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卦六爻也講述了唐玄宗勵精圖治締造開元盛世，又因貪圖享樂導致安史之亂的歷史故事。
初六：咸其拇。
感應到他的大腳趾頭。
這是什麼意思，想要說一個什麼道理呢？
《春秋左傳》中講過一個食指大動的故事。春秋時期，有一個楚國人獻給鄭靈公一隻大甲魚。公子宋在去見鄭靈公的路上食指突然跳動起來，他覺得這意味著待會有美味可吃。鄭靈公果然大開甲魚宴，但沒有給公子宋準備。公子宋於是用食指蘸湯嘗了嘗味道。
眼前有美食，心中很想吃，面上不動聲色，但是食指大動，咸其拇，是不是這個意思？
這麼理解當然沒毛病。
心有所想，大腳指就下意識的先動了一動。我們結合咸卦卦爻辭，可以理解為這是對外感應的開始或是情感的初步覺醒，由心動而引領行動。
比如說壽王李琩初見楊玉環，對她一見鍾情，但總不能素未謀面就摟摟抱抱吧！於是只能自己製造機會，比如說擦肩而過時裝作不小心踩著楊玉環的腳趾頭，誒，這樣就有說話的機會了。這就是相互感應的開始，愛情的初步覺醒。
剛有感應的時候難辨吉凶，結果取決於此後的行動。我們來看看唐玄宗李隆基初登帝位時的行動。
經過四次宮廷政變，唐朝皇帝也變了四個，從武則天、李顯、李旦變成了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762年5月）。
通過政變得位的唐玄宗，在登基之初展現了雄主風采。
他在內政上選賢任能、改革吏治、發展經濟、重視文教，一時朝政穩定，經濟發達，百姓富庶，文教昌盛。
他在軍事上則推行募兵制以取代府兵制。 他在軍事上的最大舉措是在邊疆設置十大兵鎮，由節度使全權負責轄區軍事、行政和官吏升遷，以抵禦外敵、統治異族和鞏固邊防。
沿自於北周及隋朝舊制的節度使制，最初主要是負責管理調度軍需的支度使併兼管理屯田的營田使。但到唐玄宗時期，節度使集軍、民、財於一身。
在唐玄宗執政初期，中央集權足夠強大。十大兵鎮的新晉節度使不過如十個腳趾頭，只是大唐帝國對外用兵守護疆域的一個不起眼舉措，看起來無足輕重，但其未來趨勢卻是吉凶難料。
十大兵鎮成立之初，因符合唐朝發展大計而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節度使們後來漸漸大權獨攬，變得尾大不掉，一如當年諸侯藩國。即使在唐玄宗時期，邊鎮十節共計擁兵四十九萬，已遠遠超過中央禁軍的十二萬，這顯然埋下了一顆大雷。
但在繁華似錦的開元盛世，這顆雷被深深埋著，尚處於隱不可顯的階段。
此時的大唐，君明而臣賢，民富而國強。
唐玄宗即位後，虛心納諫，勤政節儉，一改武則天末期奢靡之風以節省開支，又下令清查全國的逃亡戶口及籍外田地共計八十多萬戶，大幅增加稅收及兵力來源。與此同時，先後起用姚崇、宋璟、張嘉貞、張說、張九齡等人為相，他們盡忠職守，各展所長，為盛唐帶來勃勃生機。
他任用的第一個名相是姚崇（650年－721年9月），字元之，陝州硤石（今河南省三門峽市）人。他在武則天時期就已名列宰相班子，曾協助張柬之發起神龍政變迫使武則天還政唐中宗，也是一個果決善斷的狠人。
公元713年，唐玄宗發動先天政變奪權親政後，任命姚崇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上任之前，姚崇提出十條意見，如果唐玄宗同意，他就走馬上任，否則便只能抗命不從。這十條意見分別是：
1、能否廢除武后嚴刑峻法，以仁政治天下？
2、能否不再貪圖邊功？
3、能否嚴加制裁親信的不法行為？
4、能否不讓宦官參政？
5、能否不收大臣公卿的禮物？
6、能否不讓皇親國戚拜官？
7、能否禮待大臣？
8、能否虛心納諫？
9、能否禁止營造佛寺道觀？
10、能否禁止外戚內寵專權？
對於姚崇德的十條意見，唐玄宗以四字回應：朕能行之。
姚崇提出不再營造佛寺道觀，有其現實依據。
從唐中宗時期開始，高官貴族紛紛營建佛寺，很多富戶強丁也乘機削髮為僧，其目的是為了逃避徭役。對此亂象，姚崇認為佛圖澄、鳩摩羅什等高僧無法挽救後趙、後秦之滅亡，齊世宗、梁武帝崇信佛教也未能免除滅國之災殃。唐玄宗納其言，在全國範圍內勒令一萬二千餘名假僧虛尼還俗。
事實上，姚崇本身也信佛。他勸諫唐玄宗抑制佛教之言是：陛下使百姓安居樂業就是佛身，不能奸詐之徒剃度而敗壞佛法！他自己曾兩次造像，留下了《姚元之造像記》和《極南洞造窟碑》。前者感謝母親養育之恩，祈禱母親早登佛地。後者祝願姚氏親屬都能健康長大、加官晉爵。
難能可貴的是，姚崇信佛而不迷信。
公元716年，山東地區發生蝗災。當時官民的觀點認為蝗蟲是天災，不能以人力驅除，且殺蟲太多有傷天和。所以，老百姓只能任由蝗蟲破壞農作物卻不敢捕殺，他們的應對方式是只祭拜上蒼請蝗蟲離境。
姚崇卻引經據典，舉《詩經》之言「秉彼蟊賊，付畀炎火。」又列舉漢光武帝詔令「去彼螟蜮，以及蟊賊。」力證應該滅除蝗蟲是應該的，並派出捕蝗使督促各地滅蝗。
這一舉措竟然引起百官疑懼不安，他們紛紛反對滅蝗，唐玄宗因此猶豫不決。姚崇則堅持認為若任由蝗災發展導致農桑欠收，將危及國家安全，主張大力滅蝗。正是在他的堅持下，蝗災危害被減小到最低限度，沒有造成大面積饑荒。
這位為開元盛世奠定雄厚基礎的三朝賢相，創造了時人無可比擬的政績。他一生以不貪為寶、以廉慎為師，即便在國力鼎盛的開元盛世依然保持儉樸清廉的作風，甚至因買不起京城市區的房子而只能舉家住在偏遠郊區。
但唐朝的老百姓卻過上了好日子。
大唐財政日漸豐足，全國糧倉充實，因貨物充裕而物價低廉。據杜佑《通典·食貨典》記載，其時天下無貴物，斗米只需十三文銅錢，青（今山東青州）、齊（今山東歷城）斗谷低至五文。東西二京面不過三十二文，絹一匹不過二百一十二文。
收入越來越豐厚，而物價越來越低廉，老百姓的日子當然越過越好。姚崇對此頗為自傲，他有一次問紫微舍人齊浣：「我為宰相，比得上管仲、晏嬰嗎？」
齊浣老老實實回答：「管晏執政期間，所行政策能一以貫之，而您制定的法度隨時更改，由此來看，您似乎比不上他們。」
姚崇也不生氣，繼續追問：「那我是個怎樣的宰相呢？」
齊浣認為他是拯救時弊的宰相：「您是救時之相。」
姚崇拍腿大喜道：「這也非常難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