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學生時代參加了反帝愛國學生運動，後任農民協會委員長，從事農民運動。大革命失敗後，他參加了農民義勇軍，參與組織平江農民撲城暴動。他20歲被調到銅鼓任縣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執行「發展蘇區，擴大蘇區，將蘇區連成一片」的重要任務。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後，他在湘鄂贛邊參與領導了極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他25歲任紅16師政治部主任，後來成為新中國華東軍政大學副政治委員，並參與組建軍事學院，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干共產黨工作，入國民黨黨籍
1909年1月2日，鍾期光出生在湖南平江縣、肥田區三眼橋白糊村。乳名鍾昱明，鍾期光是學名。父親鍾開壽，是個佃農，因無錢上學，一字不識。父親有兩個兄弟。伯父叫鍾臧壽，字克舫，是個中醫，當地叫「郎中先生」。伯父沒有兒子，將鍾期光一半過繼給他，當地叫「一子承兩祧」。
1913年春，鍾期光剛4歲時，父親和伯父就決定送他去讀書。兩人一個行動，兩個動機：伯父的意圖，認為鍾期光人還小，性未定，先學會識字，學會打算盤，等稍大一點，或者讓跟著學醫，或者幫著記帳。父親覺得自己世代為農，鄉間惡人霸道，弱肉強食，受盡別人的欺凌，希望鍾期光長大以後為他耀耀威、出出氣。父親對鍾期光說：孩子，你去好好讀書，讀了書就可以做官；即使你做不了官，同學中總有做官的，那時別人就不敢欺負我們了。因此，除了父親種田的收入，母親每年還餵4頭肥豬，兩頭賣掉給鍾期光做學費，兩頭留作應酬人情開支，真可謂精打細算。
那時，在三眼橋鎮上已經有了「國民小學校」。但因路程太遠去不了，鍾期光只好在附近上「子曰店」。「子曰店」也叫「私塾」，都是私人舉辦，專教蒙童的，學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中共平江黨組織的建立，在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為最早。1922年，毛澤東在長沙找平江鞋工出身、「五四運動」前後從事工人運動的陳茀章和參加過辛亥革命的軍官余賁民等人談話，介紹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後，以這些同志為種子，在平江發展組織，建立了平江第一個共產黨小組。
1926年，北伐軍到達湖南後，平江縣工會改為總工會，由李則鳴任會長；農事公會改為農民協會，由余本健任委員長；共產黨員吳克堅擔任了縣教育局長，併兼任我黨領導的秀野學校校長。
國民黨也公開成立縣黨部，由共產黨員陳茀章、李俊章擔任常務會正副主席，其他委員也多系共產黨員，縣黨部的組織部長就是共產黨員、總工會會長李則鳴。鍾期光是1924年加入國民黨、1926年加入共產黨的。那時，他是國民黨的區黨部常務委員，又是共產黨的肥田區區委書記，還是中東鄉中共特委的秘書和下東鄉游擊隊的黨代表，不久任中共平江縣委組織部長。
鍾期光利用國民黨常委的合法身份，做我黨的組織工作，發動群眾，搞武裝鬥爭。我黨通過國民黨和工農團體，在各城鎮鄉村普遍成立女界聯合會、兒童團和各種參戰組織，如嚮導隊、擔架隊等。平江各界群眾參加各種團體的人數達到60％以上。並廣泛開展了農民減租減息、工人增加工資、婦女反對壓迫兒媳等鬥爭。這樣，群眾的政治覺悟和組織意識普遍提高，為武裝暴動準備了雄厚的群眾基礎。
參加平江暴動
1927年5月，「馬日事變」的消息傳出後，湖南人民義憤填膺。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將長沙四鄉及平江等地的農民自衛軍和工人糾察隊統一改編為工農義勇軍，準備攻打長沙。後因認識不統一，未能實現。當時，余賁民領導的平江工農義勇軍已有2000餘人，曾奉命東調參加南昌起義，後因中途受阻，折回湘東。8月底，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湖南省委組織秋收起義，將平江、瀏陽工農義勇軍的主力和國民革命軍武漢警衛團等武裝，合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成為後來到井岡山建立紅4軍的基礎之一。
鍾期光是1927年6月加入湖南工農義勇軍平江第1大隊的。余賁民同志率部參加秋收起義時，組織上決定留下鍾期光和邱炳、梁國基等同志堅持平江原地鬥爭。
秋收起義部隊離開湖南以後，反動派加緊鎮壓革命。
戶戶搜「暴徒」，村村殺「共黨」，街頭巷尾，掛滿人頭，河灘塘邊，血染沙土。
敵人的鎮壓雖然使革命勢力遭受較大損失，少數害怕武裝鬥爭的黨員離開了平江，逃亡外地，個別「軟骨頭」經不起考驗，成為革命的叛徒；但更多的共產黨員和廣大工農群眾並沒有被鎮住、被嚇倒，武裝鬥爭的烈火迎著血雨腥風不但沒有熄滅，反而熊熊燃燒。
在以羅納川為首的縣委領導下，各級黨員幹部隱蔽在鄉村，紮根在群眾之中，組織游擊隊同反動派開展武裝鬥爭。鍾期光家所在的中東鄉(包括嘉義、獻鍾、三眼橋)成立了一個游擊隊，由喻庚、李楚平負責。
1927年9月18日，中共平江縣委首先在東鄉的獻鍾和南鄉的思村組織暴動，消滅「挨戶團」，搗毀區公所，鎮壓土豪劣紳，並籌劃於9月20日舉行攻打縣城的暴動。
這次攻城，原定午夜以城裡善慧庵的鐘聲為號，城裡由地下黨組織工人暴動，城外農民暴動隊伍則按各預定路線攻城，即城西近郊農民由西門進城，安定、思村一帶農民由東門進城，三墩、瑚珮、恩溪、鍾洞、梅仙、團山鋪等地農民由北門進城，以期內外協同動作，占領縣城。不料，負責撞鐘的同志未能按時執行任務，參加暴動的群眾一直候到天將破曉，仍聽不到鐘聲，只好大部退卻，部分群眾隊伍沖入岩山李家巷以後撤出，結果攻城暴動沒有成功。
這次攻城雖未成功，但顯示了工農群眾的革命力量，給反動派以很大的震懾。
1928年3月（農曆二月），平江縣委決定組織群眾武裝撲城，成立「平江工農暴動總指揮部」，由羅納川、余本健負責。
但是，由於當時的組織指揮水平不高，農民缺乏作戰經驗，隊伍雖然浩浩蕩蕩，十分龐大，但協同動作不好；游擊隊因混雜在農民隊伍中間，以致未能充分發揮主攻作用，且槍枝過少；加之縣城的東、南、西三門被汩羅江水阻隔，易奪難攻。正當暴動隊伍要全面攻城時，敵人增援部隊趕到，城內敵人查明虛實，猛烈反攻，以致這次撲城沒有成功。只有北面喻庚那個游擊隊打進了北街嶺上畫橋，與敵展開巷戰；東鄉、南鄉的群眾只打到了城邊；有的隊伍則離城尚遠。進攻受挫後，暴動隊伍主動撤出戰鬥，退回鄉村繼續武裝鬥爭。
1928年7月22日，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等同志發動的平江起義，震撼中外，給敵人以沉重打擊，對湘、鄂、贛三省邊界各縣的革命鬥爭是個極大的鼓舞。不久，各縣先後建立了革命政權和人民武裝，並產生了統一的革命組織——湘鄂贛邊區黨的臨時特委，成立了湘鄂贛邊區蘇維埃政府。從此，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正式誕生了。
平江起義後，在長壽街召開了平江全縣蘇維埃代表大會，選舉張懷一(後叛變)為縣蘇維埃政府主席。下設好幾個委員會，如肅反委員會、土地委員會、文化委員會、財政委員會、赤衛委員會，等等。鍾期光擔任縣蘇維埃政府秘書長，負責行政工作；同時，又是縣委組織部長。縣委書記是黃棟清(後來是塗正坤)，胡筠任縣委財政部長，張若清(又名張警吾)任縣委宣傳部長，劉宗義(又名張純清)任軍事部長。後來，平江游擊大隊與紅5軍合編為5個縱隊。
發展蘇區，擴大蘇區
1929年9月，鍾期光被調到銅鼓任縣蘇維埃政府文化委員會主席，並代理一段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當時，湘鄂贛邊區特委的口號是：「發展蘇區，擴大蘇區，將蘇區連成一片。」這也是邊區特委書記王首道、宣傳部長袁國平同志派鍾期光去銅鼓工作的任務。
銅鼓敵人的民團很猖獗，駐在尤家河，抓到人就殺。銅鼓本來就窮，人煙稀少，加上敵人的「殺、趕、移」，蘇區群眾更少了。鍾期光是外地人，剛到銅鼓，對當地老百姓不熟悉，沒有群眾基礎，工作很不好做。民團經常來進犯，那時縣裡沒有武裝，不能抵抗，只能跑，敵人來了就躲起來。好在是山區，貧困偏僻，敵人呆不住。他們一走，鍾期光便開展革命工作。
當時，縣蘇維埃政府主要做兩項工作：一是穩定人心，發動群眾；二是恢復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留下來沒有走的老百姓，都是很窮的，是開展革命工作的基本群眾，鍾期光便向他們宣傳黨和蘇維埃政府的性質和任務。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使群眾認識到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是站在他們一邊為他們服務的，地主豪紳和國民黨民團是他們貧困的根源。
鍾期光通過廣泛宣傳，層層發動。蘇區群眾覺得有了依靠，明確了奮鬥目標，革命積極性高漲起來，外出自謀生路的老百姓陸續返回，被敵人強迫「移民」的人也紛紛跑回家鄉。
於是，鍾期光等人就領導大家恢復和發展生產，改善生活，鞏固和發展蘇區。山區土地多，就靠山吃山，組織群眾開荒種茶，把加工好的茶葉，運到修水那邊的渣津、馬坳去賣，也到瀏陽這邊的白沙鎮去賣，賣了茶葉換回糧食和生活用品。山上野豬多，就組織群眾上山打野豬，解決吃肉問題。
就這樣，銅鼓蘇區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不僅鞏固了原來的三四個區蘇維埃政府，還擴大了一個新的蘇維埃政府，地名叫做楊家塅。
不久，邊區特委組織部長楊幼麟(又名石夫)到銅鼓巡視工作。當他了解到銅鼓的紅旗沒有倒，而且蘇區擴大了，各級組織健全，工作活躍，生產得到了發展，受到群眾擁護等情況時，他表示滿意。
隨後，邊區特委聽了楊幼麟的匯報以後，對鍾期光在銅鼓的工作給予了肯定和表揚，並決定調他回平江工作。
1930年5月，王首道把鍾期光調回平江，讓他跟隨紅3軍團參加進攻長沙，任紅5軍秘書長。
1930年至1931年上半年，是湘鄂贛邊區的全盛時期。在中央蘇區和全國其他蘇區革命形勢的影響下，以平江、瀏陽為中心，包括湘東北、鄂東南、贛西北三省邊境20餘縣的大部或部分地區的革命形勢詞發展。在廣大蘇區，摧毀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建立了蘇維埃政權和各種革命組織，鎮壓反革命，進行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建設，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績。蘇區軍民歡欣鼓舞，革命積極性空前高漲。
平江縣在1930年幾乎「全縣赤化」(只有兩個山區由豪紳地主盤踞，一個是黃龍山由黃伯魁占領，另一個是南江橋由黃少谷統治，這兩個反動堡壘，一直到全國解放時才被消滅)。縣委書記是王赤，婦女部長是李貞，宣傳部長是黃耀南，鍾期光任縣文化委員會主任(相當於現在的教育部長)。
這個時期，湘鄂贛邊區革命形勢得以發展。
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裝都得到很大發展，這是邊區革命形勢發展的堅實基礎和可靠支柱。有了武裝，一方面保衛蘇維埃政權，一方面開闢白區工作，組織群眾武裝暴動，打土豪分田地，革命運動日益壯大。
肅反中挨整
就在湘鄂贛邊區革命迅速發展的時候。1931年下半年，黨內「左」傾路線給湘鄂贛邊區的建設帶來了嚴重危害；加之敵人的瘋狂進攻，使革命受到很大損失。
1931年，鍾期光被調到湘鄂贛省軍區當宣傳科長。沒過多久，又調到省委保衛局。綜正坤是保衛局長。鍾期光開始當政治檢查科長，1932年7月，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當偵察部長。由於黨中央由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統治，他們不相信湘鄂贛當地幹部，不相信知識分子，只信任從蘇聯回來的人。1932年1月，中央派林瑞笙、陳佑生來改組湘鄂贛省委和省總工會。
省委常委直接抓肅反工作，由林瑞笙、陳佑生、孔荷寵、傅秋濤、張金樓等分工負責。陳佑生是全國總工會執行局的代表，他在湘鄂贛一手遮天，根本不講什麼民主，一切只有他說了算。
省委書記林瑞笙是從湘贛邊區調來的，把「左」的那一套也帶來了，保衛隊長也是他帶來的。保衛局有個保衛隊，3個排，人數比一個連的人還多，叫政治保衛隊。實際上負責抓人、關人、殺人。
省委副書記黃加高，執行部長羅興，都執行「左」的路線。那時，認為「左」就是革命，「左」最革命，不「左」的人就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保衛局掌握在這些人手裡，大搞逼供信，誰不同意他們的做法，馬上就挨整。鍾期光因對大量逮捕紅軍幹部持異議，省委就認為鍾期光在肅反工作中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將他調離保衛局而改任省委文書科長。
直至1934年1月，中共中央派陳壽昌、徐彥剛來湘鄂贛，糾正林瑞笙、陳佑生的「左」傾錯誤。
陳壽昌剛來時，讓鍾期光任省委秘書長。後來，省委決定成立兩個邊區：修（水）銅（鼓）宜（豐）邊區和湘鄂邊區。總工會委員長施濟被派到了修（水）銅（鼓）宜（豐）邊區，任務是「向東南發展」。鍾期光被派到了湘鄂邊區，任湘鄂邊中心縣委書記兼獨立團政委，任務是「向長武路發展」。
以大局為重
1934年夏天，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使湘鄂贛蘇區比中央政治局蘇區提早半年進入了極其艱苦的游擊戰爭時期。
9月，湘鄂邊中心縣獨立團全部加入紅16師主力建制，鍾期光被調任紅16師政治部主任。當時，徐彥剛是軍區司令員兼紅16師師長，方步舟任政委。
1934年下半年至1935年上半年，紅16師從恢復到發展，先後取得洋樓洞、趙李橋、大源橋、高梘、虹橋等大小數十次戰鬥的勝利，全師主力發展到5000餘人，蘇區恢復與擴大，地方游擊隊也有很大發展，軍民士氣旺盛，成為三年多游擊戰爭的全盛時期。省級機關也轉移到了紅16師所在的平江縣南江橋、鍾坪地區、集中了許多幹部，開展恢復和擴大蘇區的工作。
由於失去了電台，紅16師的消息很閉塞，中央蘇區和相鄰其他蘇區幾大主力紅軍先後長征北上，師領導都不知道。更嚴重的是，1935年6月，國民黨集中很大一部分過去進攻中央蘇區的主力部隊，如湯恩伯、樊崧甫等部，配合三省邊區各縣的地方反動武裝進攻16師的消息，也遲遲未能獲悉，直到數十倍於16師的敵人大包圍圈已經形成、小包圍圈快要合攏、矛頭直指省委和紅16師所在的南江橋、鍾坪駐地時，才從附近群眾的報告中得知敵人大軍已在眼前。
省委和紅16師領導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向東南突圍，保存實力，再圖發展。不料，敵人在修水已構成多層梯次封鎖線，一道比一道嚴密，硬突幾次未成，傷亡很大，被迫折返向北突圍。當時省級機關和紅16師，軍民男女老少，共有8000餘人的龐大隊伍，被敵緊緊咬住，幾經突圍苦戰，傷亡重大，突到湖北通城境內時，被迫再分三路突圍：徐彥剛率46團為中路；博秋濤、嚴圖閣、劉玉堂等率省級機關和47團為右路；方步舟、魏平和鍾期光率48團為左路。
三路突圍部隊先後到達湖北黃顙口長江南岸。但等各部到達江邊時，已經找不到一隻船了。前有大江天險，後有追兵數萬，情況十分危急。師領導們急中生智，果斷地集中所有當地出身的指戰員為嚮導，分頭潛入龍角山、九宮山等深山密林，繼續與敵周旋。
經過4個多月的圍困，左路1800餘人的隊伍，大部分先後傷亡、被俘和失散，僅剩百餘人了。鍾期光和魏平將其中的戰士移交給當地咸蒲崇通軍分區政委余建新以後，率幹部30餘人長途轉移，繞敵空隙，歷盡艱辛，於11月回到平江黃金洞山區與傅秋濤等會合。
當突圍部隊先後回到黃金洞之後，省委和軍區主要負責同志沒有組織大家冷靜總結經驗教訓，也不作任何具體分析，突然宣布撤銷鍾期光的紅16師政治部主任職務。
論職責，上有省委軍區領導和師長政委，下有團級主官，鍾期光是師政治部主任，對部隊受挫不應負主要責任；論損失，參與突圍的省級機關、紅16師及所屬3個團，建制都被打散，三路突圍隊伍前兩路突過去了，只有一路沒有突過去。最後，三路都只有少數人歸隊。在嚴重的生死關頭，鍾期光不但沒有叛變投敵，而且與副師長魏平、團長譚鳳鳴等同志一道，始終沒有離開戰鬥崗位，以同生死共患難自勉，保持了政工幹部應有的立場。由鍾期光一人承擔全部損失的責任顯然是不公正的。
因此，不論從哪方面講，撤鍾期光的職是沒有道理的。但鍾期光考慮到當時的嚴重形勢，以大局為重，思想上有保留，組織上還是服從，行動上也沒有消沉。
當時學生出身的幹部本來就少，撤了職的鐘期光還得用，便讓他擔任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以後又兼任省蘇維埃政府教育部長。軍區政治部主任是譚啟龍同志。軍區組織幹部下鄉，再次恢復紅16師，繼續開展對敵鬥爭，鍾期光與譚啟龍總是輪換下去工作。譚啟龍負傷休息後，又由鍾期光代理主持軍區政治部的工作。1951年，中央軍委在全軍統一鑑定幹部、建立幹部檔案時，就鍾期光這次撤職問題作了「現在看來不應該」的組織結論。
從艱難困苦中走向勝利
1934年10月紅軍主力長征後，鍾期光在湘鄂贛邊參與領導了極其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
抗日戰爭爆發後，鍾期光任新四軍第1支隊1團政治處主任、先遣支隊政治部主任，隨部挺進蘇南敵後，參與指揮韋崗戰鬥。後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蘇北指揮部政治部副主任、第1師兼蘇中軍區政治部主任、蘇浙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參與創建蘇南、蘇中抗日根據地。
抗日戰爭勝利後，鍾期光任華中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華中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參加高郵、蘇中、宿北等戰役戰鬥。1947年起任華東野戰軍、第三野戰軍暨華東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在魯南、孟良崮、豫東、濟南、淮海、渡江、上海等戰役中，參與領導前線政治工作。曾總結推廣「功勞運動」、「溶化俘虜」等基層戰時政治工作經驗。
1949年，鍾期光任華東軍政大學副政治委員。1951年參與組建軍事學院，先後任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1960年任軍事科學院副政治委員，1977年任該院顧問。長期致力於加強部隊政治工作建設，發展軍事教育事業和開展軍事學術研究工作。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1982～1985年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著有《論部隊中政治工作建設》(194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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