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3歲便因想穿「馬克思鞋」而日不能靜，夜不能眠。這年底，他扛著梭標，揣著斧頭，加入農民義勇隊，參加了黃(安)麻(城)起義。他15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次參加戰鬥便繳獲一支大槍。黃安戰役期間，他一腳踹開營長的門：「這個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連隊要打仗!」他19歲任警衛團團長，一個戰士遞給他一件東西，兩頭彎彎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彈般大小，他莫名其妙，問：「這是什麼玩藝兒?」他22歲任紅四方面軍總部第4局參謀，後來成為新中國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88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天天想穿「馬克思鞋」
1914年11月16日，秦基偉出生在湖北黃安（今紅安）秦羅莊一個不算富裕但卻充滿溫暖的家庭。父親秦輝顯和伯父耕種十餘畝田地，母親周氏勤儉持家，紡線織布，飼養牲口，一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也都很早地懂得了日子的酸甜，能夠主動幫助大人們幹活。
八歲時，父母把他送進本村私塾讀書，希望他能識幾個字，念通官府的公告，知道捐稅名目，算清收入支出，當一個明明白白的種田人。
然而好景不長。從1925年開始，橫禍接踵而至，一場不知名的瘟疫，相繼奪走了母親、父親、伯父和哥哥的生命。姐姐出嫁後，他成了孤兒。偌大一個農舍里空落落的只剩下一個孩子。白天門上一把鎖，下田幹活。收工回來，自己做飯自己吃。田裡的草薅了，院子裡的草又長滿了。日子就這麼辛酸而又堅定不移地向前走著。
1927年，外面的世界已是鬧哄哄的了。
黃安、麻城等縣也有一些本地人，有穿長袍的，有戴眼鏡的，頻繁奔走於城鄉之間，秘密串聯百姓，給偏僻的山野帶來新奇、神秘的色彩。
夏天的一個清晨，頭夜裡下了一場暴雨，露珠還在葉子上滾動。伢子們清晨照例去放牛，牛兒還是那般搖頭晃腦快活地鳴叫，草兒還是那般掛著雨露晶瑩柔嫩，太陽也還是以往的那個太陽，沒有跡象表明這個日子有什麼特殊之處，但是，千真萬確有一件東西像鑽石一樣嵌進了秦伢子那雙機靈而又充滿憂鬱的眸子裡。這是一個非常新奇的發現—一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如同米麵饃饃一樣大小形狀，裡面有彎彎曲曲的圖案，印在地面上，紋絡清晰異常。
眾牛倌撲閃著大眼睛，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印在地上的是何物。
秦伢子自然也不知道，他上前蹲在地上看，又站起來後退幾步看，然後東瞅瞅西瞧瞧，冷不丁冒了一句：「莫不是鞋印?」
「對，是鞋印!」緊接著就有人響應。
「像鞋印。」又有人恍有所悟。
七嘴八舌，各抒已見，最終統一了認識，印在地上的，就是一雙鞋印。
是鞋印但又不是尋常的鞋印。這雙鞋印，可以說是一種現代文明的象徵。它不僅使這幾個牛倌驚奇不已，而且對整個秦羅莊的傳統文化都是一種衝擊。它是從外面的世界來的，是從秦羅莊大山屏障之外的廣闊天地里來的。一句話，這雙鞋印是有來頭的，它和本地人穿的布鞋印截然不同。
接著，一個牛倌又發現了一雙。
還有一雙。
再往後，就見多了。田埂上，草棵里，鹽店河邊的沙地上，到處都出現了這種鞋印。與這鞋印同時出現的，還有一些貼在牆上的標語，無非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土豪劣坤，打倒貪官污吏」之類。
消息就像投進池塘的石子，很快便在山鄉蕩漾開來。村里德高望重的長者或經過世面的私塾先生便交頭接耳竊竊私語：又有共產黨往南邊去了。
證據便是那鞋印。
那樣的鞋子是膠底鞋，也被外邊的人們稱作「馬克思鞋」，作田人是不穿的，只有扛槍打仗的人才穿這種鞋。鄉下人傳得活靈活現，說穿「馬克思鞋」的人都是共產黨，他們走的是一條叫作「革命」的路，這種路走到頭，就是共產主義的天堂。
這種傳說，對於秦伢於是極具誘惑力的。
左思右想，日不能靜，夜不能眠，心裡像有一種東西被灶火燃著了，越燃越旺，最後燃成一片勢不可當的火焰。
他娘的，丟掉這堆破爛，離開這個窮家，穿「馬克思鞋」，走革命路去。
於是就成天痴痴地想，騎在牛背上，遙望天邊與大山的接連處，眼巴巴地盼著過來一支灰衣灰帽穿膠鞋的隊伍。
揣著斧頭，扛著梭標，參加革命去
1927年10月中旬，中共湖北省委在黃安、麻城兩地成立了以符向一為書記的中共黃麻特別區委員會，組成了以潘忠汝為總指揮的黃麻起義指揮部，積極進行起義的準備。11月3日，黃麻特委在七里坪召開會議，決定以黃、麻兩縣農民自衛軍為骨幹，群眾武裝予以配合，首先奪取黃安縣城。
11月13日這一天，秦基偉正在院子裡劈木材，準備等下雪天生火用。正當他滿頭大汗地幹著的時候，虛掩的院門被踹開了。本家的一名堂叔旋風般地跑進來，驚驚乍乍地喊；「還劈個麼事，鬧革命了，還不跟我打縣城去!」
他半天沒回過神來，直到看見門外又有一群人，手裡拿著梭標、大刀之類的傢伙，一邊奔跑，一邊咋唬，這才恍惚明白，這就是大鼓書里說的：要起事了，要翻天了，要換世道了。
「叔，我跟你去!」不可思議的是，在這樣重大的選擇面前，在生死攸關未來莫測的嚴峻關頭。這個十三歲的少年既不顯得悲壯也沒怎麼激動。他掂了掂手中的斧頭，平靜地問：「我就帶上這傢伙?」
堂叔一把奪下斧頭，說：「你傢伙管屁用，尺把長的柄，還沒等你近身，人家早一刀砍過來了。給你這個。」
他伸手接住了，是一柄用麻繩染成紅纓的梭標。
他扛著這根梭標，並趁堂叔不注意，還是把斧頭揣進腰裡，然後跟本村的鄉親們一道上路了。
這天，他加入農民義勇隊，參加了黃(安)麻(城)起義。
當天下午，起義的群眾匯集在黃安北部重鎮七里坪，黃安農民自衛軍全部，麻城農民自衛軍2個排，組成攻城隊伍。於當晚10時浩蕩南下，直指黃安縣城。
一路奔襲，到了打鼓嶺，勞累加激動，他的小臉憋得通紅。
伢子，怕嗎?一位滿臉絡腮鬍子、背扛大刀的鄉親跑前跑後，儼然是個組織者。路過他身邊，大約是看他年齡太小，便停住腳步問他。
有什麼怕的!他答，轉動腦袋，看了一眼漫山遍野的隊伍。
知道我們這是幹什麼吧?絡腮鬍子又問。
革命唄!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嗬?絡腮鬍子驚奇了。笑了笑又問；「革命是什麼呀?」
這回輪到他語塞了，吭哧了半天，才反問：「你說革命是什麼?」
絡腮鬍子想了想，說：「什麼是革命呢?革命就是打地主老財，要他們的命，讓老百姓都有飯吃。」
「就這些?」他問。
「約莫就這些。」絡腮鬍子不太肯定地回答。
他沒說話，但他在心裡並不認為就這麼簡單。革命這個詞兒他聽了好幾回了，革命的理兒也有所耳聞。他琢磨，革命絕不僅僅是要地主老財的命的問題，也不僅僅是為了解決肚皮問題，革命可能還有比這更要緊的目的。
第一次參加戰鬥就繳了一支大槍
1929年8月，秦基偉懷裡揣著從鄉蘇維埃軟纏硬磨得來的證明，離開了自己的故土。
在山根拐彎處，他轉過身，最後望了一眼他的那幾間破舊不堪的房子後，放開了腳步，與同村的幾個小夥伴一路小跑，趕到紅31師駐地。他被分配在3團機槍連當戰士。
紅軍生活就這樣開始了。
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訓練，他參加了第—次戰鬥，並想在這次戰鬥中搞到一支槍。
這是跟國民黨第20軍郭汝棟的部隊交手。這回可是真刀實槍地干。地點在麻城縣的城門崗。
戰鬥一打響，他就顧不了那麼多了，老戰士趴在土堆上射擊，他看得干著急。打了一陣，敵人退了，這回輪到他一顯身手了，挺一根半丈梭標，一聲大吼，張牙舞爪往前沖，如同餓虎下山。
果然，繳了一支大槍。雖說只是個漢陽造的單套筒，比捷克式和大蓋式差點，但終歸比梭標強。對著太陽拉開槍栓看看，槍膛好好的，這兵也真熊，一槍沒放就撒丫子了，槍膛里還亮錚錚的呢。嘿嘿，你不要，老子可不客氣了。
這次戰鬥，他嶄露頭角，被提拔為副班長。
「黨外人士」的排長
在副班長的位置上，他顯示了組織能力，不久就被保送到隨營學校去學習。
7個月後，當他從隨營學校畢業時，他所在的31師已被整編為紅1軍第1師，他被分配在軍部經理處監護連擔任排長。沒過幾天，紅1軍和紅15軍又整編為紅4軍，部隊來了個大調整，他又被調到軍部手槍營2連當排長。
排長當了好幾個月，他才發現一個問題。排里好幾個戰士都是共產黨員了，而他這個排長居然還是「黨外人士」。天哪，那時候黨員光榮得要死，在共產黨的軍隊裡擔任指揮員竟然不是黨員，那工作怎麼開展呀?有許多事，黨員們悄悄商量，根本不通知他。
他感到很惱火，於是找營教導員，要求入黨。
教導員的答覆有兩條：
第一，你是中農成份，中農要用更長的時間考驗。
第二，你政治上還不成熟，好打不平，愛提不同意見，需要改。
對第一條，他毫無辦法，中農成份不是他掙的，也不是他想改變就能夠改變的。對第二條，他也是毫無辦法。俗話說，江山易改，秉性難移。從小到大都是一根腸子，直來直去，想改，但改不了。改了幾天還會再犯，一犯就更厲害。
1930年4月，秦基偉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
倒霉的「麻子排長」
1931年，中央蘇區開始清查「AB團」，搞「肅反」運動。
軍長被撤了，師長被抓了，團長、政委被抓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營連幹部被抓了，再往下，不偏不倚地該小排長們倒霉了。
還好，秦基偉沒被殺頭。運動由上而下，到了最底層，風勢就弱了。再說，連小排長都殺了，還靠誰來打仗呀?同那些被殺掉或被撤掉的人相比，他確實算是萬幸了。
他被調整了工作，由第1排排長調成了第2排排長。
這只是個小小的變動，但這個變動中有一個意味深長的奧秘，也算是中國紅軍獨有的特色之一。如果按新的眼光看，從1排長到2排長，應該說屬於正常的工作調動，然而在60年前的紅軍時代卻不是這麼簡單。那時候的第1排排長人稱「大排長」，作戰時緊跟連長、指導員，相當於副連長，而且是連長的當然代理人。
可是第2排排長就不同了，甚至可以說，2排長在連里的地位往往還不如3排長。在紅軍連隊裡，戰鬥時往往是這樣，先鋒是第1排，後衛是第3排，第2排夾在中間。不是信不過，至少可以說，第2排的力量相對弱些，使用起來也自然靠後一些。
為什麼要「降職」呢?
沒有人告訴他為什麼。他也沒有想到要去問個水落石出，但心裡難免要犯嘀咕：我沒犯錯誤呀，打仗時衝鋒在前，退卻在後，這都是沒什麼問題的。雖說性子直了點，愛提個意見，可從來沒出格呀，怎麼稀里糊塗就給「涮」了呢?
後來聽人傳說，是被人「張冠李戴」了。因為他幼年時出過天花，臉上有幾顆麻子，被大家喊作「麻子排長」。紅軍時代職務稱呼比較隨便，由於戰鬥中人員變動大，有的幹部互相之間甚至只知綽號不知姓名。恰巧，本連第3排排長也是個「麻子排長」，曾經對肅反說了幾句風涼話，可能是被連長和指導員(已先被抓走了)供了出去，於是保衛局就來找「麻子排長」的事。又因為第3排排長是僱農出身，比秦基偉的中農成份好，所以沒懷疑3排長，稀里糊塗地把他給「收拾」了。好在他才是個排長，又沾了工農幹部的光，腦袋才沒有搬家。
不久後，他又升官任手槍營2連連長。
「這個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連隊要打仗!」
1931年9月，蔣介石在對中央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失敗後，著手籌劃對鄂豫皖蘇區的第三次「圍剿」。但因「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抗日反蔣鬥爭高漲，國民黨內部矛盾加劇，致使這次「圍剿」行動遲遲未能開始。
在此情況下，11月7日，中國工農紅軍成立了第四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為打亂國民黨軍的「圍剿」部署，鞏固和擴大蘇區，決定以一部兵力牽制豫東南和皖西之敵，集中紅4軍主力7個團和黃安獨立團發起黃安戰役。
這時，秦基偉繼續擔任方面軍總部手槍營2連連長。
11月10日夜，也就是紅四方面軍成立後的第四天，黃安戰役的槍聲打響了。
11月25日，方面軍總指揮部前靠，進駐黃安城東南距城僅五公里的郭受九地區，加強了火線指揮。
秦基偉和他的連隊「心裡急得冒火，手裡癢得出汗。」
當他聽到兄弟部隊所說的刻薄的俏皮話時，再也忍不住了，便徑直找營長去了。他一腳踹開營長的門：「這個崗老子不站了，老子的連隊要打仗!」
營長正在補軍裝，瞟了他一眼，頭也不抬地說：「好哇，你秦基偉英雄呵!把連隊給我留下，你愛到哪裡去到哪裡去。」
「把槍也留下，打完這一仗，封你為秦大刀!」營長又說，依然沒抬頭。
一腔無名之火，被營長不緊不慢給滅了。留下連隊，留下槍，他去幹什麼呢?真去耍大刀倒也未嘗不可，可是，真能一走了之嗎?徐總指揮的崗誰站?
發牢騷可以，動真的不行!這點組織紀律觀念他還是有的。
露一手的機會終於來了。
12月20日拂曉，國民黨軍集結其30師大部分和31師—部兵力，猛提一股虛勁，並組織「敢死隊」向紅軍11師31團的嶂山陣地進行夜襲。由於該團5連前衛排警戒時疏忽，嶂山陣地被突破。國民黨軍爬上嶂山頂峰，直逼紅11師指揮所。
天亮以後，國民黨軍又集中兵力，在強大炮火的掩護下，拼命向紅軍陣地攻擊。雙方反覆白刃格鬥，陣地幾經易手。戰鬥進行至下午3點多鐘，增援的國民黨軍已進至離黃安城僅十餘里的地方，逼近紅軍打援部隊固守的最後一個山頭。
情況是十分嚴峻的。紅軍11師已經同敵人混戰在一起，師長王樹聲把師直手槍隊和通信隊也組織起來，跟國民黨軍拼上了刺刀。
總部手槍營300多個精神煥發的戰士被召集在總部大院門前。徐向前打出了最後的一張王牌：把手槍營拉出去。
一聲令下，300多條漢子如箭離弦，擁向11師的格鬥場。
不識電話的團長
1932年，秦基偉跟著主力一路艱苦征戰，從國民黨的圍追堵截中殺開一條血路，從湖北進入豫西。一路艱辛，一路熬煎。再往西南，又遇上個橫臥在前進路上的大巴山。
翻越大巴山後，秦基偉成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部警衛團的團長，時年19周歲。19歲的紅軍團長，堪稱少年有為。
第四方面軍在川陝站穩腳跟後，打土豪，分田地，擴大生產，發展經濟。根據地的面貌煥然一新，紅軍也得以在戰爭間隙養精蓄銳，擴充兵員。
1933年秋天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年輕的警衛團長秦基偉和他的警衛班正要策馬去見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鄭義齋。此時，他看見團部外面有幾個戰士在忙忙碌碌，扯根繩子這裡拴一下，那裡掛一下。這幾個人好像是總部來的。那繩子一直扯到他住的那間屋子裡。這時一個戰士遞給他一件東西，兩頭彎彎的，黑黑的，光光的，手榴彈般大小。
他莫名其妙，問：「這是什麼玩藝兒?」
那個戰士說：「秦團長，你放到耳朵邊上就知道了。」
他握住那東西，疑疑惑惑地用手掂了掂。那個戰士又說：「秦團長，這是電話，鄭部長正在裡面跟你說話哩。」
電話?他沒聽說過，更沒見過。但又不敢馬虎。總供給部鄭部長要是真的在裡面跟他說話，那可不是鬧著玩的。
他瞟了那戰士一眼，把那個兩頭彎的東西放到耳朵邊上，聽了一會兒，果然是鄭義齋部長在裡面說話。
音是聽見了，話卻沒聽清。他連聽帶猜，估摸出是讓他帶部隊去執行一項任務。最後，鄭部長還問：「明白了嗎?」
像往常一樣，他胸脯一挺：「明白了!」
其實是半明不白。
放下電話，他就喝令警衛員備馬。
總部警衛團成立後，除了警衛工作以外，還要負責總部的一些勤雜事務，司、政、供各部門的首長都能調遣。尤其是供給部的事情多，總供給部部長鄭義齋使用警衛團最頻繁。在秦基偉的經歷中，上級首長交代任務，從來都是面對面，說得細，聽得清，弄不明白的還可以再問。這回卻讓他吃不准了。因電話裡面雜音大，再加上鄭部長一口河南腔，他根本就沒有聽清說的是什麼。
為了圓滿完成任務，秦基偉決定去當面領受任務。他帶著警衛班策馬飛奔30里路，沒多大功夫就趕到方面軍總部，找到了鄭義齋。
鄭義齋正在主持一個會議，見秦基偉等人大汗淋漓地闖進來，頭上還冒著熱氣，不覺吃了一驚，詫異地問：「咦，你咋又來了，不是讓你去福陽壩嗎?」
秦基偉氣喘吁吁地回答：「我得聽你當面交代。」
鄭義齋說：「我在電話里跟你說得清清楚楚啊。」
秦基偉說：「那裡面亂鬨鬨的，我沒聽明白。」停了停又說：「再說，我對那玩藝兒也信不過。」
鄭義齋聽了，哈哈大笑，把眼淚都笑出來了。笑完之後，他對秦基偉說：「那不是玩藝兒，是電話。現在條件好了，團長都安了電話。以後下通知、報情況，大多要用電話，你要習慣。」
鄭義齋那樣一笑，秦基偉的心裡可不是味兒了。他是農家子弟，從出生到參加紅軍，沒進過大城市，也沒見過洋玩藝兒。這本來不是一件丟人的事，但如今自己已經是團長了，不能再像過去那樣，只知道揮大刀片子喊衝鋒。肩上的擔子更重了，就必須學習。只有學習，才能適應新的職責，掌握新的指揮技術。不加強學習，鬧笑話事小，貽誤了戰機紕漏可就捅大了。
從此，「學習」二字便像種子一樣種進了他的心田。再去總部，他就有意識地往參謀部門跑，去看新裝備，看地圖，學地形學。
從團長到國防部長
1934年起，秦基偉任紅31軍274團團長，參加保衛川陝蘇區的鬥爭。1935年參加長征，曾任補充師師長。1936年任紅四方面軍總部第4局參謀，10月隨部西渡黃河作戰。
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第129師游擊支隊司令員，與政治委員賴際發率部在正太鐵路(正定─太原)以南、同蒲鐵路(大同─風陵渡)以東開闢抗日根據地。1939年5月起，任晉冀豫軍區司令部作戰科科長、參謀處處長、新編第11旅副旅長。參加了磁武涉林戰役和百團大戰。1941年3月任太行軍區第1分區司令員，曾兼任中共地委書記，領導軍民開展反日偽軍「封鎖」、「蠶食」的鬥爭，參加1944、1945年的攻勢作戰。
抗日戰爭勝利後，秦基偉任太行軍區司令員。邯鄲戰役前，率部連克贊皇、高邑、臨城、內邱、邢台、沙河等城鎮。1947年8月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9縱隊司令員，率部南渡黃河，參與開闢豫西新區。後參加平漢、隴海路破擊戰和洛陽、鄭州戰役。
淮海戰役中，秦基偉率部參加圍殲國民黨軍黃維兵團。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戰軍15軍軍長，曾率部作為第4兵團先遣軍強渡長江，後參加廣東、廣西戰役。1950年2月，率部向雲貴高原進軍，在川、黔、滇、康邊境執行清剿國民黨殘餘武裝和土匪的任務。
1951年3月，秦基偉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軍長。參加第五次戰役，後參與指揮上甘嶺戰役。1953年回國後，任雲南軍區副司令員、昆明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秦基偉畢業於南京軍事學院，後任昆明軍區司令員，曾兼中共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1973年起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第一政治委員、司令員，中共中央軍委委員。1981年曾組織華北某地實兵戰役演習。1988年4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部長。同年9月被授予上將軍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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