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的仗義執言使他的仕途上步入了一個低谷，看著棲身在船里的母親和妹妹，歐陽修心裡很是煎熬，他也不是沒有想過總有一天會遭到這樣的境遇，可就是改不了本性——那種正直、敢言、不屈的本性。
一
花開花又謝，轉眼間又是一年，又到了正月十五賞花燈的時候，想起去年元夜時與佳人相約共賞花燈的情景，想起家中曾經柔情軟語縈繞的日子，一首《生查子》從他的心頭流出。於是，便有了那句千古名句：「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
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生查子·元夕》
過去的一年裡，為了平抑心中的悲傷和對亡妻的思念，歐陽修將自己的時間排得很滿，不是在館閣校勘藏書，就是外出考察，讓自己沒有多愁善感的時間。在考察中，他發現宋朝已經不像看上去那麼牢不可破、繁華昌盛，在許多人們看不到的地方，早已有了些漏洞。
歐陽修在《原弊》一文中寫道，宋朝的社會中存在著三種主要弊病，即「誘民之弊」「兼併之弊」和「力役之弊」。「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邪之民去為浮巧之工，與夫兼併商賈之人為僣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為眾弊以耗之。……天下幾何其不乏也！」
此外，還有「不量民力以為節」「不量天力之所任」，歐陽修認為這些都是社會中的弊端。歐陽修提倡民本思想，認為國家應該以民為本，關心民生，先安撫民眾，讓民眾過上安穩的生活，保護農業生產，才能讓財政危機真正得到緩解。
歐陽修在文中指出，自古以來，農業是天下之本，如今的官吏輕視農業，將務農看作低賤之事，便是忽略了立國之本。官吏們不但不考慮發展農業，還通過賦稅將農業物資據為己用，這樣不但會傷害農民，令農業發展滯後，還會影響國家的發展。
歐陽修提議君王應有節制地使用物資，同時愛護百姓，百姓們就會心甘情願地將物資獻給君王，從而維持平衡。否則，農民無法滿足自己的生活，只能以糠麩為食，必然會損害農業生產，進而使經濟危機越來越嚴重，造成惡性循環。
歐陽修將自己的觀點盡書於紙上，建議朝廷以務農為根本，不要誘使農民離開土地去當兵，不要讓大地主無限制地兼併土地並對農民放高利貸，不要給農民施加過重的徭役。
此時，范仲淹也沒有停止對朝政的關注。與歐陽修不同的是，他將著眼點放在了懲治腐敗官吏方面，而他最大的目標人物便是當朝宰相呂夷簡。呂夷簡在劉太后攝政時便已是宰相，後宋仁宗親政，他仍為宰相，朝中大小官員見狀，知他位高權重，於是紛紛依附於他。
既然是依附，自然少不了賄賂和獻媚，一時之間，朝中掀起了貪污腐敗之風。其他官員懼於呂夷簡的地位，即使對貪腐之事心知肚明，也不敢直言，可范仲淹是何人，他一生最不懼權貴，不屑於那些賣身求榮之人，於是他上書宋仁宗，建議宋仁宗親自掌握官吏的任用權，不要交給宰相。
為了讓宋仁宗更清楚地看到官場現狀，范仲淹作了一幅《百官圖》，並一一向宋仁宗說明每個人的晉升過程，將那些買官之人一一挑出。呂夷簡得知此事後非常憤怒，於是根據自己對宋仁宗的了解，在宋仁宗面前惡意中傷范仲淹，說他「私結朋黨」。
宋仁宗一生最忌官員私結朋黨，聽到呂夷簡這樣說，便立刻將范仲淹貶至饒州。許多熟悉范仲淹為人的正直官員出面為他求情，但他們全都遭到了貶斥，一些平日裡與范仲淹交好的官員更是沒能逃過一劫。其他官員見狀，紛紛閉上了嘴巴，對他們而言，保住自己的烏紗帽比什麼都重要。右司諫高若訥為了自保，甚至落井下石，大加詆毀范仲淹，稱他平日裡便謀求升進，為人不當，理當被貶。
看到自己尊敬的人受到如此待遇，歐陽修再也抑制不住胸中的憤怒，揮筆疾書，寫下了《與高司諫書》，將高若訥趨炎附勢、只知諂媚討好的嘴臉刻畫得栩栩如生。
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眾人，是果賢者耶！
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為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
——《與高司諫書》（節選）
他本以為高若訥讀過之後會心生愧意，卻不想他收到信後惱羞成怒，真的將此信呈給了宋仁宗，並稱歐陽修意在諷刺皇上非明君，隨意驅逐意見不同的賢臣。宋仁宗以歐陽修是范仲淹朋黨為由，將他貶至夷陵任縣令。命令一下達，御史台的官吏們便踏破了歐陽修家的門檻。這些官吏為了討好上級，以表自己的忠心，每天都會上門來催促歐陽修一家快些搬走。
第五日，歐陽修一家被趕出了汴京的住宅。歐陽修本打算雇一輛馬車，從陸路前往夷陵，可是由於出發時間太緊，一時間雇不到車馬，他只能帶著一家老小走水路。
歐陽修的仗義執言使他的仕途上步入了一個低谷，看著棲身在船里的母親和妹妹，歐陽修心裡很是煎熬，他也不是沒有想過總有一天會遭到這樣的境遇，可就是改不了本性——那種正直、敢言、不屈的本性。那種本性占據了他的整個靈魂，使他在日後的道路上縱然走得艱難，也要無愧於良心。
二
一路顛沛，終到夷陵。夷陵地處偏僻，這裡的百姓認為，被貶到此地的官員多是朝廷不看好的人或是有罪之人，所以對於歐陽修，他們心裡有很強的防備心，連見面時都直呼其名，更不要說給予禮遇、表達敬重了。
若說百姓們有此態度是因為愚昧，那麼上級官員對待歐陽修的態度更是讓他感到屈辱。「設有大會，使與州校獄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出。
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
幸有故人朱慶基為其安排一二。住在朱慶基為他修建並起名為「至喜堂」的房子裡，歐陽修的心漸漸平靜下來。「至喜堂」取自「既至則喜」，朱慶基希望歐陽修既然到了夷陵，那麼便以「既來之，則安之」的心態在這裡住下，歐陽修也開始努力讓自己適應這裡的環境。一段日子住下來，歐陽修竟然真的習慣了這裡，喜歡上了這裡。
起初，歐陽修很不適應當地的風俗習慣，當他經過那狹窄得只容行人、不容車馬的小街，聞到滿街腥臭的鹹魚味，看到茅草搭建的民舍中廁所和廚房相鄰的場景時，不由得頻頻皺眉。初到夷陵時，歐陽修曾寄給蘇舜欽一首詩：三峽倚迢嶢，同遷地最遙。
物華雖可愛，鄉思獨無聊。
江水流青嶂，猿聲在碧霄。
野篁抽夏筍，叢橘長春條。
未臘梅先發，經霜葉不凋。
江雲愁蔽日，山霧晦連朝。
——《初至夷陵答蘇子美見寄》節選歐陽修在詩中用「江雲愁蔽日，山霧晦連朝」表達了心中的愁緒；用「光陰催晏歲，牢落慘驚飆」描述了自己的處境；用「須知千里夢，長繞洛川橋」表達了自己對洛陽生活的思念。從這首詩中可以看出，歐陽修當時的心情非常低落，對夷陵抱有強烈的排斥心理。
後來，歐陽修發現，夷陵雖然地處偏僻，但是民風卻很淳樸，極少有偷盜之事發生，而且，此地「有稻有魚」，又有「橘柚茶筍四時之味」，可保日常三餐健康自然。閒來無事，歐陽修也會去附近的山川遊覽一番，那些風景給他的感覺不再是荒涼，而是「江山美秀」。
夷陵是一個文化氣息較淡的縣城，這裡的居民大多沒讀過書，不識字。
每當居民遇到田契方面的問題，總會第一時間找到官府，可是官府的官吏也沒有什麼文化，所以主要根據涉案人員的陳詞，僅憑自己的直覺來斷案。若是官吏正直，尚且會仔細調查，還受害者一個公道；若是官吏腐敗，則冤案錯案在所難免。
在其職，盡其責。歐陽修上任後，發現這裡不但沒有健全的法律，連對案件的記錄都殘缺不全，於是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便是整頓吏治，修訂當地法制，一忙就是半年。
生活在夷陵這樣的小縣城裡，消遣的方式自然少了許多，何況歐陽修已與尹洙有約定，不再放任飲酒，懶散怠慢，所以，閒暇之時，歐陽修便坐在府中翻閱以往的卷宗，他發現，夷陵雖小，可當地的腐敗問題卻很嚴重。為了整頓吏治，歐陽修制定了一套新法規，並警示所有的官吏，不得再有收受賄賂、徇私舞弊之舉，一經發現，嚴懲不貸。在他的嚴格治理下，當地的吏治有所好轉。
工作雖忙，卻也不是一點兒閒暇時間都沒有。每當空閒下來，歐陽修都會去拜訪好友，和他們聊聊天，或者一起出去走走。除了峽州的知州朱慶基外，歐陽修在這裡還遇到了一位舊友——峽州的軍事判官丁寶臣。在丁寶臣的引薦下，他又結識了峽州推官朱處仁。有了這些朋友相伴，歐陽修感到自己不再孤單了，他們經常結伴相游，夷陵的風景民俗都成了歐陽修筆下的篇章，廣為流傳。
三
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對歐陽修造成了重大的打擊，他為此痛苦過，但痛苦過後，他變得成熟了，身上那絲浪漫悠閒之氣也褪去了，他又開始進行學術方面的研究。
心態變了，看待一些事情的眼光就變了，對待一些問題的方式也變了。
拋開了對功名的追求，學習就變得更加純粹。回過頭來看以前閱讀過的那些書籍時，他開始研究、思考，竟然還從中挑出一些問題來。曾經被人們視為「寶典」的那些文章，如今在歐陽修眼中，卻並非那麼完美了。
漢、唐以來，許多先賢對儒家經典進行研究後，根據個人的理解為這些經典作了大量的註疏。由於這些先賢在學術領域都擁有較高的聲望，所以後人將他們的註疏視為不可動搖的「寶典」，從未有過質疑之心。
歐陽修再次閱讀時，突然發現前人的註疏中時有紕漏，有些注釋不明，有些詞不達意，有些模稜兩可，於是他將自己發現的這些可疑之處一一記錄下來，仔細研究，最後寫成了論文。這些論文對《易經》《詩經》《春秋》中的內容都有所質疑。
在針對《史記·孔子世家》而作的文章中，他指出，「自孔子歿，周益衰，王道喪而學廢，接乎戰國，百家之異端起，十翼之說，不知起於何人？」以此質疑《周易大傳》是孔子所作的觀點。他還指出，《春秋》的三傳都不可盡信，其中有許多內容是人們故意將人聖人化後用以迷惑學者的。
出自歐陽修之手的《易童子問》《易或問》《春秋論》等文章一經流傳，便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也在當時的社會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畢竟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註疏仍然是人人信奉的東西。歐陽修的這些文章無疑是在挑戰傳統權威。
歐陽修起初並沒有打算將這些文章公開，誰知他的朋友們看過之後，一傳十，十傳百，最後竟然傳得盡人皆知，並由此掀起了一股疑古思潮。在歐陽修的帶動下，漸漸地，更多的人開始關注並質疑那些舊的東西，同時努力發現新的東西。不知不覺中，一種「新儒學」的氛圍形成了。
在政治方面，歐陽修還有《本論》《春秋論》等著作。歐陽修曾在給梅堯臣的信中提及：「閒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又云：「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由此，人們推斷，歐陽修的《新五代史》也是從這一時期開始準備編寫的。
《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記》，由於是歐陽修所著，所以也有後人將《新五代史》簡稱為「歐史」。這是一本具有極高學術價值的史著，被後人錄入了「二十四史」。趙翼在《二十四史札記》中給予了歐陽修這部《新五代史》極高的評價，稱其「不惟文筆潔淨，直追《史記》，而以《春秋》筆法，寓褒貶於傳記之中，則雖《史記》亦不及也」。
在夷陵，歐陽修還決定與尹洙一起繼續撰寫當初未完成的《十國志》。在撰寫的過程中，他的心漸漸沉澱了下來。歐陽修認為，正史需要的是精簡，而非冗長。他建議尹洙：「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為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在歐陽修的主張下，二人將原有的《五史》改為紀傳，並將《梁紀》與《漢周》兩部合為一部。
「廬陵事業起夷陵，眼界原從閱歷增。」 每當提到歐陽修在夷陵的經歷，人們總會不由得想起清人袁枚在《隨園詩話》中所寫的這兩句話。想來確實如此。
一個性情直率、正直，卻因直言進諫而遭到貶斥的人，經歷了這樣一場打擊，反而變得更加堅韌，並且在學術上有所建樹，這是凡人所不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