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個故事已經接近尾聲了。正如我們曾經指出的一樣，我們對於這個結局只有殘破不全的認識，與其說它是史實的記述，毋寧稱之為傳說的鋪敘。事非得已，我們只好以此為滿足了。因此，我們樂意以一份真實的文件，亦即我們這位珠戲導師親自遞呈卡斯達里當局的那份連篇累牘的備忘錄，來充實克尼克傳的這個倒數第二章的內容，因為這裡面含有他何以要做此決定並請求准予辭職的理由。
正如我們已曾一再說明的一樣，約瑟·克尼克對於他曾刻意準備的這份備忘錄，已經不再認為有何效果了。不僅如此，並且，我們還得承認，等到那一刻來臨之時，他甚至還希望他既未寫過，亦未遞過這份「陳情書」哩。在不知不覺中對於他人產生一種自然影響的人，都會遭遇到這樣一種命運；因為大凡對人產生這樣一種影響的人，自然難免要為它付出相當的代價。儘管這位導師曾因獲得德古拉略斯的支持，並使他成為這個計劃的後援與夥伴而感到高興，但其結果卻遠遠超過了他原先構想或希望的程度。他哄騙或誤引佛瑞滋去體會一件連他自己都已不再認為有何價值的工作；但到他這位朋友將其勞作的結果呈獻給他時，他也就不再能夠自食其言了。何況這份差使的本來意圖就在使得佛瑞滋較能忍受他倆的別離之苦，而今又怎能置之高閣而不使他的朋友感到惱火和失望呢？當此之時，我們不難想像，克尼克寧願直截了當地辭去他的職務並宣布退出教會組織，也不要轉彎抹角地去遞這份「陳情書」。因為在他看來，那簡直是一出十足的鬧劇。但為了德古拉略斯著想，他不得不再耐著難耐的性子再耐上一些難耐的時候。
毫無疑問，他這位孜孜不倦的朋友所寫的這份稿件，如能聽候我們支配的話，那將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雖然它裡面所含的內容，主要是用來作證或舉例的史料；但我們可以大膽地推定，它對聖秩制度與這個世界及其歷史，亦有不少尖銳而又機智的諷刺。不過，縱使這份花費數月心血寫成的文件至今仍未散失——非常可能——在此，我們也只有忍痛割愛，為什麼？因為我們這本書根本沒有適當的篇幅可以容納。
在此，我們所能注意的，只是這位珠戲導師如何運用其友人所寫的作品。當德古拉略斯正正經經地將這份文件呈給他時，他不但表示了誠摯的感謝和欣賞之意，並且當面要求佛瑞滋加以朗誦，因為他知道這樣做會使他的朋友感到如何高興。因此，德古拉略斯一連用了多天的時光，每天以半個鐘頭的時間，在導師的花園裡面——因為時值夏季——興高采烈地誦讀若干頁數，往往因了兩人的連珠笑語而中斷片刻。不用說，這幾天是德古拉略斯的得意時刻。雖然如此，但讀罷之後，克尼克還是閉門索居，草擬致教育委員會的函件。我們且將這紙函件的原文照錄於此，不再另加按語。
珠戲導師致教育委員會函：
種種不同的考慮，促使我這個珠戲導師，在這份比較含有私人性質的備忘錄中，而非在我的公務報告裡，向委員會提出一個特別的懇求。儘管我將這份備忘錄附於目前該送的公務報告中，並以此靜候官方的函復，但我寧願將它視為寫給服職同仁的一封傳閱函件。
按照規定，每一位導師都有責任將他在執行職務時所遇到的障礙或危機報告委員會。儘管我已盡我所能地努力從公了，但我本身職務的執行還是受到了（或在我看來似乎是受到了）一種危機的威脅，而這種危機似乎只在我的本身——雖然，那也許不是它的唯一出處。且不論怎麼說，我看出我服職珠戲導師的適任性受到了危害，而這種危害出於非我所能控制的環境。簡而言之一句話：我對我自己能否圓滿執行公務的能力開始有了疑問，因為我認為玻璃珠戲的本身已經陷入了一種險境。我寫這份備忘錄的主旨，就在欲使委員會相信此種危機已經存在，而我既然有些警覺，也必須儘早另謀出路。
請容我用一個譬喻來說明此種處境：有一個人，坐在一個閣樓里從事一項微妙的學術研究工作，他突然發現樓下發生了火災。當此之時，他既不能考慮救火是不是他的責任，更不能去想是不是先完成他自己的工作再說。他只有趕緊跑下樓去，盡力挽救整個屋子要緊。在此，我坐在我們卡斯達里大廈的頂層，以精密而又敏感的儀器操持我們的玻璃珠戲，但我的本能告訴我，我的嗅覺通知我，下面已有某種東西著了火，即將危及到我們的整個建築，因此，我此刻要做的工作，既不是分析音樂的微妙之處，亦不能解釋珠戲的規則，而是趕快衝到冒煙的地方，立即將火撲滅。
我們教會組織的兄弟，大都將我們卡斯達里、教會組織、學術體系、教育制度、玻璃珠戲，以及與之相關的一切，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就像絕大多數人將他們所吸的空氣和所立的土地視為天經地義的東西一般。幾乎沒有人想到此種空氣和土地會有失去的時候，幾乎沒有人想到我們也許會有缺乏空氣的一天，乃至發現我們腳下的土地忽然不翼而飛了。我們有幸受到妥善的保護，得以生活在這個清靜而又愉快的小世界裡，而說來似乎奇怪的是，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卻抱持這樣一種虛妄的想像，以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我們生來就在它的裡面。我本人雖在此種極其愉快的妄想之中度過年輕時代，但我完全明白我並不是生來就在卡斯達里，而是由教育當局將我送到這裡加以培植。同時我也知道，卡斯達里、教會組織、教育委員會、英才學校、檔案處所，以及玻璃珠戲，既非本來就有，亦非自然產生，而是後來的人為造物，雖然頗為高貴，但也跟其他一切人為造物一樣無常不實。我早就明白此點，但它對我沒有實感；我只是沒有善加思維，只是未加注意，並且我還知道，我們中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仍將在這種奇妙而又恰意的妄想之中生活，死去。
然而，正如過去沒有教會組織，沒有卡斯達里而有幾百年，幾千年的黃金時代一樣，將來仍然會有那樣的時期出現。而今我之所以要以此種老生常談提醒我的同仁和委員會諸公，促使他們睜開眼睛一睹威脅我們的危機，之所以要暫時扮演一下那不但不值得恭維，且往往使人感到發噱的預言家、警告家，以及說教家的角色，乃因為我對於當面擲來的嘲笑，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雖然如此，但我仍然希望你們中能有大部分人將我這份備忘錄讀完，甚至能有少數人同意它的觀點。倘能如此，也就不負撰寫這份文件的苦心了。
一個像我們卡斯達里這樣的機構，一個從事心智工作的小小區域，難免會有內內外外的危機。內在的危機，至少是其中的若干部分，都是我們熟知的了；我們不但經常注意它們，而且採取了必要的措施。我們之所以經常將已核准進入英才學校的學子打發回去，就因為我們在他們身上發現了難以根除的積習和衝動，以免他們因為不能適應我們這個社團而危及到它。我們相信，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只是因為不能適應卡斯達里的生活方式而已，並不是低於一般水準的次級人類，因此，他們一旦回到俗世後，就因能夠找到比較合適的環境而發展成為有用的幹才。單就此點而言，我們的做法已證實了它的價值，而就整個大體來說，我們的社團可說不但保持它的尊嚴和自律，同時也執行它為了經常補充一種心智上的貴族而做的工作。大概說來，卑鄙齷齪和不求上進的人，在我們當中只占一個不值擔憂的比例而已。
可在我們教會組織成員中見到的那種妄自尊大，頗為可厭。我指的是那種高層階級的傲慢，不但是每一個貴族易犯的毛病，同時也是每一個特權集團受到指控的原因——不論有理沒理。社會史已顯示一種不變的傾向，以某種貴族的形成為那個社會發展的頂峰和極致。可能的情形似乎是，人們對於社會化所做的一切努力，大都皆以優者主政的某種貴族制度為其理想，縱然行不通，亦不在意。自古以來，大凡大權在握的人——不論是國王還是某種幕後集團——莫不樂意以保護和賜予特權的方式促成貴族的崛起。這已是成了常規的辦法，不論那個貴族的性質為何：不論出於政治地位、血統門第，還是出於選舉和教育程度，都是一樣。得勢的貴族總是如沐春風般地曬著太陽；但過了發展的某個階段之後，它的陽光地位，它的特權狀態，總會因為受到某種誘惑而走上腐敗的道路。現在，我們假如將我們的教會組織視為一種貴族，嘗試對我們本身做一番自我檢討，看看我們獲得今日的特殊地位，對於整個民族和整個世界究竟做了一些什麼？我們對於貴族特有的毛病——過分的傲慢、自大，階級地位的驕縱、自負，自以為是的欺妄、偽善，只顧自利的剝削、營私，已經受了怎樣的感染？假如我們來上這樣一種自我檢討的話，也許會被許多疑惑嚇上一跳。現今的卡斯達里人，雖可服從教會的規矩，力求上進，培養性靈，但對於他在國家組織裡面的地位，對於他在人間與世界歷史之中的處境，豈非往往缺乏應有的認識？他明白他的生存基礎麼？他知道他自己是一個生命機體的一片葉子、一枝花朵、一根枝條或根莖麼？他對國家為他所做的犧牲——給他飲食和服裝，供他上學和研究——又有何體認麼？還有，他對我們這種特殊地位的意義非常關切麼？他對我們教會組織和生活的宗旨有無真實的概念？
就算有的是例外，許許多多值得讚美的例外。雖然如此，但對所有這一切的問題，我仍然禁不住要用一個「否」字予以作答。一般的卡斯達里人雖然不致用輕視、嫉妒，或惡意的眼色看待不是學者的世俗之人，但也不會將他看作一位兄弟，更不會將他看作一個僱主，而對於世間發生的事故，更沒有些微分擔責任的心理。對他而言，他的生活旨趣似乎就是為了學術而學術，甚至只是在一種混充世界文化的文化花園裡散步消消遣而已。簡而言之，我們這種卡斯達里文化，看來雖頗崇高而又富於貴族氣質，而我對它亦感恩不淺；但對與它相關的絕大多數人而言，卻不像他們所演奏的一種大風琴，既不能積極地向著目標前進，又不能服務於比它本身更大或更深的東西。相反地，它卻有些自贊自誇，自命清高，為培養知識偏才而自鳴得意的傾向。我知道有不少卡斯達里人，他們不但正直無偏，而且確有為人服務的意願。我指的是在我們這種教育制度之下培養出來的師資，他們走出我們這個氣候宜人而知識繁複的區域，到遙遠的窮鄉僻壤，從事公而忘私的服務，做無法估計的奉獻。實在說來，只有這些教師，才是我們當中真正腳踏實地推展卡斯達里宗旨的志士。我們只是以他們的工作回報我們從國家獲得的許多恩典。就算我們每一個教會兄弟都知道我們的無上神聖任務在於保存我們這個國家和我們這個世界的知識基礎，就算這個基礎已經證明為一種最有效益的道德要素——因為它是正義以及其他許多事情賴以建立的那種真理之感，但是，假如我們將本身的真情做一番檢討的話，我們中的大部分人將不得不承認的是：我們並沒有將照顧人間的福利和保持我們這個清淨學區里外知識上的誠實和純潔視為首要的任務。實在說來，我們都以為這事對我們無關宏旨。我們毫不遲疑地將這件事情留給那些在外面以自我犧牲的方式替我們向世人償債的教師們去做，好讓我們這些享受特權的珠戲選手、天文學家、音樂學家，以及數理學家，多多少少能夠心安理得地接受此種待遇。我們之所以不太在意我們的特權是否以我們的成就爭取而來，就在上面所說的那種狂妄自大和優越心態。即使我們的節儉生活之道系由教會組織所規定，但我們中仍有不少人以此自誇，就好像那是我們純粹為了節儉而行的一種美德，而不是為了感謝使我們卡斯達里式的生活得以實行的國家所作的一種表示。
我想我只要略略提及一下這些內在的缺陷和危機，也就夠了。它們並非微不足道——儘管平時尚不致危及我們的生存。但要曉得，我們卡斯達里人不但倚仗我們本身的德行和理性，同時也仰賴國家的情況和人民的意願。我們吃自己的麵包，用自己的圖書館，擴展我們的學校和檔案室——但是，假如國家一旦不再願意委託此事，或者受到貧窮、戰爭等類的打擊，那麼，我們的生活和研究一下就完蛋了。有一天，我們的國家也許會認定它的卡斯達里和我們的文化是一種奢侈品而不再支持。那樣的話，它不但不會再以我們為榮，甚至還會將我們看成一群有害無益的寄生蟲、騙子，乃至敵人。下面是威脅我們的外在危機。
為了將這些危機做一具體的描述，我也許得從歷史引些例證。每當我與一般的卡斯達里人談話時，我總會碰到一些消極的反抗——一種近乎幼稚的無知和冷漠。眾所周知，我們卡斯達里人對於世界歷史的興趣極為微弱。實際說來，對於歷史，我們大多數人不但缺乏興趣，而且沒有敬意。我不妨說，我們對它有欠公平。此種感覺——對於世界歷史抱持冷漠而又傲慢的混合態度——經我多年的追根研究之後發現，出於兩個原因：其一，歷史的內容給我們一種頗為卑劣的印象——我指的不是知識與文化史，當然，那是屬於我們範圍之內的事。假如我們對於世界歷史有什麼看法的話，我們認為它所記述的只是權力、貨物、土地、原料、金錢的爭奪——簡而言之，只不過是與心靈境界相距甚遠、故而不屑一顧的物質和種種東西的爭奪而已。對於我們而言，17世紀乃是笛卡兒、巴斯卡、佛羅柏格，而不是克倫威爾或路易十四的時代。
我們厭惡歷史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們對於曾在我們教會組織成立之前的那個墮落時期頗為流行的那種歷史著作，一向抱持傳統的、故而也是合法的懷疑態度。由此而來的結果是，我們對於那種所謂的歷史哲學——黑格爾是位最出色、最危險的代表——沒有一點信心。到了下一世紀，它不但大大地歪曲了歷史，同時也破壞了一切真理的探求。在我們看來，偏向此種虛假的歷史哲學，乃是知識墮落和政治鬥爭時代——我們有時稱作「戰爭世紀」、屢屢稱為「副刊時代」——所具的主要特色之一。我們現今的文化、教會組織與卡斯達里，就是從那個時代的廢墟之中屹立起來，就是從與它那種錯亂或瘋狂相抗而結果失敗的鬥爭之中站立起來。
然而，我們的知識卻傲慢地表示，我們面對世界的歷史，尤其是面對現代世界的歷史，心情上跟早期基督教的隱士和修士面對那偉大的theatrum mundi（世界舞台）頗為相似。對我們而言，歷史是本能與時尚，是嗜欲、貪慾、權欲，是肉慾、暴力、破壞，以及戰爭，是野心的部長、腐敗的將軍，以及被炸都市的一種鬥技場，而我們又頗善忘的是：這只不過是它的許多方面之一而已。尤其重要的是，我們忘記了我們本身也是歷史的一個部分，也是成長的一種產物，因此，一旦失卻繼續成長和轉變的能力，就得面對毀滅的命運。我們本身既然也是歷史，就得為世界歷史和我們的處身其中分擔責任。然而，我們對於此種責任卻茫無所知，實在嚴重。
且讓我們一窺我們本身的歷史，一窺現在這個學區建立的時期，一窺我們自己和其他許多國家的情形。我們的教會只是其中的一種——當下即可看出，我們的聖秩制度和我們的故國——我們所愛的卡斯達里，絕不是由像我們一樣以超然於世界歷史為榮的人們所建立的。我們的前輩和開山祖師們，系在戰爭時代末期的殘破世界之中展開他們的工作。我們官方對於那個時代——大概始於所謂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所作的解釋，幾乎全是一偏之見或一面之詞。我們解釋說，心智工作在那個時代不受重視；大權在握的統治者們將心智的本身視為一種低劣的武器，只是偶爾用用而已。我們說此種態度是「副刊」腐敗的一種後果。
說得好——那個時期的反知性而重獸性，如今看來，可謂如在目前。我稱那為反知性，無意否定它在心智與方法學方面所做的重大貢獻。只是，我們在卡斯達里接受教育的人，多以真理的追求衡量知識的要義，而當時所顯示的那種知識與真理的追求似乎並無共通的地方。不幸的是，那個時代沒有堅定的道德秩序用以對付由於人口迅速膨脹所導致的巨變和混亂。那時所剩的一點道德秩序都被當時的標語口號壓倒了。而那些鬥爭亦在它們本身之間形成了怪異而又可怖的衝突。跟四個世紀之前由路德導致的那個教會分裂時期一樣，整個世界都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到處都有戰線形成；到處都是壁壘分明，互不相容：老年與青年互斗，祖國與人道相爭，赤色與白色廝殺。對於那種赤、白標記的機勢和力量，對於那些戰鬥呼號的真意，如今的我們已不再能夠重建了，更別說是理解和共鳴了。我們發現，就跟路德時代所見的一樣，整個歐洲，可說是大半個世界，都可見到教徒與異端之間，青年與老年之間，過去的擁護者與未來的支持者之間，都在不顧一切地彼此火拼。他們的戰線往往突破邊界、國家，以及家族的範圍。我們不妨相信的是，對於絕大多數的戰士本身而言，至少是對他們的領袖而言，所有這一切莫不皆有高度的意義，正如我們無法否定的是，為這些衝突發言的許多人士，莫不皆有一些堅實的信念，莫不皆有一些理想觀念——正如當時的人們所說的一樣。到處都是戰鬥、殺戮、破壞，雙方都說他們是替天行道，都說是為了上帝而打擊魔鬼。
那種高度熱情，激烈憎恨，而且完全無法形容的野蠻時代，已被我們忘得一乾二淨了。這真是難以理解的事，因為它與我們一切制度的起源曾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曾是這些制度成立的基礎和原因。一位諷刺家也許可將這種記憶的喪失比作那些暴發戶冒險家的健忘：一旦爭得貴族的標記之後，便把他們原有的出生和家系置諸腦後了。
且讓我們繼續將那些戰爭樣的時期稍稍敘述一下。我曾讀過它們的許多文獻，但我的興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國家和被摧毀的都市，而是在於當時知識分子的態度。他們面臨的是一種艱苦的時代，多半難以苟延殘喘。學者和教士間皆有因此而以身相殉的人，而此種殉身的範例，即使在那個已經習慣於殘暴的時期，亦非完全沒有一些影響。尤其於此的是，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向那個暴力時代的壓力低頭了。有些人豎起白旗之後，便以他們的才能、知識，以及技術聽候當時的統治者發落——且讓我們溫習一下麻薩磯地共和國（the Republic 0f the Massaetes）一位大學教授所說的一句名言：「一加二等於幾？只有將軍閣下，而非全體教授，可以斟酌決定。」其他的人則以一種合理的安全方式盡力奮鬥，發表抗議文章。根據柴根豪斯報導，當時，一位世界知名的作家，所簽這類的抗議書、警告書、講理書等，單是一年之間，就有兩百多篇——實際的數字可能還不止此。但絕大多數的人，不但學會了緘口的妙訣，同時也學到了忍飢耐寒、乞食避警的辦法。他們英年早逝，受到生者的羨慕。自取其命者，不計其數。不用說，身為學者或作家，既無樂趣可言，亦非榮譽之事；投身統治者，設計標語口號的人，雖然有官可做，有飯可吃，但不僅吞盡同類上司的窩囊之氣，免不了還得受自己良心的責備；不願卑顏屈膝的人，只有忍飢挨凍的一途，不得已鋌而走險，淪為盜匪之類，不是死於非命，就是受到放逐。一種殘忍無情、令人難以置信的大掃除，於焉展開。未為當道與戰爭直接服務的科學研究工作，很快就銷聲匿跡了。整個的教育制度，亦遭到了同樣的命運。任何一個時期，任何一個大國的歷史，凡是照它本身法則寫出的篇章，都會受到任何的修改和刪削，只有歷史哲學和副刊主義支配它的領域。
此種情形，已經說得夠多夠細了。總而言之，那是野蠻而又狂暴的時代，是人民與政黨，老與少，紅與黑不再互認的混亂的巴比倫時代。等到血流夠了，臉丟夠了之後，那個時代也告終了：於是逐漸地，人們愈來愈渴望理性，渴望恢復共同的語言，渴望秩序、道德、合法的標準，渴求一種字母順序和九九乘法表，而不再由當權集團任意規定和改變。人們渴求真理和正義，渴求理性，要求克服混亂的願望隨之而起。在這個只關心表面事物的狂暴時代終了之後的真空狀態之中，在這種普遍銳意渴求開創新局面和恢復舊秩序的需要之下，我們卡斯達里於是應運而生。這群微不足道，已經餓得半死，但仍勇敢不屈的真正思想家，於是開始感到了他們本身的潛力。他們以英勇的苦行和自律著手建立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機構。他們在每一個地方，甚至在最小的小組之中，重新展開他們的工作，將那些宣傳的垃圾掃除乾淨。他們從最低的底層開始重建知性的生活、教育、研究與文化。
他們的心血沒有白費。他們白手成家，憑著百折不撓的勇氣，終於創建了一座輝煌的大廈。經過數代的努力，他們建立了教會組織、教育委員會、英才學校、檔案處、資料室、技術學院、講習班，以及玻璃珠戲。而今，我們以繼承人的身份住在一座過於堂皇的大廈之中。且讓我們重說一次，而今我們住在它的裡面，猶如一批頗為不快而又自滿的貴賓。如今，我們既不想知道當年奠基時所獻的重大人類犧牲，亦不想知道為了蔭被我們後代所受的種種磨難，更不想曉得當時支持或容許建築這棟大樓的歷史——儘管這個歷史如今不但仍然支持並容忍著我們，而且還會支持並容忍我們後面的許多卡斯達里人和導師，但它遲早終會推倒併吞掉我們這座建築，就像推倒併吞沒它曾容許成長的其他一切一樣。
且讓我撇開歷史，做一個結論。所有上述各點，對我們當前的意義是：我們的制度已經過了它的絢爛時期，它已在某個時期之前達到了神秘的世界歷史遊戲有時容許美好事物達到的那種幸運頂峰。目前我們已在走下坡路了。我們的前程也許還可展延很長的一段時間，但不論怎樣說，今後再也不會有比以前更好、更美、更為可意的景況可以指望了。今後的路是下山的路了。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我相信我們已經到了成熟腐爛的時候。無疑的，這就是我們的命運，但這不是今天或明天，而是後天的事。我這個結論，並非從對我們的成就和能力作過分的道德評估而來，而是從我看出已在俗世進行的運動而得。危急時刻已在接近之中，惡兆隨處可見，世間的重心又要轉移了。改朝換代的事兒就要來臨了，戰爭和暴力勢將難免了。來自遠東方面的風暴，不僅威脅到我們的安寧，而且會威脅到我們的生命和自由。縱使我國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態度，縱使我們全國上下一致堅持傳統路線（事實不可能）並繼續努力效忠卡斯達里的理想目標，亦屬枉然。我們在國會的某些代表，已在表示卡斯達里是我國頗為靡費的奢侈品了。我們這個國家不久就要被迫認真重整武備了——當然只是為了自衛而備戰——大量節省開支，自然在所難免。儘管政府對我們非常仁慈，但大量的節省開支對我們將是一種直接的打擊。我們的教會組織及其所做的文化延續工作，一向以儘量少用國庫的錢為原則，這是我們值得自豪的事。比之其他時代，尤其是副刊時代的初期，在那些漫無節制的大學，那些為數頗眾的顧問人員和那些所費不貲的研究機構上面所花巨額開銷，這筆款子實在並不算大，而比之戰爭世紀消耗於戰爭和軍備的數字，更是微乎其微。然而，要不了多久，那種軍費開支又得列為當務之急了；那些將軍們又要控制國會了；而當人民面對此種抉擇：究竟是犧牲卡斯達里還是讓他們自己置於敵人的炮火之下？當此之時，我們當不難想像他們將做何種抉擇了。毫無疑問地，那時將有一種好戰的意識形態抬起頭來，而大力宣傳的結果，最先受到鼓動的，將是青年之人。而後，學者與學術，拉丁與數學，教育和文化，將視它們是否符合戰爭的目的而被規定存在的價值。
波濤已在升起，終有一天會將我們衝掉。那也許是當然的結果。不過，敬愛的同事們，目前我們仍然擁有那種抉擇與行動的有限自由，而那正是人類的特性，也是使得世界歷史成為人類歷史的所在。我們仍然可以依照我們對於事件的了解程度加以抉擇，仍然可以依照我們的警覺和勇敢程度加以取捨。如果我們願意，我們不妨閉起眼睛，不睬不顧，因為此種危險距離我們還遙遠得很。我們如今身為導師的人，將在此種危機接近得人人可見之前，在平安中完成任期，並在平安中安詳而逝。但對我而言，相信對於他人亦然，不昧良心而能心安理得，恐非易事。我就無法認為風潮來時我已不在人間而繼續執行我的職務，而繼續玩弄我的珠戲。在我看來，事情已經相當緊急，我們應該趕快振作起來，因為，儘管我們不是政治人物，但我們既不能與世界歷史脫離關係，故而也就不能袖手旁觀。因此，我在這份備忘錄中，一開頭便表示我擔任導師的能力有了破綻，因為我無法安安穩穩地服職而不掛慮這個未來的危機。我可以不想：這個災難會以何種形態發生在我們大家和我自己身上？但我卻無法不問：我們要怎樣做，我又該當如何，才能面對這個危機？關於此點，請容我略加申述。
我無意提倡柏拉圖的政治主張：國家應由學者或哲人統治，因為柏拉圖時代的世界還很年輕。柏拉圖雖然算是某種卡斯達里的開山祖師，但他卻不是卡斯達里人。他是皇家的後裔，生來的貴族。就算我們也是貴族，也有貴族的氣質，但我們是心智上的貴族，而不是血統上的貴族。我不相信人類教養一種同時也是理智貴族的世襲貴族。那是一種非常理想的貴族，但只是夢想而已。我們卡斯達里人不宜於做統治的工作，因為我們都是已經開化的人，都有高度的智力。假設我們不得不治理國家大事的話，我們將不會運用真正統治者所不可或缺的那種武力和天真。尤其是，假如我們那樣做的話，要不了多久，我們就會疏忽我們本來的田地和真實的關注，亦即培養一種模範性的文化生活。治理國事雖不像某些自負的知識分子所想的那樣需要愚魯或老粗的氣質，但不僅需要有全心全意地樂於外務的習性，亦即要有使本身與外在目標認同的性向，同時還要有一種毫不遲疑的果斷精神，亦即為求達到目標而不擇手段的本領。而這一切卻是學者（我們不想自稱哲人）所不能有、所不會有的特性，為什麼？因為，我們不但認為冥想重於行動，而且，我們亦已學會，在為了達到目標而選擇手段時，勢必要盡人智之所能而小心謹慎，而步步留神。
因此之故，治國不是我們的工作，參政也不是我們的事情。我們是擅長檢查、分析，以及測度的專家。我們是一切規矩、一切章程，以及一切做法的維護者、確定者，我們是專管文化度量衡的標準局。就算我們也做其他許多事情——在某些情況之下，我們也做革新家、發明家、冒險家、征服者，以及重新解釋者，但我們的首要任務，卻是使得一切知識的源泉保持純淨，這是人民需要我們和保有我們的主要原因。在交易時，在政治中，偶爾指鹿為馬，稱黑為白，往往是一種天才手筆，但所有這些，都不是我們所能辦到的事情。
在過去的一些時代，在所謂「鼎盛時代」的戰亂期間，知識分子有時會因受到慫恿而投身政治圈中。這在副刊時代的末期尤其顯著。那個時代走火入魔，竟至超過了它所需要的限度，居然堅持心靈必須服務政治或服從軍事的主張。正如教堂里的鐵鐘被拿去熔鑄槍炮，無助的學童被拉去補充軍隊的缺額一樣，心靈的本身也被鉗制起來而作為一種戰爭物資受到消耗。
不用說，我們自然無法接受此種要求。在局勢危急之時，一個學者可以被從講台上或書桌旁拉去當兵；在某些情況之下，他可以自願投筆從戎。當國家被戰爭弄得民窮財盡，乃至物資缺乏時，學者不但必須節制一切物質享受，有時甚至還得束緊肚皮，準備挨餓。不用說，所有這一切，都應視為當然而加以接受。一個人所受的教養愈高，所享的特權亦愈大，必要時所做的犧牲亦愈重。我們希望每一個卡斯達里人都將這些視為當然的事情——假如那種時候來到的話。情勢緊迫時，我們可以準備為人民犧牲自己的舒適、安樂，乃至生命，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準備為了一時的需要，為了人民或將軍的要求而犧牲心智的本身，而犧牲我們精神生活的傳統和德性。逃避人民所受的挑戰、犧牲，以及危險，當然是一種懦夫的行為。但是，如果為了物質上的利益而出賣心智的生活原則——例如將二乘二的結果交由統治者斟酌決定——則不僅是懦夫，同時也是叛徒了。為了其他任何利益——包括自己國家的利益在內——而犧牲真理之愛，而犧牲知識上的誠實，而犧牲忠於心智法則和方法的精神，都是一種叛逆的行為。政治宣傳和利益衝突一旦損害、歪曲，乃至破壞真理的價值——就像個人、語言、藝術，以及其他一切不可或缺、且已有高度發展的東西已經受到的一樣——那時，我們的責任便是為了挽救真理而反抗，而奮鬥，因為那是我們的最高信條。故意宣說、筆述，或教授不實之事的學者，存心支持謊言和騙術的學人，不僅破壞有機組織的原則，同時也嚴重損害人民的利益——不論當時的情形看來如何，都是如此。何以故？因為他污染人民的空氣、土壤、飲食，以及水源；他不但毒害人民的思想和法則，而且還助長一切威脅國家安全的敵對邪惡勢力。
因此，卡斯達里人不應該做政治家。假如不得不做的話，他即使犧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變他對心智生活的志節。人類的心智只有在服從真理的判斷時，才有益處，才是尊貴。一旦背棄真理，一旦不再尊重真理，一旦出賣真理，它就成了十足的妖魔，比本能的獸性更加惡劣，總是留存著某種天生的無知。
敬愛的同事們，國家與教會組織的本身一旦遭遇危機時，教會組織的任務為何？我將這個問題留給各位自己去想。不用說，那時將會有種種不同的意見出現，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我也有我自己的看法，對於上列各種問題做了一番深思之後，我對我的職務問題，得了一個對我自己以乎合適的明白構想。這個構想引導我向可敬的教育委員會提出一份個人的陳情，下面，我將以此作為這份備忘錄的結語。
在組成教育委員會的全部導師之中，由於職務特殊的關係，可能以我這個珠戲導師與俗世的距離最為遙遠，數理學導師、語言學導師、物理學導師、教育學導師，以及其他各科導師，所攻的學科莫不皆與俗世學術具有共通的性質。數學和語言學，在我國一般學校中，亦即在非卡斯達里學校中，乃是正規課程的一部分。天文學與物理學，在俗世大學中，也占有一席之地。甚至連完全沒有受過教育的人，亦可演奏音樂。所有這些學科悉皆相當古老，比我們的教會組織還要老些；它們不但在有教會組織之前就已存在世間，而且在沒有教會組織之後還可存活下去。只有玻璃珠戲是我們自己的發明，是我們的特長，是我們的寵物，是我們的玩具。它是我們卡斯達里型知性之最微妙、最窮極的表現。它是我們寶庫中最為貴重而又最無功利價值、最受敬愛而又最為脆弱的珠寶。卡斯達里的延續一旦遭遇厄運，最先被毀的就是這顆尊貴的寶石。這並不只因為它是我們最最脆弱的財產，同時還因為它在俗人看來顯然是卡斯達里最無必要的一面。因此之故，國家一旦到了必須節省每一種不必要的開支之時，英才學校的經費就會受到減縮，圖書館和資料室的維持與擴充基金，先是受到削減，而後完全排除，我們的伙食費將被壓低，我們的服裝補助費將被取消，但我們文科大學中所有一切的主要科目將會獲准延續下去——除了玻璃珠戲。畢竟說來，設計新式武器有需數學幫忙的地方，但沒有人相信，至少是沒有軍事人員認為，關閉珠戲學園，廢除我們的遊戲，會對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造成些微的損失。玻璃珠戲是我們組織之中最為偏遠、最易受損的一個部分。這也許可以說明珠戲導師——最非俗世科目的頭目——對於即將臨頭的災難何以最先感知的原因，或者，何以最早向教育委員會陳述此種感受的道理。
因此之故，我才將玻璃珠戲視為一種失敗的導因——一旦政治發生動亂，尤其是涉及戰爭之時。到了那時，它會一落千丈，乃至一蹶不振，不論有多少人對它依依不捨，也沒法使它恢復舊觀。隨著一個新的戰爭時代而起的那種氣氛，將不會給它容身的餘地。毫無疑問地，它將會自人間消失，就像音樂史中某些具有高度文明的風習一樣，例如1600年左右以專業歌手組成的合唱隊，或1700年前後在教堂裡面進行的主日定型音樂演奏會。那時人們親耳聽到的那種純淨之音，非今日任何科學或魔術所可得而重視。同樣的，玻璃珠戲也不會被人遺忘，但它將永難恢復舊觀，將來研究它的歷史，發掘其興起、鼎盛，以及沒落遺蹟的學者，不僅將會因此嗟嘆好事的無常多變，更會因為我們曾經有幸活在一個如此太平、如此文雅而又和諧的心靈世界之中而羨慕不已。
而今我雖身為珠戲導師，但卻不能將阻擋或延擱珠戲的此種最後結局作為我的（或者我們的）使命。美，縱使是超越一切的美，跟其他任何物事一樣，一旦成了人間的歷史現象，就會消滅。我們不僅知道事實如此，並且也會因此而哀傷感嘆，但我們卻無法認真地努力加以改變，因為那是不可改變的法則。玻璃珠戲一旦遭到厄運，對於卡斯達里和整個世界都是一種損失，但當那個時刻來到時，人們將不會留心此點，因為，等到那種大難臨頭之際，他們將會專心致志地挽救仍可挽救的任何東西。一個沒有玻璃珠戲的卡斯達里，尚不難想像；但一個不愛真理、不忠於心智生活的卡斯達里，就不成體統了。一個沒有珠戲導師的教育委員會，照常可以運作；然而，儘管我們幾乎已經忘了「珠戲導師」一詞，並不是我們現在我所指的職位，原來的意思只是「蒙館先生」或「啟蒙老師」（Magister Ludi），亦即現在的「小學教師」而已。而卡斯達里所受的威脅愈大，它的寶貝愈易沉滯崩解，我們的國家也就愈加需要蒙館先生，愈加需要勇敢而又優秀的啟蒙老師。師資重於其他任何東西，因為他們可以培養青年的判別能力，可以以身作則，誘導學子愛護真理、順從性靈、尊重語言。這個道理，不只是適用於我們的英才學校（遲早會關門大吉）而已，而且更適用於卡斯達里外面的俗世學校，因為那裡是教導和培植市民與農民、技士和士兵、政客和軍官，以及統治者的所在——在他們仍是孺子可教的兒童之時。建立國家文化生活的基址，就在這些地方——而不是在我們的講習班或玻璃珠戲之間。我們一向以教師和教育人員供給全國，而他們正如我曾說過的一般，都是我們當中的最佳人選。但我們今後必須加倍努力才行，為什麼？因為我們必須不再依賴外面的學校經常派出大批這樣的人選來協力維持我們的卡斯達里了。相反地，我們必須逐漸地將為那些俗世學校做些謙卑負責的服務，視為我們任務中首要而又光榮的部分。這是我們必須設法加以擴充、延伸的工作目標。
以上是我向鈞會提出個人陳情的緣由。謹此恭請鈞會解除我的珠戲導師一職，委派我到外面鄉間一般學校（大小不拘）服務，讓我與教會組織的一群年輕成員共襄盛舉。我將徵募一些我可信賴的教師為副手，以便將我們的卡斯達里精神注入外面俗世之中的青年之人。
敬希鈞會俯察愚情，並將決定賜復為荷。
玻璃珠戲導師謹上
再者：
請容許我引述約可伯斯神父的一節話，那是我從他所作的一次私人教誨中節略而來的：
「恐怖而悲慘的時刻也許就要來到了。設使那種悲慘的境遇之中尚有任何樂事可得的話，那就只有是一種精神上的快樂了：回顧此前的文化保存時期，展望未來沉著捍衛精神事業的時代。否則，那就只有完全向物質投降之一途了。」
德古拉略斯不知道他所寫的東西被這份備忘錄採用的如此之少：克尼克雖然曾將初稿和二稿讓他過目，但最後定稿如何，他就不得而知了。珠戲導師將這份備忘錄遞呈教育委員會之後，即以比他這位朋友更大的耐心靜候批覆。他已決定以後不再將佛瑞滋牽入其中了。因此，他要他以後不要再討論這件事情了，但他只是表示，等到教育委員會對這份備忘錄提出答覆，那一定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但事實上，復函到達的時間，比他原來預期的日子還要早些，竟使德古拉略斯沒有聽到任何消息。這封發向教會組織總部所在地希爾蘭的公函寫道——
致華爾茲爾珠戲導師閣下
敬愛的同事：
教會組織董事會與導師聯席會，已以不同尋常的興趣注意到了你這封赤誠而又有洞見的傳閱函件，我們覺得你的歷史觀察跟你對於未來所作的預描同樣引人入勝，因此，毫無疑問，我們中的一些人，將因細細吟味你的感想而受益匪淺，因為你的想法並非完全沒有根據。我們都以欣慰而又欽慕的心情體認了使你感悟的原則，亦即真正卡斯達里人的利他精神。我們看出，你是出於一片至誠，如今幾乎可以說是天生的愛心，出於一種關切的，而今似乎有些過慮的愛心——愛護這個教學區域，愛惜它的生活，愛惜它的風習。對於你這種愛心的弦外之音，它的犧牲精神，它的積極動機，它的懇切與熱忱，以及它的英勇成分，我們亦以同樣欣慰和欣賞的心情加以領略了。我們在所有這一切當中體認到我們珠戲導師的性格，與我們所知的情形完全相符，我們看出他的能力，他的熱情，他的勇敢。名師出高徒，那位本篤會著名神父的這位弟子，真是氣宇不凡，很有個性；他研究歷史，卻不以歷史本身及其為學的目的，他做一種美學的遊戲，卻並沒有深情；相反地，他卻將他的歷史知識直接用於當前的需要上面，他的真知灼見迫使他採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由此可見，敬愛的同事，你避開政治性的任務，不求顯赫的職位，只要扮演一個單純樸實的蒙館先生，只要去當一個默默耕耘的啟蒙老師，一個不慕榮利的小學教員，這種性格，與你的為人完全相合。
上面所述，是我們乍讀尊函所喚起的部分印象、部分想法，你的大部分同事多有這樣的反應。雖然如此，但是教育委員會對於你的警告和請求，卻未能表明一種態度。對於你所說的我們的生存已受威脅這種看法，我們曾經聚會做了一次熱烈的討論，對於此種危機的性質、程度，以及可能的緊急做了廣泛的探究。誠然，對於這些問題，顯而易見，大部分委員都表示嚴重關切，因而討論得亦頗熱烈。雖然如此，但我們卻不得不告訴你的是：對於這些問題，大部分的人都沒有支持你的觀點。你對歷史政治的觀察所具的想像能力和遠大眼光，都得到了認可；但你所做的明白推測或預言，卻沒有得到充分的贊同，幾乎沒有一樣獲得完全心服的接納。甚至對於教會組織和我們卡斯達里系統對於這個特別長久的和平時期究竟分擔了多少責任，甚至教會組織是否可在政治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問題，也只有我們少數幾個人同意你的看法（而這也是帶有幾分保留態度的）。多數認為，此番降臨歐洲大陸的這種穩定局面，部分歸因於恐怖戰爭流血之後而起的普遍衰憊，尤其重要的是，如今的西方既不再是世界歷史的焦點，更不再是爭奪霸權的鬥技場了。當然，我們固然不願對我們教會組織的真正成就投以懷疑的陰影；雖然如此，但我們也不能認為，卡斯達里的理想，在訓練有素的靜坐掩護之下的高度文化理想，對於歷史的塑造會有任何力量，對於世界的政局會有任何影響。這一類的刺激或野心，與卡斯達里的心態完全搭不上關係。關於這一點，已有多篇嚴肅的論文強調了這個論點：對於戰爭與和平，卡斯達里既不尋求政治勢力，亦不謀求政治影響。實在說來，要使卡斯達里訂立任何此類的目標，那是提也不用提的問題，因此，這個爭論就這樣過去了，何以故？因為卡斯達里的每一件事情，莫不皆與理智互相關聯，莫不皆以理性為其運作的規範——這自然不能稱為世界歷史，或者，只有願意退回浪漫主義歷史哲學之神學與詩學的濫情主義的人，才可那麼說。當然，從有利的觀點來看，這完全充滿謀殺、破產的政治歷史進程，不妨僅僅解釋為宇宙理性的方法。尤甚於此的是，縱然是隨意一瞥思想的歷史，亦可看出，偉大的文化時代，從來沒法以政治情況給予適當的解釋。倒是文化，或者心智，或者靈魂，卻有屬於它本身的獨立歷史——另一種秘密的、非血腥的、神聖化的歷史——與一般所謂的世界歷史，與為了物力而不斷鬥爭的世界歷史，互相平行而並駕齊驅。我們教會組織與此種神聖而又秘密的歷史相關，而不與「真實的」殘暴的世界歷史相連。繼續不斷地探究政治歷史，怎麼也不會成為我們的功課，幫著去塑造它，更是不用說了。
職是之故，不論政治局勢是否如尊函所述，悉皆無關宏旨。不論如何，對於政局，我們教會組織悉皆無權提出任何措施。我們唯一能夠採取的立場，只有靜觀其變。因此，尊函所云此種局勢需要我們採取積極立場一節，已被多數委員毅然否決，只有少數幾人表示支持而已。
你對當前世界局勢所作的觀察和對最近的將來所作的指陳，顯然使得我們大多數同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實在說來，其中還有些人因此大驚失色。然而此處亦然，儘管多數人對你的知識和敏銳表示敬佩，但卻沒有跡象顯示他們同意你的看法。與此相反的是，大家一致的意見認為，你對此事所作的評述，雖頗傑出而又極為有趣，但未免過於悲觀了一些。有位同事提高嗓門表示，身為一位導師，以這樣一種不吉利的言詞，向委員會提出大難臨頭的警告，與其說是危險萬分，不如說是危言聳聽——假如不說是為害匪淺的話。當然，偶爾向大家提示一下世事無常多變，並無不可；每一個人，尤其是身負重責的人，都得不時以memento mo ri（死亡警告或死亡象徵，如骷髏之類）提醒他自己。但以這樣一種凌厲的詞句宣稱所有導師、整個教會組織，以及整個聖秩制度，即將面臨世界末日的厄運，不但無謂地侮辱了同事的定力與頭腦，同時也威脅到委員會本身的辦事效率。作為一位導師，每天帶著這樣的念頭去上班：他的職位，他的勞力，他的弟子，他對教會組織的責任，他為了卡斯達里和在卡斯達里所過的生活——所有這一切，也許將在明天或後天會被一筆勾銷……那就必然不會有什麼意義可言。提出此種說法的那位同事雖未獲得多數的支持，卻也博得了不少的掌聲。
我們擬使本函保持簡潔，以便做一次私下的討論，是否可行，由你定奪。你不難從我們所做的簡單結語中看出，你這封傳閱信函並未得到你原先可能希望得到的效果。其所以失敗的原因，大部分在於一個客觀的事實，那就是你的意見與大家的看法難以調和，這是毫無疑問的一點。不過，此外還有一些純屬形式上的原因。不論怎麼說，我們覺得，如果由你本人親自與你的同事們做一番直接的討論，情形似乎就會顯得和諧積極得多。此外，我們還得指陳的是，使得教育委員會產生相反或不利反應的，不僅是因為你運用書面備忘錄的方式表達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而且更加顯眼的是，你在一封專用的公函中插入一個私人的請求——一種陳情，這在我們之間是一種很不尋常的做法。你的同事們大都將這種混雜看成一種不幸的創新嘗試：有些人指稱這是一種違反常規的做法，而率直地表示此風不可長。
你要求辭去現職，並調往某國俗世學校服務，是我們最感棘手的敏感問題。陳情人早該想到，教育委員會對於一個如此突兀而又受到奇異爭論的請求，是不可能批准的。因此，不用說，委員會的答覆自然是「不准」了。
假如教會組織不再能夠分配每一個人的職務，我們聖秩制度還有什麼體系可言？如果每一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才能為他自己選擇職位，我們卡斯達里將會像個什麼樣子？對於此點，我們建議珠戲導師仔細反省，並令他繼續執行他所受任的此一光榮職務。
我們如此說，就算已經答覆了你要答覆的要求，我們歉難給你一個如你所願的復示。但因來函頗有策勵和告誡的價值，我們仍應表示深切的謝意。對於它的內容，我們想我們可在不久的將來與你做一次口頭的討論。因為，儘管教會組織相信它可以信賴你，但你在函中所述不能執行公務一節，我們自然沒有不予關切的理由。
克尼克捧讀這件復函，雖然沒抱太大希望，卻也全神貫注。他曾預料教育委員會將有「關切的理由」，尤其會有焦慮的徵象。最近有位客人從希爾蘭來到珠戲學園，持有教會組織委員會給的一般通行許可證和推介函。他要求數天的接待，說是要在檔案室和圖書館查考一些資料，並請求准許旁聽克尼克的講演。他是一位沉靜而又專注的長者，幾乎探望了珠戲學園的每一個部門和每一座建築，此外還特別向德古拉略斯致候，並數度造訪住在附近的校董。幾乎無可置疑的是，此人是奉派而來的視察人員，看看珠戲學園有無疏忽之處，珠戲導師的健康是否良好，是否忠於職守，職員是否勤勉，學生是否用功。他待了整整一個星期的時間，聽了克尼克的每一堂演講。對於他這種默默的隨處現身，有兩位官員甚至還做了一些評述。顯而易見，教會組織董事會要等這份調查報告送達之後，才好決定給珠戲導師復函。
他對這封復函有些什麼想法？它的執筆人可能是誰？它的做法不露痕跡：它是一封傳統的公函；沒有特定主題，但很得體，頗能應景。但經仔細分析之後，他又感到它比初讀時透露了更多的個性。全篇要旨皆以聖秩制度的精神為基礎，字裡行間透露出一種正義之感和秩序之愛。我們不難看出的是，克尼克的此種陳情曾是多麼令人感到不快、不便，更別說是棘手和煩厭了。毫無疑問的是，它的執筆人看了之後當下就決定批駁而不問別人的意見如何了。雖然如此，但此種惱火卻受到另一種情感的影響而緩和了下來，何以見得？因為函中含有一種顯然同情的語氣，因為它述及了克尼克的陳情曾在教育委員會聚會時得到比較寬厚而又友善的評述。因此，克尼克可以確信，這封復函的執筆人一定是教會組織董事長亞歷山大本人了。
現在我們的旅程已經告一段落了，希望我們已將約瑟·克尼克一生的重要事跡做了完整的報告。毫無疑問的是，以後的傳記作者，將有機會考查並補充更多的細節和詳情。
對於這位導師逝世前幾天的生活情形，我們不想提出我們自己的報告，因為，對於這段時間的實況，我們所知的既不比華爾茲爾的每一個學生為多，故而要說這個故事，也就不會比正在流傳的《珠戲導師遺聞》一文說得更好了。此文大概出於這位已故導師的某些得意門生之手。我們希望就以此文作為本書的終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