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佩弦先生

  本志的一位老朋友，也是讀者們熟悉的一位老朋友，朱佩弦（自清）先生，於八月十二日去世了。閱讀認識他的人都很感傷，不認識他可是讀過他的文字，或者僅僅讀過他那篇《背影》的人也必然感到惋惜。現在我們來談談朱先生。

  他是國立清華大學的教授，任職已經二十多年。以前在浙江省好幾個中學當教師，也在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教過書。他畢了北京大學的業就當教師，一直沒有間斷。擔任的功課是國文和本國文學。他的病拖了十五年左右。工作繁忙，處事又認真，經濟也不寬裕，又遇到八年的抗戰，不能好好的治療，休養。早經醫生診斷，他的病是十二指腸潰瘍，應當開割。但是也有醫生說可以不開割的，他就只服用了些藥品了事。本年八月六日病又大發作，痛不可當，才往北大醫院開割。大概是身體太虧了，幾次消息傳來，都說還在危險期中。延了六天，就去世了。他今年五十一歲。

  他是個盡職的勝任的國文教師和文學教師。教師有所謂「預備」的工夫，他是一向做這個工夫的。不論教材的難易深淺，授課以前總要剖析揣摩，把必須給學生解釋或提示的記下來。一課完畢，往往滿頭是汗，連擦不止。看他神色，如果表現舒適愉快，這一課是教得滿意了，如果有點緊張，眉頭皺起，就可以知道他這一課教得不怎麼愜意。他教導學生取一種平凡不過也切實不過的見解：欣賞跟領受著根在了解跟分析，不了解，不分析，無所謂欣賞跟領受。了解跟分析的基礎還在語言文字方面，因為我們跟作者接觸憑藉語言文字，而且單只憑藉語言文字。一個字的含糊，一句話的不求甚解，全是了解跟分析的障礙。打通了語言文字，這才可以觸及作者的心，知道他的心意中為什麼起這樣的波瀾，寫成這樣的一篇文字或一本書。這時候，說欣賞也好，說領受也好，總之把作者的東西消化了，化為自身的血肉，生活上的補益品了。他多年來在語文教學方面用力，實踐而外，又寫了不少文篇，主要的宗旨無非如此。我們想這是值得青年朋友注意的。好文字好作品拿在手裡，如果沒有辦法對付它，好只在它那裡，與我全不相干。意識跟觀點等等固然重要，可是不通過語言文字的關，就沒法徹底分析意識跟觀點等等。不要以為語言文字只是枝節，要知道離開了這些枝節就沒有另外的什麼大事。

  他是個不斷求知不憚請教的人。到一處地方，無論風俗人情，事態物理，都像孔子入了太廟似的「每事問」，有時使旁邊的人覺得他問得有點兒土氣，不漂亮。其實這樣想的人才是「故步自封」。不明白，不懂得，心裡可真願意明白，懂得，請教人家又有什麼難為情的？在文學研究方面，這種精神使他經常接觸書刊論文，經常閱讀新出的作品，不但理解他們，而且與他們同其呼吸。依一般見解說，身為大學教授，自己自然有已經形成的一套，就把這一套傳授給弟子，那是分內的事兒。很有些教授就是這麼做的，大家也認為他們是行所當然。可是朱先生不然，他教育青年們，也隨時受青年們的教育。單就他對於新體詩的見解而論，他歷年來關心新體詩的發展，認明新體詩的今後的方向，是受著一班青年詩人的教育的，他的那些論詩的文字就是證據。但是，同樣在大學裡當教授的，以及在中學裡當教師的，以及非教師的知識分子，很有說新體詩「算什麼東西」的，簡直認為胡鬧。若不是朱先生的識力太幼稚短淺，就該是那些人太不理會時代的脈搏了。

  他待人接物極誠懇，和他做朋友的沒有不愛他，分別時深切地相思，會面時親密地晤敘，不必細說。他在中學任教的時候就與學生親近，並不是為了什麼作用去拉攏學生，是他的教學和態度使學生自然樂意親近他，與他談話和玩兒。這也很尋常，所謂教育原不限於教幾本書講幾篇文章。不知道什麼緣故，我國的教育偏偏有些彆扭，教師跟學生儼然像壓迫者跟被壓迫者，這才見得親近學生的教師有點兒稀罕，說他好的認為難能可貴，說他壞的就不免說也許別有用心了。他在大學裡也還是如此，學生就是朋友，他哪裡肯疏遠朋友呢？可是他決不是到處隨和的好好先生，他督責功課是嚴的，沒有理由的要求是決不答應的，當過他的學生的都可以作證明。學生對於好好先生當然不至於有什麼惡感，可也不會有太多的好感，尤其不會由敬而生愛。像朱先生那樣的教師，實踐了古人所說「教學相長」，有親切的友誼，又有堅強的責任感，這才自然而然成為學生敬愛的對象。據報紙所載的北平電訊說，他入殮的當兒，在場的學生都哭了。哭當然由於哀傷，而在送死的時候這麼哀傷，不是由於平日的敬愛已深嗎？

  他作文，作詩，編書，都極為用心，下筆不怎麼快，有點兒矜持。非自以為心安理得的意見決不亂寫。不憚煩勞地翻檢有關的材料。文稿發了出去，發見有些小節目要改動，乃至一個字還欠妥，總要特地寫封信去，把它改了過來才滿意。他早期的散文如《匆匆》《荷塘月色》《槳聲燈影里的秦淮河》都有點兒做作，過於注重修辭，見得不怎麼自然。到了寫《歐遊雜記》《倫敦雜記》的時候就不然了，全寫口語，從口語中提取有效的表現方式，雖然有時候還帶一點文言成分，但是念起來上口，有現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那是現代人說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當世作者的文字，多數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面貌像說話，可是決沒有一個人真會說那樣的話。還有些文字全從文言而來，把「之乎者也」換成了「的了嗎呢」，格調跟腔拍卻是文言。照我們想，現代語跟文言是兩回事，不寫口語便罷，要寫口語就得寫真正的口語。自然，口語還得問什麼人的口語，各種人的生活經驗不同，口語也就兩樣。朱先生寫的只是知識分子的口語，念給勞苦大眾聽未必瞭然。但是，像朱先生那樣切於求知，樂意親近他人，對於語言又高度的敏感，他如果生活在勞苦大眾中間，我們料想他必然也能寫勞苦大眾的口語。話不要說遠了，近年來他的文字越見得周密妥貼，可又極其平淡質樸，讀下去真箇像跟他面對面坐著，聽他親切的談話。現在大學裡如果開現代本國文學的課程，或者有人編現代本國文學史，論到文體的完美，文字的全寫口語，朱先生該是首先提到的。他早年作新體詩不少，後來不大作了，可是一直關心新體詩，時常寫關於新體詩的文字，那些文字也是研究現代本國文學的重要資料。他也作舊體詩，只寫給朋友們看看，發表的很少。舊體詩的形式限制了內容，一作舊體詩，思想情感就不免跟古人接近，跟現代人疏遠。作舊體詩自己消遣，原也沒有什麼，發表給大家看，那就不足為訓了。

  他的著作出版的記在這裡。散文有《蹤跡》的第二輯（亞東版，第一輯是新體詩）、《背影》、《歐遊雜記》、《倫敦雜記》（開明版）、《你我》（商務版）五種。新體詩除了《蹤跡》的第一輯，又有《雪朝》里的一輯（《雪朝》是八個人的詩集，每人一輯，商務版）。文學論文集有《詩言志辨》（開明版），大意說我國的文學批評開始於論詩，論詩的綱領是「詩教」跟「詩言志」，這一直影響著歷代的文學批評，化為種種的意見跟理論。談文學的文集有《標準與尺度》（文光版）跟《論雅俗共賞》（觀察版）兩種，都是近年來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話說，他「企圖從現代的立場上來了解傳統」，「所謂現代的立場，按我的了解，可以說就是『雅俗共賞』的立場，也可以說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近於人民的立場。」（《論雅俗共賞》序文中的話）從這中間可以見到他日進不已的精神。又有《語文零拾》（名山版）一種。《新詩雜話》（作家版）專收論詩之作，談新體詩的傾向跟前途，也談國外的詩。《經典常談》（文光版）介紹我國四部的要籍，採用最新最可靠的結論，深入而淺出，對於古典教學極有用處。論國文教學的文字收入《國文教學》（開明版，與聖陶的同類文字合在一塊兒）。又有《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商務版，與聖陶合作），這兩本書類似「教案」，希望同行舉一而反三。他編的東西有《新文學大系》中的詩選一冊（良友版）。去年的大工程是編輯《聞一多全集》（開明版）。今年與呂叔湘先生和聖陶合編《開明高級國文讀本》《開明文言讀本》，預定各六冊，編到第二冊的半中間，他就和他的同夥分手了。

  看前面開列的，可知他畢生盡力的不出國文跟文學，他在學校里教的也是這些。「思不出其位」，一點一滴地做去，直到他倒下，從這裡可以見到個完美的人格。

  1948年9月，原載《中學生》1948年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