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傳疑的歷史事實

  第一節一世紀前後中國歷史中有關南海各國的記載

  如果象一般歷史學界所指出那樣：印度尼西亞的青銅器時代(包括巨石文化)的下限是在三世紀前後，那麼,在這期間，印度人的勢力和中國的影響則已從公元一世紀前後逐漸深入了。正如在前一章歷史背景中所敘述，中國對南海各國的活動除越南的北部外，主要是限於貿易交往，而印度人則在於建立商業居留地，傳播宗教思想，之後又發展為政治控制和建立起印度化王國或殖民王國。這兩者間的不同也正如前章所指出的是由於兩國歷史運動的規律所決定的。而這種歷史運動的規律，又使統一的中國為南海各國保存了不少的歷史資料，使經常處於分裂的印度則只留下片斷的傳說和札記，儘管印度人對南海的發現要比中國早得多，而要在印度的歷史中找到較為完整的史料是很不容易的。

  中國《漢書·地理志》卷二八下粵地條有一條很重要的記載，敘述中國當時通印度的航程，我們把它摘引在後面，很可以看出當時南海各地的一般社會情況。

  自合浦、徐聞(即今日的雷州半島)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略以為儋耳、珠座郡(即今日海南島)。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為貫頭。

  男子農耕，種禾稻紆麻，女子桑蠶織績。無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塵縻。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為德。……

  自日南漳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常部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沒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園；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余，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堅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自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凜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為耦。查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溺死，不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1一5年),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文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標界雲。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

  從以上記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黃支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這一句，這表明公元前二世紀時，黃支已與中國有了交通往來。

  而當時黃支的「民俗」則又與珠壓略同。黃支據學術界考證為南印度案達羅國的首都Kancipura(《大唐西域記》稱建志補羅),即今日之康契普臘姆。案達羅國居民主要為達羅毗茶人，與雅利安人為不同族。所謂「民族略與珠里相類」或系指服飾與生產情況相同。武帝時正是案達羅國強盛之時，所以得與中國發展了交通。黃支之南為已程不國，學術界認為即是Sihadipa的對音，為今日之斯里蘭卡。這表明漢時通印度大艦化只限於斯里蘭卡以西的南印度沿海各地。航程中所載共中途之國，有都元國、色戶沒國、諶離國和尖甘都盧網。其回程則又有皮宗國。這些國家雖不能指定其確切地點，而考證者又各抒所見，莫衷一是，但大體上，是在馬來半島。緬甸或蘇門答臘一帶，似可肯定。

  如果象一般所首肯的：夫甘都盧當緬甸的蒲甘城，則以諶離國當今日之卑謬，古稱Sriksetra的驃國首都，以邑盧沒位於緬甸的沿岸，似屬可信。哈威之《緬甸史》,根據《印度古物志》指出：當時濟迫於怒江口與西丹河口之間，有國君七位，曾往攻多簡羅(Takola),即直通的阿夷梯摩(Ayettima)。或者Ayettima,即為邑盧沒以及後世之拘萎密的對音，亦未可知。又據著者指出：白古之瑞穆陶塔，仰光之瑞德宮大金塔與直通之瑞內延塔等本身，其歷史可遠潮至公元以前。居住於這一帶的得楞人或即是印度羯陵伽人移居於此的後裔(應認為是羯陵伽人與孟族人混血而名之為得楞人的)。阿育王於公元前261年征克羯陵伽，也許就是使他們移居於此的。據考古發掘：直通位於海岸，白古乃一淺海島。白古鎮北之巴耶基，直通縣之阿夷梯摩(或即邑盧沒)等地已經發現外洋船舶所用的羅絲閂和錨索等古文物。當時航行者寄泊於阿夷梯摩著來是合理的。故船行可二十餘日至諶離國，即溯伊洛瓦底江而至卑謬，然後陸行十日而至夫甘都盧，即蒲甘。然後又循伊洛瓦底江而下沿印度東南海岸，「船行可二月余」到黃支國。

  對於都元和皮宗兩國很難肯定。都元在中國史書中有稱「都昆」、「都軍」及「屁部乾」或「屈都昆」;皮宗有稱「比嵩」及「毗宋」。前者有僅指在馬來半島的或指為馬來半島之龍運。後者則有指在蘇門答臘東北海岸的巴塔人居住區，或在馬來半島之南的香蕉島。但部沒有古蹟之物或史實、傳說足資佐證。我們認為都元或都昆更可能是在今口馬來半島之吉打。在吉打曾發現四世紀古石刻3塊，而在大山腳的附近Cherok Tokun地方的岩石上發現一塊石刻。這表明這一地方早已為印度人的商業移民區，也是古代印度人通中國的寄港之所。到四世紀後則更為發達了。《梁書》扶南傳作屈都昆，更與其地名的對音相符。Cherok意為角。譯者簡譯為「屈」。

  皮宗既成為寄航要地，並稱之為國，似難以很小的香蕉島當之。考蘇門答臘東北海岸，於三世紀時，曾出現一毗騫國。其地約在今日之巴賽河以南一帶。而在今日的阿魯灣口之內有河名貝西唐。與皮宗、皮嵩之對音頗相符。就居住於當地的巴塔人的社會以及氏族名稱而論，其受印度化之早、之深十分明顯。故回程之皮宗，很可能在蘇門答臘的東北海岸一帶。印度航海者必更熟知其本國人居留地的江灣，以利於寄航。但自皮宗至日南僅二月航程，似乎又有可疑。

  但這一記載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南海各地的生產和生活情況。武帝遣使南海及印度，目的在於「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王莽遣使黃支則在於獲得「生犀牛」。從印度尼西亞石棺中發現的，當時特權者階層也以燒珠、青銅飾器為最多。據稱大約屬於公元前三世紀的一座爪哇勿蘇基州的桌石墓中發現了藍色的希臘燒珠。其上還有白眼。一般認為是公元前四世紀物。看來，它是印度商人輾轉販運到印度尼西亞的。犀牛也出產於蘇門答臘，故有人錯誤地把「黃支」當之於「亞齊」。《地理志》僅說：「資黃金雜繒而往」,但據印度尼西亞發現，在西爪哇、南榜、巴唐哈里地區(蘇門答臘占碑)和西加里曼丹曾發現了漢代的陶器。而在西爪哇也還發現了第四號中國式銅鼓。這就可見中國之通南海各國，不止如《地理志》所記載的一路，並且還向東航至加里曼丹、蘇門答臘南部和爪哇了。

  其次是「所至國皆稟食為耦。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的情況。看來當時各國的對外貿易是由國家掌握的(所謂國家或者只是部落)。凡屬外商或異邦人來經高的，有一定居住地，供給飲食，並且有人伴行;然後又以部落共有的商船，轉港運送。但正如前章所說，當時大小部落甚多，而部落內部階級分化也日趨明顯；相互之間為爭得航運利益，往往出現海上搶奪之事，所謂「亦利交易，剽殺人」之事亦常發生了。

  印度尼西亞古國之最早通中國者，據稱為葉調國。葉調據稱為Yavadvipa之對音，印度人用來指稱爪哇或蘇門答臘的。後來，中國史書譯為「閣婆」。《後漢書》卷六本紀有云：永建六年(131年)「十二月，日南微外葉調國、撣國遣使貢獻」。注引《東觀記》云：「葉調國王遣使師會詣闕貢獻；以師會為漢歸義。

  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又撣國王雍(田)〔由〕亦賜金印紫綬」。又《後漢書》卷一一六西南夷列傳云：「順帝永建六年(131年),日南徽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

  如果葉調確為Yavadvipa的對音，或即為今日之爪哇，則所謂國王「調便」,或即為「Deva varman」。兩者都是印度的名稱，看來未必是印度尼西亞人所建立的國家，或者「葉調國」不過是印度人的一個商業移民居留地而冒稱為「爪哇」之王，並假借依附中國之名而來擴大其勢力的也未可知。

  但證之於在南榜、巴唐哈里地區、西爪哇和西加里曼丹發現了漢代的陶器這一事實，則當時的印度商人或當地部落已同中國有貿易往來是可以肯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