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9章 非得手撕鬼子才行？
5月15日這天，江弦來到了位於沙灘北街2號的《人民文學》編輯部。
他當然是來參加《紅高粱》的作品研討會，研討會的舉辦地點就在這裡的一間會議室。
「江弦，這裡。」
崔道怡喊他一聲，寒暄兩句後，他提醒道：「咱們這次研討會的規模不算很大，但是規格比較高。」
「都有誰來？」
「光是咱們編輯部就有好幾個資深編輯還有編委會出席，像是編委徐懷中同志，他就是寫軍旅文學的，剛好能對你這部作品的戰爭部分提一些建議。
另外主編他老人家也會來幫你坐鎮。
除了咱們《人民文學》還有些編輯部也來了人，像是人文社那邊，嚴文井同志和韋君宜老太太也過來了，至於中作協那邊，來了幾位領導，馮沐同志、沙汀同志都在，還邀請了一些有名望的作家，京城作協的王濛同志、張潔同志，評論界李陀、閻綱，此外還有燕大、師大的中文系教授.」
崔道怡掰著手指頭，把研討會上的嘉賓給江弦數了一遍。
江弦一聽，這規格確實夠高。
國內除了江弦，如今恐怕很少再有哪個作者，能把自己作品的研討會嘉賓湊出這樣豪華的陣容。
當然，這也離不開《人民文學》這部皇家刊物的雄厚底蘊。
換作其他雜誌，恐怕很難會有這樣的能量。
「小弟。」
正聊著，張潔笑盈盈的過來和江弦打了聲招呼。
張潔算是這個嘉賓陣容中資歷比較淺的。
畢竟她寫作的起點比較晚，江弦依舊記得，幾年前他在《京城文藝》的招待所改稿子，張潔就住在他的隔壁，兩人時常串門，聊寫作、聊文學、聊作品。
如今江弦在文壇嶄露頭角，張潔絲毫不亞於他，仍是佳作頻出，好稿子一部接著一部的發，尤其是去年一部《沉重的翅膀》，在文壇引起巨大轟動，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篇質量不亞於《高山下的花環》的名作。
仔細一琢磨，張潔老師這樣的，那才是真大佬，只靠著自己的才華便能追上江弦開掛的速度。
「我可是被你嚇了一跳。」
張潔說，「伱這篇《紅高粱》，絕對是我今年讀過最好的一篇戰爭題材小說了。」
「張老師，你言重了。」江弦自謙道。
「我就是實話實說。」
張潔心直口快，笑著道：
「你那篇《高山下的花環》已經是給寫軍事題材作品的同行出的難題了，我熟悉的好些個軍旅文學作家，都卯足了勁，準備挑戰《花環》這座高峰。
沒想到他們還沒挑戰成功，這座高峰就又被你重新攀越了。」
張潔的話並不是玩笑，國內的戰爭題材小說實在是太少，國外有《戰爭與和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些個名篇，國內則很難找出這樣深受歡迎的戰爭題材小說。
江弦回想一下當代文學之中，《高山下的花環》《紅高粱》這種寫得好的戰爭作品太罕見了，除了這兩部，很難再想到其他小說的名字。
有人可能就要提《亮劍》了。
《亮劍》這部作品，屬於電視劇比小說精彩的典型。
《風聲》？
《風聲》屬於諜戰的範疇，和傳統意義上的戰爭題材有比較大的分別。
這次座談會由人文社的韋君宜老太太來主持。
江弦先把小說的內容講了二十多分鐘，講述了小說內容，也講了自己寫作的動機。
「在好多次會議上，好多人都為蘇俄一場衛國的短暫戰爭打出了一批又一批好的戰爭小說，而我們數十年的戰爭並沒有打出多少好小說而扼腕嘆息。
我被這些嘆息撩撥成一串『憤怒的葡萄』，摩手擦腳，躍躍欲試，又怕惹出不大不小的亂子來，砸了我吃飯的泥缽子，後來一想，大不了去鋦鍋鋦盆，怕什麼？於是就寫了。」
不少嘉賓都點頭認可。
的確如江弦所說，不管是《花環》還是《紅高粱》，內容都有惹出亂子的風險，除了他，恐怕也沒別的作家再敢寫了。
江弦把話講完，話題就交給了別人。
研討會的氣氛總體上算比較輕鬆，王濛捏著一份《紅高粱》的稿子，感慨說：
「我肯定寫不出這種英雄好漢王八蛋的語調。
江弦這篇《紅高粱》不僅僅在主題上進行了突破，結構和語言也很不同，寫的很跳躍，『頭上一句，腚上一句』。」
王濛說話一向比較風趣，他這個「頭上一句，腚上一句」的調侃，逗了個滿堂歡笑。
「的確如王濛同志所說。」
京城作協的吳組緗一板一眼的接著說：「讀到這小說的某些片斷時，我覺得這些語法有些過分，怎麼能把動詞當名詞用，把名詞當動詞用，把一些莫名其妙的詞搭配到一起？」
吳組緗代表作有《一千八百擔》《鴨嘴澇》。
他曾任青華大學的中文系主任，後擔任燕大中文系教授。
因此，小說當中語法的錯誤完全瞞不住他的眼睛。
順帶一提，這位對《紅樓夢》這部名著很有研究，非常有名，擔任《紅樓夢》研究會的會長職務。
吳組緗微側著身子，擺開長談的架勢，道：
「這篇《紅高粱》如果交給一名中文系的老師來讀，我相信他一定會在上面畫滿紅叉，會說這句、那句，都寫的不通順，要改正，或是指出用詞不當、邏輯錯誤等一些問題。
但我覺得，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寫法，才使這篇《紅高粱》的作者江弦同志的強烈情感得到了釋放。
也正是這種寫法對語言的破壞，才使讀了這篇小說的讀者受到感染。
這或許是一種藝術上的創新，你們說呢？」
「高粱高密輝煌。」
李陀接著吳組緗的話，提了《紅高粱》當中的這一句。
「江弦同志此前有一部小說叫《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其中文筆的嚴謹，辭藻的華麗，他的語言藝術我已經見識過了。
我相信這些語法錯誤，絕不是江弦同志在語法上遭遇了瓶頸，而是他在寫作上極為超前的創新。」
李陀直視著江弦的眼睛，看到對方無奈的微笑起來，立刻對自己的揣測信心大增。
他舉例道：
「寫作是不能被框死的，若是框死寫作方式，那文體不就成了一隻鐵籠？裡面籠著一群群被稱為『作家』或『詩人』的呆鳥。
在這樣的籠子裡，這些呆鳥若是誰飛得花哨，或者不慎衝撞了籠子，恐怕還要遭到其他呆鳥的笑罵。」
「哈哈哈哈。」李陀一番風趣的表述，又惹得眾人忍不住的鬨笑稱絕。
研討會就在這樣風趣的氛圍中進行著。
忽的，沙汀老爺子捏著《紅高粱》的稿子，操著濃濃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這篇小說里有些描寫是不是有點問題？」
沙汀老爺子聲音不是很大，但每個人都很專心的聽。
「你比如說這幾句。
『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頭微仰。一張張臉都被陽光照得白花花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幾匹日本大馬馱著日本兵，擺成兩路縱隊，水一樣漫過來，但日本馬隊隊形整齊，大馬探著頭，邁著小碎步子，一匹追著一匹跑』
『日本兵齊刷刷舉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長刀，嗷嗷地叫著，旋風般卷過來.』」
沙汀讀了幾句，「這樣的描寫，我總覺得有點問題，是不是寫的這些小日本太威風高大了？
這些日本人的進攻怎麼能像旋風？而且還是齊刷刷的舉起刀，有種訓練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說，會議室里氛圍就越濃重，很多人都深以為然，點頭贊同了沙汀老爺子的說法。
畢竟江弦這種寫法實在和時代相背。
在過去，現實主義的寫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兩種面孔，一種是壞人，一種是好人。
壞人就要壞的明顯，要看上去猥瑣骯髒齷齪。
好人也要好的明顯，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氣凌然。
因此有了個說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時期，文藝創作必須嚴格遵循「三突出」原則。
不管電影裡還是話劇里，甚至小人書上，好人都必須紅光滿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雖然結束了，不過對文藝創作帶來的影響卻還像一座大山。
像是《紅高粱》之中寫一個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們的臉都像剛從鍋沿下揭下來的高粱麵餅子一樣，焦黃、暗紅，美麗、溫暖，漂亮又親切。」
「面容清癯，鼻樑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個口齒伶俐、見多識廣的讀書人。」
這就看起來相當的大逆不道。
「對於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兩點來解釋。」
江弦開口道：「首先，我寫小鬼子隊形整齊，進攻就像是旋風，這樣的描寫是不是會寫的小鬼子威風高大呢？我認為是的。」
會議室里頓時陷入沉寂，很多人難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小說里的這些問題，江弦完全可以說是他一時間疏忽，沒有考慮周全。
但要是主動承認自己想這麼寫，這可就有問題了。
有大問題。
江弦自顧自接著說：
「我雖然沒經歷過那場戰爭，但我始終不認為日本鬼子的作戰素質很差。
我認為他們是一個非常強勁和兇殘的對手，是一個不好對付和棘手的對手。
難道說，我們筆下的這群鬼子都是一群傻子、白痴，只會說八嘎和花姑娘？
難道我們作家寫抗戰，要寫敵人的槍一槍都打不中，但我們的子彈哪怕拐著彎也能打到他們的腦門上。
要寫敵人的刀全是擺設，但我們的戰士衝上去就能徒手把鬼子撕成兩塊兒。
要寫敵人的軍隊毫無戰鬥力，但我們的戰士一個人帶著些飛刀之類的東西，就能神勇的把他們全部解決」
會議室一群人聽著江弦的描述，腦袋裡不由得浮現出他描述的那些內容。
像什麼挨幾百發子彈都能不死。
一腳踹開一輛車。
一拳震碎一面牆。
徒手扔個石子就能擊落一架飛機。
幾個人端著幾支繳獲的駁殼槍，就換來了十四年抗戰的勝利。
「我想，若是這樣來寫，那對那些流血犧牲的先輩才是一種莫大的侮辱。」
江弦說，「正是懷著這樣的念頭，我才覺得，將敵人描寫的強大並不可怕。
因為哪怕面對這樣強大的敵人，我們中華民族也取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
我就是要這樣子來寫，讀者乃至後人們才會理解，我們面對多麼強大的敵人，這場勝利有多麼的來之不易，他們的和平是怎樣珍貴。」
聽完江弦的話，很多人都點起了頭，包括沙汀。
江弦年紀小，沒經歷過，但他可是真正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他清楚地明白敵人的兇殘和可怕。
拋開嗡嗡嗡時期提出的「三突出」原則，江弦說的是一點問題都沒有。
不這麼寫，難道寫小鬼子都是彎腰駝背、歪歪斜斜、垂頭喪氣？
難道真得像江弦說的一樣，要讓我們的戰士手撕鬼子。
「就說那一句旋風般的進攻，我特意寫到，他們是『嗷嗷叫著』衝過來的，『嗷嗷叫』這樣的詞明顯是貶義的。
由此，我再談第二點，為什麼會寫『他們的臉都像剛從鍋沿下揭下來的高粱麵餅子一樣，焦黃、暗紅，美麗、溫暖，漂亮又親切』，我想請大家來結合這一段描寫的背景。
這句話的視角，是一個快要餓死的小女孩，是一個懵懂無知的小女孩。
而這之後，馬上就寫了一段鬼子的暴行。
結合上下文來看，這是寫鬼子人面獸心，畜生不如。
但若是尋章摘句來讀，自然會產生歧義。
況且，我這篇小說多次寫了鬼子的醜陋，比如
『他的尖削的嘴巴，嘴巴上那一撮漆黑的毛、他的鬼鬼祟祟的神情』
『他們的臉上都掛著黃鼠狼一樣奸詐、愚蠢的笑容。』
可見，我並沒有一味的在小說里寫他們高大，我只是寫他們兇殘、寫他們奸詐，是實事求是的來寫。
所以我的這篇《紅高粱》小說當中，並不存在沙汀同志所擔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