滋味。雖然如此，但我們卻不得不想到此點。」有了這種歷史性的陳述，本傳的作者就不得不去探究此一工作之中最為微妙而又神秘的部分了。誠然，他很想將這件工作稍稍延後一點，以便乘著此等清楚明白而毫不含糊的情勢，繼續描述克尼克的成功、他的公職典範，及其人生的頂峰，但是，假如我們不將這位大師生活和性格中的雙重性或兩極性先做一番說明的話，那我們不但似有引人誤解之嫌，同時也離題太遠了——雖然他的這種特性，除了德古拉略斯之外，並無他人知曉。實在說來，從現在起，我們的工作將是：以克尼克心靈中的此種二分性，或其不斷交替的兩極性，作為他的天性裡面的主要特色，並如實地加以證實。實際說來，作為一位傳記作家，如果他認為應當完全以寫聖徒言行錄的精神來寫卡斯達里一位導師生平的話——ad maiorem gloriam castaliae（為了彰顯卡斯達里的光榮），他就不難將約瑟·克尼克擔任導師的那幾年時光——除了臨終那一段時間，完全寫成一系列光榮的業績，完成的任務，所得的成就。在只信文獻史實的史家眼中，克尼克導師的服職行為跟歷史上的任何珠戲導師一樣，不但無可指責，而且值得讚美，就是比之在華爾茲爾一窩蜂熱衷珠戲的時期擔任導師的羅德威克·華色馬勒，也不遜色。然而，克尼克擔任導師的職務，卻得了一個異乎尋常、特別轟動的結果——而在許多判官心中，更是一種可恥的結局，但這結局並不只是一種純粹的意外或不幸，而是一種完全合乎邏輯的前因後果。在此，我們的部分工作就在指出：此種結局與這位可敬導師的輝煌成就並沒有什麼牴觸之處。克尼克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位德范長昭的行政長才，是他那種高級職位的一種榮譽，是一位無可非議的珠戲導師。但他不僅看出，卡斯達里的光榮——甚至在他為它獻身的時候就已感到了——乃是一種有了危機而正在衰退的偉大。他參與它的生活之中，並非沒有顧慮，沒有懷疑——就像大部分與他同輩的卡斯達里人一樣——因為，他不但知道它的起源和發展，而且曉得它是一種歷史的實體，不出時間的範疇，免不了要受無情的時代浪潮的衝擊和摧殘。他對此種歷史脈搏的感觸，他對他本身及其活動所得的此種感受，就像一個在成長與轉變的血流之中運行的細胞一樣，早在他從事歷史研究的時候就在他的心中成熟了。這雖受了本篤會那位大神父約可伯斯的影響，但這種意識的根苗，很久以前就在他的心中出現了。不論何人，只要真正有意探測此種生活的意義，分析它的特性，都會輕而易舉地發現到這些內在的根源。
這個人，這個能在他生平最得意的一天，能夠在他第一次主持珠戲大會之後，能夠在他成功地發揚卡斯達里精神之後，說出「我們只要想到它們（卡斯達里和玻璃珠戲）也跟其他各種東西一樣註定有一天也要成為陳跡時，心裡就不是滋味——雖然如此，但我們卻不得不想到此點」這句話的人，對於自然的變幻無常和人為之事的可疑性質，在他尚未洞悉歷史的演變之前，早就有了哲學上的感悟。我們只要回顧一下他的童年時代，我們就會記起，每當他的一位同學因使老師失望而被英才學校降調一般學校，乃至從艾蕭爾茲消失而一去永不復返時，他就感到心情抑鬱而惶恐不安。據記錄所載，在被趕走的那些學生中，沒有一個曾是少年約瑟的好友；使他感到煩惱的，並不是為了個人的損失，並不只是因了這或那個人消失不見了。而是，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他兒時對於卡斯達里的永恆性和完美性所抱持的信心，起了輕度的動搖。他自己將他的奉召看得非常鄭重，乃至視之為神聖的使命，而有幸進入英才學校的其他孩子和青年，卻不知珍惜此種恩典而平白地將它丟了開去。這事令他吃驚，同時也顯示了俗世吸引人的魔力。此外，還有一點——雖然，關於此點，我們只能推想——就是：這類事情導致了他對「教育委員會絕不會錯」這種說法的懷疑，因為，該會經常把外面的學生選進卡斯達里，隨後又將人家趕將出去。至於這些批評當局的早期疑慮，是否也影響到了他的思想，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不管怎麼說，孩童時的他總是覺得，開除英才學生，不但是一種不幸之事，同時也是一種不當之舉，是一種醜陋的污點，而這種事情的發生，咎在整個卡斯達里。我們認為，這就是學童時代的克尼克之所以在此類情況中感到驚慌和煩惱的根由。在卡斯達里這個學區的範圍之外，另有一種與卡斯達里及其規則背道而馳的生活之道，既不為卡斯達里的體系所能接納，而卡斯達里又無法加以馴服和提升。並且，不用說，他也知道他的心中也有這麼一個世界。並且，他也有與支配他的那些法則背道而馳的種種衝動、幻想，以及欲望，而對這些，他只有設法用苦功逐漸加以克制。
他由此得出了一個結論：這些衝動，在其他許多學生心中，可能顯得十分強烈，以致衝破種種抑制而爆發出來，而使甘拜下風的學子背離卡斯達里的英才天地，走進另一個只受本能支配而不受教養節制的世界。在力求卡斯達里美德的人看來，那個外在的世界，有時似乎是一種邪惡的地獄，有時似乎是一種誘惑的遊樂場和鬥技場。若干代以來，已有不少有良知的青年體驗了卡斯達里規範的這種罪的觀念。而事隔多年之後，作了成年歷史學者的克尼克更加清楚地感到：如果沒有這種自我與本能的罪惡世界為其支持的實質和動力，歷史也就無從產生了，而像教會組織這樣崇高的造物，也是在此種濁流之中出生，遲早仍為濁流吞沒的產品。在克尼克的生活中，這就是支持一切強力活動、志趣，以及上進的基礎。對他而言，這並不只是一種理智上的問題而已。因為，它比其他的任何問題都更觸及他的最內自我，故而他感到他對它也有部分的責任。他的天性之一是，一旦見到他所信仰的理想或他所愛敬的國家、社會有了弊端，就會生病、憔悴，乃至死去。
我們沿著這條線索繼續上溯，來到克尼克初至華爾茲爾時期，他當學童的最後幾年，以及他與寄讀生戴山諾利相見的意義——關於這一點，我們已在適當的地方做了詳細的描述。卡斯達里理想的忠實追隨者，與來自俗世的普林涅奧所作的此種邂逅，不僅有其強烈而持久的影響，對於年輕的克尼克，亦有一種深切的象徵意義。因為，當時強加在他身上的那種艱難而又重大的任務，使他走上其後所走的道路，從表面看來，似乎完全出於偶然，但實際上與他整個的天性太切近了，致使我們情不自禁地要說他此後的生活，只是一再復演這個角色，且愈來愈能作完美的適應。不用說，他所擔任的這個角色，就是扮演卡斯達里的代戰者兼代表人。事隔十年之後，他又不得不面對約可伯斯神父重演一次，其後他又以珠戲導師的身份演到終了：演的雖是教會組織的鬥士兼代表，但他不但不息努力向他的對手學習，並且，他的努力旨趣，不在促進卡斯達里的嚴格隔離，而是使它積極地面對那個外在的俗世，並與之合作共勉。他與戴山諾利所做的那種演講競賽，多少還有一些遊戲的成分；但他與遠為實在的朋友對手約可伯斯神父所打的那種交道，就完全是認真不苟的事情了。他以這兩個對手為對象考驗了他自己，在與他倆所作的對抗里逐漸成熟，向他倆學了不少東西，而在與他們所作的辯論和觀點互換中付出了相當的東西。對這兩個對手，他一個也沒有擊敗；他與他們爭論的目的，自始就不在於此。但他成功地贏得了他倆的敬意，成功地使他們尊重了他所擁護的原則和理想。就算他與那位飽學的本篤會神父所作的辯論沒有直接導致實際的結果，但卡斯達里得以在羅馬教廷設立一個半官方的特使，亦是一種不小的貢獻——比起大多數卡斯達里人所能猜估的功勞要大出很多。
英雄不打不相識，克尼克與他的俗世同學普林涅奧·戴山諾利和本篤會那位智慧的老神父所做的舌戰之交，使他對與他本無多大關係的外在世界，有了相當的認識，至少是有了相當的直覺認識。在卡斯達里，能夠自稱有些認識的人，為數很少。自從他過了幼年時代以來，他一直就沒見識過或體驗過此種俗世的生活——除了居留瑪麗費爾斯那段時期之外，而那幾乎也沒有使他能夠結識真正的俗世生活。但他透過戴山諾利、透過約可伯斯，以及透過他的歷史研究，對於它的實際情境獲得了一種活生生的感受，他的這種感受，雖然大部分只是直覺的認識而少直接的體驗，但也使他比包括高層當局者在內的絕大多數卡斯達里同仁更能認知和接納那個世界了。雖然，他一向是個忠貞不二的卡斯達里人，但他從未忘記：卡斯達里只是整個世界的一小部分而已——儘管那是他最珍惜、最寶貴的一個部分。
他與佛瑞滋·德古拉略斯（那個難以相處的問題人物，那個卓越的珠戲專家，那個嬌生慣養、過于敏感，才到瑪麗費爾斯修道院與那些粗獷修士相處不久，就變得雞飛狗跳，乃至宣稱一個星期也待不下去，因而對在那裡待上兩年時間而毫無難色的朋友表示大為敬佩的純粹卡斯達里人）之間的友誼，究系怎樣的一種性質呢？對於這樣一種友誼，已有種種不同的想法，我們不得不排除其中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似乎仍待檢討。所有這些看法大概皆以此一持久友誼的根基與意義為何這個問題為其中心。尤其重要的是，我們不可忘了：克尼克與朋友相交，所扮演的角色，都不是尋找、追逐，乃至有求於人的搭檔——他與約可伯斯神父之間的關係，也許算是一個例外。他吸引他人而受到他人的欽慕、嫉妒、愛戴，只因為他具有高貴的氣質；而自從他「覺醒」的某一階段之後，他甚至就已意識到此種天賦了。只因如此，早在學生時代的初期，就已受到德古拉略斯的羨慕和討好了，但他一向與他保持一段距離。
雖然如此，但也有不少跡象顯示他確也喜歡這位朋友。就我們所知的情形而言，克尼克之所以對他發生興趣，並不只是因為後者具有卓越的才能，突出的風采和悟性——尤其是對一切珠戲問題的敏悟能力。克尼克特別感到興趣的，不僅是他這位朋友的長處，還有他的缺點，他的多病，使得其他華爾茲爾人感到煩惱且往往難以忍受的那些特性。這個怪人是個十足的卡斯達里人。他的整個生活情調，雖非外人所可想像，但與卡斯達里的文化氣氛和水準卻完全一致，若非他的性情太怪且過於難以相處的話，「卡城驕子」這個綽號對他倒是名實相當。可惜這個驕子簡直無法與他的同伴相處；他在他的同伴面前跟在他的長官面前一樣不受歡迎。他經常打擾別人，一再侵犯他人，因此，如果不是他這位細心朋友給他堅定的保護和引導的話，他早就毀在他自己的手裡了。因為，他被指為病態的地方，大體上只是一種缺陷、一種性格上的弱點、一種強固的執拗。他的態度與行為完全屬於個人主義，與教會制度根本不相為謀。他適應教會組織的生活，只是勉強合乎此種制度的要求而已。
作為一個卡斯達里人，他是一盞良好的燈，甚至是一盞光燦的明燈，因為，他不但有多方面的心智，對學術與珠戲兩者都很積極，而且能夠不眠不休地苦幹實幹；可惜他在性格上，在對教會組織與德育所持的態度方面，縱然不是一個十分低劣，也可算是一個非常平庸的卡斯達里人了。他的最大缺陷是經常輕忽打坐的工夫，從來不肯認真實行。實在說來，打坐的目的就在使人適應教會生活，並且，如加以適當運用，也許早就治好他的神經衰弱症了。由於打坐對他絕對有益，因此，每過一段行為不良、過於興奮，或心情抑鬱的時間之後，他的上級都要他在嚴格的監督之下依照規定實行打坐，以為鍛鍊。即連性情敦厚，寬於待人如克尼克那樣的人，也不得不時常採用這個辦法，藉以培植他的定力。毫無疑問的是：德古拉略斯是個十分任性、脾氣執拗而又不肯合群的人物。他經常賣弄他的知識和學問。他一旦戴上高帽子，就會變得得意忘形，而顯得才情煥發、口不饒人，靈思泉涌、大言不慚。但基本上，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傢伙，因為他從來不肯接受矯治；對於和衷共濟，以及個人與團體的關係，他根本不管。他只愛他的自由，永遠處於學生的狀態，寧願一輩子做那尾大不掉的獨行客、有才能的愚人和虛無主義者，也不肯走順從教會組織、以求安靜的路子。他對安靜滿不在乎，對於教會組織毫無敬意，對於申訴和孤立，也是心不在焉。不用說，在一個重視和諧和秩序的團體裡，他確是一個礙手礙腳、難以融化的分子。然而，雖有這種難以同化的麻煩，但在這樣一個注重整潔的小世界中，他卻是不安生命的一股永恆清泉、一種責備、一種諫言和警告，激發新穎、大膽、禁忌、無畏意念的一種警策，牧群之中一頭頑固不化的山羊。因此，在我們看來，這就是他的朋友克尼克之所以愛惜他的根本原因。
當然，克尼克對德古拉略斯的友誼，總是含有一些憐憫的成分。他為這位朋友所具的那種隱含危機，往往不快的狀態，付出了一份道義之交的感情。但是，如果僅憑此點的話，克尼克一旦肩負重職而為工作、任務，以及責任所累之後，此種友誼就不足以維持了。我們認為，德古拉略斯對於克尼克的重要性，實在並不亞於戴山諾利和約可伯斯神父。尤甚於此的是，他在克尼克的生活中，正如另外兩位一樣，乃是一個有力的要素，一扇展望新境界的小小門窗。我們認為，克尼克在這位奇特的朋友身上感到了一種典型的特色。隨著歲月的增長，他逐漸明白到：這是一個尚未出現的典型——除了德古拉略斯。因為，卡斯達里的生活如果沒有新境遇、新力量注入新生命的話，德古拉略斯可能就成了卡斯達里人的一個前兆了。跟絕大多數的孤獨天才一樣，德古拉略斯也是一個先驅。實際上，他是活在一個雖然尚未存在，但將來可能出現的卡斯達里之中，活在一個雖仍遠離俗世，但內部已因老邁、已因靜坐德育的鬆懈而日漸退化的卡斯達里之中，活在一個心智仍可高翔、仍可專誠致志於崇高目標的卡斯達里之中——但這個已有高度發展、自由翱翔的知性文化，除了以自高自大的心態欣賞它那嬌生慣養的成員之外，已經不再含有任何目標了。克尼克看出德古拉略斯一身而兼兩個特點：既是卡斯達里培植出來的微妙才華的具體化身，又是此等才能的失德、墮落的一個先兆。職是之故，若要避免卡斯達里淪為滿布德古拉略斯族類的夢魘之境，應該採取適當措施了。
此種危險雖然仍頗遙遠，但已出現了。正如克尼克所知的一樣，只要卡斯達里將它那貴族式的孤立圍牆築高一點，只要讓教會組織的紀律鬆弛一點，只要將教士的德育降低一點，那麼，德古拉略斯就會不再是一個怪人了；那樣的話，他就變成一個頹墮的卡斯達里的原始典型了。克尼克導師的深切洞察，他所關切的一切根源，乃是：此種頹廢的潛在勢力已經形成了。此種敗落的傾向已經存在了，實在說來，已經展開了。關於此點，假如這個未來的卡斯達里人，如果沒有活在他的身邊，如果對他沒有如此適切的認識，他也許要很遲才會明白，也許永遠沒有明白的一天。克尼克的敏銳本能使他感到，德古拉略斯是個危險的信號，就如一位很有悟性的醫生看出第一個得了某種新奇病症的患者一般。而德古拉略斯又絕對不是個泛泛之輩；他是一個貴族，一個才華出眾的人物。即將落在這位先驅人物德古拉略斯身上的此種怪病，萬一因為傳播開來，改變整個卡斯達里人的形象；這個學區和教會組織，萬一有了潛伏其中的那種退化的病態模樣的話，那麼，這些未來的卡斯達里人，可就不全都是德古拉略斯其人了？畢竟說來，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他那種難得的才能，他那種憂鬱的性情，他那種閃爍的熱度和絕妙的藝術手法；相反的，他們大都將會只有他那消極的一面：他那不可信賴的特性、他那浪費才能的傾向、他那缺乏紀律或沒有團體意識的性情。在焦慮不安的時候，克尼克似乎曾經有過此種陰暗的預感；因此，不用說，他必然費了很大的精神，才能克服心頭的這些暗影——部分以靜坐為法門，部分以積極工作為手段。
德古拉略斯這個案例，為克尼克嘗試以直接面對的辦法克服病態心理和脾氣障礙提出了一個頗有教益的範例。如果不是克尼克加以細心的觀察並予適當的引導，他這位危險的朋友可能早就遭逢可悲的命運了。尤甚於此的是，他必然會為珠戲學園帶來無止境的紛亂。就這樣，佛瑞滋自從成了一名英才分子之後，就已引起了不少這類的傾軋。這位導師運用巧妙的手段，一面使他這位朋友保持可以讓人容忍的狀態，同時為了珠戲運用他的天賦，展露他在這方面的長才。他永不厭倦地以耐心用這位朋友的長處克服他的怪癖，在應付人際關係的技巧方面，實在可以稱之為傑作或絕招。順便在此一提的是，如果將克尼克任內所主持的珠戲年會的風格特色做一個切實的分析，那將是一個很好的計劃，可以得到意想不到的發現（我們非常樂意向某些珠戲史家推薦這個工作）。這些如此莊嚴而又散發著可喜靈思和系統公式的火花，在韻律上如此光彩、如此富於創意，絕非自鳴得意的絕技可比擬的年會，它們的背後意念、它們的發展，以及它們那一系列靜坐觀想的見地，悉皆歸功於克尼克的運思，而珠戲技術上的精微修飾和次要細節的處理，則多半是與他合作的夥伴德古拉略斯的工作。對於後代而言，縱然是這些競賽會被人遺忘了，克尼克的生平和工作也不會失去它們的吸引力和適當性。但，我們感到非常幸運的是，所有這些，已跟其他一切正式珠戲一樣，不但都被記錄、保存了下來，而且，並不只是埋葬在檔案室里而已，還在我們的聖傳中活到今天，受到青年人的研究學習，被許多珠戲講習班和研習會奉為寶貴的範例。而他的合作者的名字，也跟著流傳了下來，倘非如此的話，早就被人忘得一乾二淨了，頂多也只是往昔許多逸聞趣事之中的一個怪異的影子人物罷了。
克尼克就這樣設法為他這位倔強難化的朋友佛瑞滋安排了一個位置，給了他一個能夠有效工作的範圍，因而，不但充實了華爾茲爾的歷史和文化，同時也使他這位朋友在世人的記憶中獲得了某種程度的不朽。順便在此一提的是，這位偉大的教育家，對於他對這位朋友所發生的教育影響及其真正基礎，頗有所知。這個基礎，就是他的朋友對他的愛戴和敬慕之情。如前所述，這位導師的和睦個性，他那與生俱來的駕馭意識，幾乎一開始就使他贏得了其他許許多多同輩和學生的好感，以致使他在維持他的權威地位方面，倚重此種特點更勝於運用他的職權——因為他有的是仁慈而又溫和的性情。他可以非常精確地感覺到一句善言問候或欣賞、一句退讓或輕視之言的效果如何。很久以後，據他的一個十分熱情的學生表示，某次，克尼克在課堂上和研習會中對他一句話也不說，就好像他根本沒有見到他一般，完全無視他的存在——並且表示，在他求學的那幾年所受的處罰中，以這一招最難忍受，但也最為有效。
我們之所以認為上述的回顧工作不可或缺，是希望我們的讀者能夠在克尼克的性格中體會到兩個相反的傾向。讀者既已跟著我們的敘述到了克尼克的卓著生平的這個頂峰時期，接著就要預備面對它的最後幾個階段了。在他生活中所顯示的這兩個傾向或相反性格——它所顯示的陰面與陽面——一方面是他對於忠於並毫無保留地奉事教會組織所顯示的保守傾向，而另一方面則是他對「覺醒」和體會實相所顯示的進步傾向。對於扮演信徒和忠僕的約瑟·克尼克而言，教會組織、卡斯達里、玻璃珠戲，都是不可侵犯的聖物。就其所扮演之覺悟的、有慧眼的、開拓者的角色而言，所有這些，不論價值如何，都是已經完全成熟的制度，而它們的奮鬥早已成了過去，故而也都有著老化、乏力，以及衰頹的危機。儘管支持它們的那個理念在他心中一直保持著神聖不可侵犯的狀態，但他也已體會到那個理念所撐持的這些特別形態，也是無常多變、容易腐敗、需要批評的。他所奉事的這個心智社團，它的力量和理性，都是他所敬服的；但他認為，如果將它本身的存在視為一切的一切，無視它對整個國家和外界的義務，那將是一種極為冒險的做法。如果這樣繼續下去，逐漸與整體的生命脫離關係，無疑的，勢非招致落敗的命運不可。早在若干年前，他對這種危機就有了預感；這就是他何以總是那樣遲疑不決，不敢貿然毫無保留地獻身玻璃珠戲的原因。這個問題，甚至是在他勇敢地為卡斯達里辯護的時候，在他與那些修道士，尤其是在他與約可伯斯神父討論的當兒，就以較大的勢力在他的心頭騷動了。打從他返回華爾茲爾就任珠戲導師之職之後，他就經常看到這個危機的顯著徵候，在他自己的部屬和其他部門的許多官員之間、在那些很有知識但頗為傲慢的英才專家當中，以及在他的朋友德古拉略斯那種非常感人但頗難纏的性格上面出現了。
他在就任導師之職、度過艱辛的第一年之後，恢復了他的歷史研究工作。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睜開眼睛檢討卡斯達里的歷史，沒用多久工夫就已感到：事情的發展並不如這個學區的居民所想的那麼順當。卡斯達里與外界的關係，它與全國生活、政治，以及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一直在衰退之中，已有數十年之久。雖然，在教育與文化問題方面，聯邦會議仍然就教於教育委員會，這個教學區域依然以優秀的教師供應全國，並對一切學術問題表示意見，但所有這些事情，早已成了一種例行公事和機械模式了。出身卡斯達里各科英才學校的青年，對於extra muros（校外）教學工作，如今愈來愈不熱心，愈來愈少自告奮勇了。全國各地的朝野人士亦愈來愈少向卡斯達里叩教了——而在此之前，卡斯達里的意見，曾被外界視為法律等等事項的重要範例而加以援引和聽受。如果將卡斯達里的文化水準與整個全國的教化程度做一個對比研究的話，顯而易見，這兩者不但沒有互相接近，反而背道而馳。卡斯達里的知識教育愈是受到過度特殊化的培植，俗世對這個學區就顯得愈是不相聞問，愈是不將它視為一種必備之物，一種每天必吃的麵包，愈是將它視為一種外來的異物，好似一件值得向人誇耀的珍貴古董，雖然不願白白丟掉，但卻因為缺乏實用價值而束之高閣。對於此種情形不甚瞭然的外人，雖將那種心智發展、道德教化，以及自我意識歸功於卡斯達里，但所有這些，已在實際生活之中失卻生機了。
全國人民對於這個教學區域的興趣，對於它的教育設施，尤其是對於玻璃珠戲所寄予的欣賞之情，像卡斯達里人對於全國人民的生活和命運所寄予的同情之心，也都在不斷的低落之中。克尼克早就體會到，此種彼此缺乏興趣的悲劇，咎在雙方，而使他感到悲哀的是，他身在珠戲學園擔任珠戲導師，所面對的完全是卡斯達里人和珠戲專家。因此之故，他才愈來愈勤於初級的課程，愈來愈想接近幼年的學生——因為，他們的年紀愈小，與整個生活和外界的關係也愈密切，所受的壓制、訓練，以及殊化的程度也就愈少。他對世間、對人民、對那種無思無慮的生活，時常感到一種狂熱的嚮往之情——認為這樣的生趣仍然存在於他所不知的那個世界之中。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也不時為此種嚮往之情，此種空虛之感所動，而渴望生活在比這遠為清淨的空氣之中。對於這個問題，教育委員會亦頗熟悉，至少它也不時尋求解決的辦法，譬如加強體操和遊戲，推行各種手藝和園藝的實驗，如此等等。假如我們的觀察沒錯的話，教會組織董事會最近有了一種傾向，放棄某些過於精細的專業課目，藉以強化靜坐的練習。縱然不是命運的懷疑者或先知，縱然不是教會的叛離分子，也可以承認克尼克的看法是對的，因為他在距今很久之前就已看出：我們這個複雜而又敏感的共和國器官，已經成了一種老邁的組織，已有不少方面亟需更新了。
如前所述，我們發現，就任導師之職後第二年，他曾恢復歷史研究的工作。除了探索卡斯達里的歷史外，他曾利用不少餘暇拜讀約可伯斯神父所寫與本篤會史有關的各種篇章和專論。並且，他不但找機會抒發他對某些歷史問題的看法，而且在與杜布瓦先生和科柏漢的一位語言學家（此人身為教育委員會秘書，故能經常與會）交談的時候再度引發他對歷史的興趣。對他而言，這種交談不但是一種賞心樂事，同時也是一種令人鼓舞的休閒活動，因為在他日常所見的同事之間，就是缺乏此種機會。實在說來，在這些同事之中，一個漠視歷史問題的具體人物，就是他的朋友佛瑞滋其人。我們在許多資料裡面發現一紙談話筆記，德古拉略斯在這次談話中硬是主張：歷史完全不是卡斯達里人宜於研究的科目。
「當然，談到歷史詮釋，談到歷史哲學，人們不妨出之以機智的、諧趣的，甚至情緒的語氣——只要有其必要，」他如此宣稱，「談論歷史哲學，跟談其他哲學一樣，其中自有不少趣味，因此，如果有人願意以此自娛，我自然沒有理由反對。不過，這種玩意的本身，這種娛樂的話題——歷史，是一種既陳舊又不祥、既可怖又沉悶的遊戲。我真不懂，何以有人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它上面。它的唯一內容，只是人類的自大和權力的鬥爭。從事此種爭鬥的人，總會高估它的身價，總會歌頌他們本身的那種事業——但他們所追求的，只是那種殘暴的、獸性的、物質的權力——不是卡斯達里人心中所想的一種東西，縱然想到，也不會將它看在眼裡。世間的歷史，只不過是一連串弱肉強食的枯燥記述而已。將真實的歷史，亦即沒有時間性的心靈歷史，與這種老朽的、愚蠢的權力鬥爭，與在光天化日之下爭一席之地的爬藤相提並論，這種事情的本身，就已背叛了這種活生生的精神，更別說是將兩者扯在一起，企圖以此釋彼了。這使我想到一個在19或20世紀相當流行的一個宗派，因為它的成員真的相信：古代人民所以奉獻犧牲、崇拜神祇、建立神殿，以及傳播神話，乃至做其他種種愉快的事情，顯然都是由於食物或工作不足或過多的關係，顯然都是由於工資和糧價不太平衡的結果。換句話說，他們相信，藝術與宗教只是一些表面的裝飾而已，所謂高居人類之上的那種觀念，所關注的問題，亦只是飢餓和飲食罷了。」
克尼克耐著性子聽他滔滔不絕把這一席話講完，然後謹慎地問道：「思想、文化，以及藝術的歷史，與其他的歷史之間，難道也沒有某種關係麼？」
「絕無關係，」他的朋友叫道，「那正是我要否定的一點。世間的歷史，只是與時代所作的一種競走，只是為了求利，為了抓權，為了掠奪財寶而做的一種打劫。凡是手握實力、好運當頭，或當利不讓的人，都不會錯過他的機會。思想、文化，以及藝術的造詣，與此正好相反。它們總是擺脫時間的奴役，從人類的本能糞坑和懶散泥淖掙脫出來，登上一個更高的層次，進入恆常不變，不受時間束縛的神聖境地。它們是完全非歷史的，反歷史的。」對於這個論題，克尼克讓德古拉略斯繼續了一會兒，對他的誇張之詞以一笑置之，而後平靜地以如下的評述為這次對話做了一個結語：「你的愛好文化和心靈產物，對你是一種頗為光彩的事情。但要曉得，文化的創造並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那樣可由我們充分參與的事情。柏拉圖的對話錄，或以薩克的合唱曲——所有一切我們稱之為心靈產物、藝術作品，或具象精神的東西——都是為了追求淨化和解脫而作的一種奮鬥結果。借用你的話說，它們都是擺脫時間的奴役，進入自在永恆之境的東西，而在絕大多數的情形之下——此類作品裡面的上乘之作，都是洗盡鉛華，淘盡煩惱渣滓的純精上品。我們能有此類作品，是非常幸運的事，不用說，我們卡斯達里人幾乎完全為它們而活；我們所剩的唯一創造工作，就在保存它們。我們永恆活在這些作品具體表現的那種超越時空和衝突的境界裡面，而對這些作品，若非為了它們，我們就一無所知。而我們更上一層樓，進入純粹心靈的或純粹抽象的境界——假如你喜歡這麼說的話：在我們的玻璃珠戲中，我們將聖哲和藝術家們的那些作品分解成為它們的組成要素，從它們裡面求出組合的規則和模式，而後搬弄這些抽象概念，就像搬弄積木一般。當然，這一切都是很好的；否則的話，就不會有人爭論了。但要曉得，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一輩子完全呼吸和吃喝抽象概念而不做別的。歷史對於華爾茲爾的教師感到值得一試的事情具有重大的支配力：它可以處理現實問題。抽象符號是很美的東西，但我認為，生而為人，也得呼吸空氣，也得吃些東西才行。」
克尼克經常抽空去看衰老的前任音樂導師。這位可敬的老人，儘管體力日漸衰退，並且久已喪失言語的習慣，但精神卻一直保持澄明安靜的狀態。他並沒有生病，而他的死亡也只是一種漸進的精神化，一種肉體物質和功能上的逐漸消減，因此，他的生命力也就逐漸向他的兩眼和他那副雖在消瘦但仍有光彩的面部集中。在蒙特坡大部分居民的眼中，這已是大家熟知、敬重的景象。只有克尼克、費羅蒙蒂，以及年輕的彼特洛斯少數幾個人，有幸沐浴於這種落日餘暉和逐漸淡化的純潔無私的生命慈光之中。他們這幾個人，首先調適心情，然後步入老人坐著的小室，如此便順利地走進靈魂脫離肉身的這種柔和光輝之中，隨著老人靜靜地趨向完美之境。他們就在此種極樂的時刻逗留於這個靈魂的透明氛圍裡面，猶如處身於一種無形的輻射之間，諦聽那種脫俗的神秘音樂，而後帶著清淨的心情和充足的精神恢復日常的生活，就像從一座高山的絕頂上面返回一般。
一天，克尼克收到他的訃聞。他匆匆趕到蒙特坡，看到老人躺在床上，據說是安然而逝，瘦小的面孔皺成了一幅沉默的古字和奇異的花紋，成了一幅雖不再可讀，但仍傳達微笑和極樂的魔術圖案。克尼克接在現任音樂導師和費羅蒙蒂後面發表致哀之詞，他既沒有歌頌這位已有所晤的音樂聖哲，也沒有表彰這位師表的偉大之處，更沒有以他是卡斯達里最高統治階層的最老成員而讚揚他的仁慈和智慧。他只說到這位老人垂暮和逝世的從容之情，只是談談這位老人精神的不朽之美，因為這些都曾透過他本人傳達給與他老人家共享最後時光的朋友。
我們從克尼克的幾份供述中得知，他本想為這位前任導師寫傳，但因公務纏身，使他無暇顧及此事。他已習於克制自己的私慾了。其次，他曾對他的一名教師表示：「可惜，你們學生猶未完全明白你們的生活是多麼快樂和富裕。不過，我做學生時也沒什麼兩樣。我們研究、工作，不浪費太多時間，以為這樣就可以自稱勤學、用功——但我們幾乎不曉得我們能夠做到的一切，不知道利用我們的自由所能辦到的一切。而後，我們突然接到教階組織的徵召，上級需要我們了，要派給我們一個教職、一個任務、一個崗位，從此升了一級，沒想到自身陷入了公務的羅網，愈想活動，困得愈緊。雖然，所有這些工作的本身，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一樁樁、一件件，都得在適當的時候完成，而每天的工作卻又多於辦公的時間。那也只好接受了；我們不想與眾不同，但是，假如我們想到，在教室、檔案室、秘書處、醫務所、會議室，以及公差之間——只要我們想到我們曾經擁有和已經錯失的自由——自選工作的自由、隨意研究的自由，我們不但會非常渴望那些日子，而且會作如是想：我們若能再有那樣的自由，一定要充分享受它的樂趣，充分發揮它的潛力。」
克尼克有一種突出的稟賦，可以使他的學生和職員各展其長，以為教會服務。他為各種任務和各種職位遴選人才，特別細心。他為部下所作的報告，顯示他的判斷十分深切，尤其是對性格的觀察，特別敏銳。其他的官員時常向他請教如何處理性格上的問題。譬如前任音樂導師的那位最後得意門生彼特洛斯，即是一例。這個青年人是個典型的安靜熱狂者，伺候前任導師時扮演伴侶、護士，兼信徒的角色，扮得非常之好。但當前任導師辭世而他所扮的這個角色自然終止之後，他卻陷入了一種憂鬱症的境地。當然，這不但可以諒解，亦可稍予容忍。但不久之後，他這個毛病變得愈來愈糟，以致引起了蒙特坡現任音樂導師魯德威格的嚴重關切。因為他賴著要繼續留在已故導師臨終時所住的茅舍之中。他守護著那個茅屋，小心謹慎地使得其中的家具和布置保持原來的樣子，尤甚於此的是，他要將這位導師過世時所住的那個房間當作一種聖堂，而將其中的安樂椅、臥榻，以及芒琴，視為一些聖物。除了照顧這些遺物之外，他的唯一活動就是守護他所敬愛的先師的墳墓。他認為他的終生天職就是永遠崇拜這個死者，永遠看守與這個死者生前相關的地方，就如他是一個照顧聖堂的忠僕一樣。他也許要眼看著這些處所變成朝聖的地方吧！送葬之後，起初幾天他不吃東西，接著就以導師臨終前幾天所用的微量食物為限。看來他似乎走火入魔，大有效法導師，隨他同赴黃泉的意欲。但因他難以如此繼續下去，於是便改變做法，而以這些庵堂和墓園的永久看守人自任，作為永久的紀念。由此看來，顯而易見的是，這個天生頑固的青年，在有過一度特殊的地位之後，如今因為想要繼續守住那個位置而不欲恢復日常的生活義務；毫無疑問，他已暗自感到他已不再能夠勝任那些事情了。「順便一提：奉派伺候先師的彼特洛斯那個傢伙發瘋了！」費羅蒙蒂在寫給克尼克的一紙便函中如此尖刻地報告道。
嚴格說來，蒙特坡的音樂學生發生什麼問題，華爾茲爾的珠戲導師大可不必煩心，不必因了多管閒事而加重本身的責任負擔。但事情愈來愈糟，那個青年終於不得不被迫遷出那個茅舍了，而他的激動卻並未因為時間的拉長而消退。他仍在哀傷之中，心情混亂到了避不見人的地步，乃至無法接受一般的犯戒處罰。由於他的師長知道克尼克對他頗有慈心，因此，音樂導師辦公室里的人就向他叩教並要求排解，同時將這個犯戒的學生送到療養院的密室中加以監視。
克尼克本來不願介入這件麻煩的事情，但因他曾為這件事動過腦筋，故而決定助他一臂之力，就鄭重地接了下來。他提議將彼特洛斯置於他的翼護之下，以便相機而行，但必須不將他當作一個常人看待，並准許他單獨出外旅行，以便作為一種試驗。他給音樂導師辦公室寫了一封信，信里附了一紙簡單懇切的邀請函，邀請彼特洛斯到華爾茲爾略事盤桓，並且暗示他希望一敘前任音樂導師臨終之前幾天的情形。
蒙特坡方面的醫生勉勉強強地同意了這個辦法。克尼克的邀請函轉到這個學生的手中，結果正如克尼克所預料的一樣，對於這作繭自縛的青年而言，最受歡迎、求之不得的事情，莫如趕快逃出這種可悲的困境。彼特洛斯不但當下同意了這個邀請，同時也接受了適量的餐飲，而於得到旅行許可後，立即徒步出發。他在良好的情況之下到了華爾茲爾。由於克尼克吩咐在先，大眾對他那種神經質的舉止都只當視而不見。他被安插在來檔案室查考資料的外賓當中，使他感到，既沒有被人看作罪人或病人，也沒有被視為超於常情的人物。畢竟說來，他還沒有病到不能欣賞此種愉快氣氛的程度，因此，他也就踏上了這條為他鋪好的重返人生的道路，儘管在他初到的幾個星期之間，對於珠戲導師而言，他仍是一個不小的累贅。克尼克假裝派他一件差事，要他在嚴格的督導下將先師所做的最後音樂演習和研究記載下來，並且要他在檔案室做些小小的常規工作，藉口說是目前檔案室人手不夠，一時忙不過來，如果他願有暇時去助一臂之力，真是再好不過。
簡而言之一句話，這個暫時誤入歧途的學子又被導上了正路。等他逐漸安靜下來，並且似乎可以適應教士生活之後，克尼克便開始對他施展一種直接的教育影響。這位導師以一系列簡潔的談話解除了這個青年的妄想：將已故的音樂導師當作一種偶像崇拜的對象加以崇拜，在卡斯達里，既不是一種宗教行為，也不是一種合乎情理的勾當。不過，儘管他看來似乎已經痊癒，但因他仍然害怕返回蒙特坡，於是，克尼克便給他委派一個職位，要他在一所英才學校擔任低年級助理音樂教師。有了這樣一種職掌或資格，從此之後，他的行為也就變得頗為令人滿意了。關於克尼克所做的精神治療和陶冶感化工作，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許許多多的實例。但更重要的是，有不少年輕學生，由於受到他的人格薰沐，因而克服生活上的障礙，體會卡斯達里的真正精神，恰如克尼克本人當年受前任音樂導師的人格感化一般。所有這些例子都可證明：這位珠戲導師什麼都是，就不是一個問題人物；所有這些情形，莫不證明他是一個健全而又均衡的人。不過，他如此好心盡力幫助性情欠穩而又危險的人物，例如彼特洛斯和德古拉略斯等人，卻也暗示了他對卡斯達里人所患的此類病症或其易感特性具有一種高度警覺的感受能力。這表示出，自從他第一次「覺醒」之後，對於卡斯達里生活中固有的問題和危機，一直保持著警醒的感應。不用說，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不假思索地或自以為是地拒絕正視此等危機，唯有大勇不忮的他無法任其發展。在絕大多數當權同事當中，他可以說是一個不同流俗的人，因為，他的同事雖也看出這些危險，但原則上卻又視之為空穴來風。他不但看出這些問題的發生，並且因為他熟知卡斯達里的早期歷史發展而將處於此類危險當中的生活視為一種奮鬥，而這也是他已證實的一點。他喜歡面對危險，而絕大多數的卡斯達里人，卻把他們的社區和他們在這個社區裡面所過的生活視為一首純粹的田園詩。此外，他還從約可伯斯神父縱論本篤會教團的著作中吸收了這樣的觀念：應將教會視為一個戰鬥的社群，並將虔誠視為一種戰鬥的態度。「不知妖魔鬼怪為何物，」某次，他如此說，「不與妖魔鬼怪周旋到底，便沒有什麼尊貴而又高尚的生活可言。」
在我們這個教學區域之中，占據高位的人士之間很難見到顯然的友誼表現。因了這個緣故，當我們發現克尼克在就任珠戲導師的最初幾年竟未與他的任何同事建立這樣的關係時，也就不足為怪了。他不但打從心底喜愛在科柏翰任教的那位古典語言學家，對於教會組織的董事們亦有深切的敬意。但在這些關係中，個人的感情幾乎都被排除了，私下的關切幾乎都被表面化了，以致超過公務合作的親密關係幾乎都無從建立了。雖然如此，但也有這樣的一種友誼確確實實地在發展著。
由於教育委員會的秘密檔案非我們所可得而窺視，因此，克尼克出席會議時的態度如何或怎樣投票，就只有從他偶爾對朋友所作的談話之中去推斷了。在他上任之初，每逢出席此類會議時，他都保持沉默，後來他雖開口說話了，但那似乎也是難得一見的事情——除非他本人必須提出某種動議。有人述及，他很快就學會了教階組織高層人士的傳統語調，並以優雅、巧妙，以及機智的態度加以運用。如眾所周知，我們教階組織的頭頭們、教會組織的導師們和董事們，都以一種小心演示的儀式做法彼此相待。尤甚於此的是，他們彼此之間的異議愈多，爭論的問題愈大，就愈是小心謹慎地運用老練而又嚴格的禮數，不知始於何時，但這已經成了他們的習慣、傾向，甚或秘密的規則。這種禮式大概是從過去的儀式及其可能含有的其他功用一齊傳了下來，主要的目的系被作為一種安全氣閥或活門加以運用。討論報告時運用極為禮貌的語調，不但可使當事人避免情緒發作，有助他們保持無懈可擊的氣度，而且可以維護教會組織和高層當局者們本身的尊嚴。它為他們穿上大禮長袍，並以神聖面紗將他們遮掩起來。毫無疑問的，這就是此種互相恭維的微妙藝術的理論基礎或根本理由了——儘管成了學生不時取笑的對象。在克尼克當權之前，他的前任湯瑪斯·馮·德爾·卓夫導師，就曾是此道的一位特別受到欽慕的大師。實在說來，就此而言，克尼克既算不上他的繼承人，更不是他的師法者，但更甚於此的是，他是禮儀之邦的一個信徒，因此，他的禮法就較圓融而少譏諷。雖然如此，但在他的同事之間，他也被視為此種禮術的能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