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驚醒酣睡的人，
只需在最美妙的夢境中插入一段現實。
一
幾乎在隆興和議達成的同時，辛棄疾離開了江陰。這一年，正是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 年），辛棄疾25 歲。
由於在江陰簽判的職位上工作盡心盡力，治下百姓和上官都對辛棄疾讚不絕口，因此，在這一年的冬天，得到上司賞識的辛棄疾被任命到廣德（今安徽廣德縣）軍中做通判。通判比起簽判要高一些，但仍是州府行政長官的副職。
在廣德為官時，辛棄疾逐漸感到了一絲寂寞。他發現，自己在南方雖然被許多人知道，但身邊卻並沒有多少真正的朋友。於是，除了在廣德公幹的日子，每當閒暇時，他便會去自己南歸初時、準備面見皇上而曾經寓居過的京口（今江蘇鎮江），在那裡遊歷、休憩。這也是因為京口不僅有著他喜愛的人文風景，還有著他認識的山東老鄉周信道。有這樣的友人，辛棄疾才覺得在京口有自己的「根」。京口或許是個福地，在此他還偶然遇到了鎮江通判范邦彥。范邦彥欣賞其人，將自己的女兒范如蘭許配給了他。
范如蘭溫婉賢淑，正是良配。重新獲得了家庭的溫暖，辛棄疾開始有足夠的時間和心境來整理自己多年來對宋金形勢的想法，很快，他寫下了名聲顯著的論文——《美芹十論》。
《美芹十論》，十篇文章，共17000 字。辛棄疾在其中全面闡述了自己對於當下宋、金形勢的見解，從政治、經濟、軍事和民心等方向，具體而深刻地分析出了金國的弊端，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建議。因此，這10 篇文章實際上是對完顏亮南侵、張浚北伐這兩次重大戰役所做出的總結，包含辛棄疾的政治見解。
辛棄疾盼望著自己這十篇文章能夠像當年王安石的萬言書那樣，受到皇帝的欣賞，從而得到施展才華的空間。帶著這樣的盼望，他將萬言書裝入簡牘，打算第二天就通過快馬送往臨安，然後交到皇帝手中。讓辛棄疾失望的是，從《美芹十論》送出之後起，他就再也沒有聽到朝廷對這篇萬言書的任何觀點，甚至連趙昚是否看到這篇奏章都不得而知。
辛棄疾在廣德軍等待了足足四年。這四年之間，他最早是每天盼望著從臨安傳來消息，這些消息或者是皇上願意召見他詢問具體想法，或者是執政大臣願意起用他來施展才能，然而，這樣的期待，終於變成滿腔的失望憤懣。伴隨著每天早起晚歸的平淡公務生涯，辛棄疾感到胸中始終有團火在熊熊燃燒，但卻看不到燃燒的火苗能照亮自己身邊任何一處角落。
四年之後，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 年），辛棄疾已經29 歲了。他等來的不是設想的一切，而是一紙調令，讓他從廣德軍通判調到建康府擔任通判。
建康從前朝就為天下所公認的六朝古都，也是本朝的行宮。建康城江山形勝、龍盤虎踞、形勢險要。建康本地的最高行政長官是行宮留守史致道，他早就聽聞過辛棄疾的才能，因此才力求朝廷將他調到自己手下。當時，同樣在建康城圍觀的，還有淮西軍馬錢糧總領葉衡、江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趙彥端、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韓元吉、通判嚴煥等人。辛棄疾來到這裡，驟然發現視野比起廣德軍要開闊許多，而與周圍人的交往也要比廣德軍更讓人愜意，於是他和這些同僚們成為好友，經常相互交往。也就是從此時開始，辛棄疾心胸中的那團火似乎暫時被隱藏了，而為了忘記那團火焰，他重新撿拾起了自己少年時喜愛的詞作。
因為詞，未及而立之年、血氣方剛的辛棄疾開始更加細心地發現那些原本並不引人注意的美景和美色。由於夫人如蘭身體瘦弱，在她的勸說下，辛棄疾身邊多了一位名喚卿卿的侍女。她不僅年輕貌美，還善解人意，能歌善文，將家庭照料得井井有條，對辛棄疾和夫人也服侍得無微不至，在公務閒暇之時，辛棄疾也經常帶著她出城遊玩，和同僚們宴飲、應和。
在建康，辛棄疾最常去的地方是下水門城上的賞心亭。登臨此亭，可以上觀金陵，下賞秦淮，因此從第一次登上賞心亭開始，辛棄疾就被這裡的風采所吸引。每當夜幕降臨，眼前的秦淮河上停泊著種種不同顏色的畫舫，閃爍著亮閃閃的彩燈，傳來一陣陣的喧譁笑語，幾乎能讓這裡的人們忘記什麼朝廷強弱、國家榮辱，忘記北方的天寒地凍、朔風陣陣。
如果換作年輕時，辛棄疾在祖父嚴格的家教下，是不會進入這樣的社交場合的。自從來到南方後，他發現江南士大夫的社交習慣，確實和自己成長環境中的不一樣，這裡的士人喜歡遊玩，重視享樂，喜歡美酒、美樂、美食，即使建康城中這些普通的官員們，也喜歡動輒到秦樓楚館中舉行宴會，在吟詩作賦的同時，還叫上歌姬舞女在旁捧場助興。一開始，辛棄疾對這樣的社交場合很不習慣，但獨在異鄉的寂寞，再加上同僚的影響，讓他漸漸也能習慣於出入這些場合，更通過生活的享受填補了內心的惶恐和寂寞。
然而，這樣的生活未能讓他的壯志熄滅，很快，辛棄疾的生活就有了改變。
二
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 年），在建康留守葉衡的大力推薦下，31 歲的辛棄疾終於得到了趙昚的重視。趙昚下詔，召辛棄疾立刻到臨安，並加以召見。
消息傳來，辛棄疾非常高興，他立刻精心草擬了《論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和《議練民兵守淮疏》兩份奏疏，準備在召見時面呈皇上，並在心中默念了許多遍自己想要對皇帝懇切陳詞的話語，甚至連自己的語調都反覆地揣摩和分析。
然而，直到召見結束，辛棄疾才明白，自己的準備很大程度上是多餘的。
趙昚雖然召見自己，但自己甚至連皇帝的臉面也沒看清楚。他高高地坐在龍椅上，聲音不大，對自己似乎說了幾句寬慰的話，然後就是由皇上的內侍宣布聖旨，辛棄疾謝恩！
這樣的召見，與走過場並無區別。辛棄疾失望非常，但好在這一次進京面見皇上並非一無所得，辛棄疾的那兩篇奏疏、應對時表現出的才能和經驗，再加上他本人的名聲，還是打動了孝宗皇帝。再加上虞允文對他的欣賞，辛棄疾被任命為司農寺主簿，短暫留在了臨安城中任職。
能夠在天子腳下為官，辛棄疾感到非常興奮，並決定再次上書。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訓，不再希冀於能夠直接得到皇帝的持續關注，而是將上書目標對準了當朝宰相虞允文。
虞允文以文人帶兵出名，在采石磯擊敗金兵，成為南宋主戰派的旗幟。
辛棄疾將滿心期待灌注在他身上，將他看作領導未來軍民北伐的最合適人選。
然而，辛棄疾也聽說，虞允文身邊有著一幫揮之不去的主和派，他們每天叫囂著認為北伐是「孤注一擲」，是「為國生事」，北伐的人不是愛國愛君，而是為了謀取個人的私利，於是這更促進了他上書的決心。
就這樣，辛棄疾又寫下了九篇文章，合稱《九議》。
《九議》在結構上前有引論，後有結論，其基本內容和他曾經給皇上的《美芹十論》有所相似，但是其論點則更加集中，分析得更加透徹，論述更詳盡。
大體來說，在這九篇文章中，前三部分論述抗金北伐所面對的戰略任務，中間三篇文章則指出了抗金北伐的戰術方法，後面三部分則重點論述了抗金北伐應該採用哪些保障措施。
辛棄疾在寫作《九議》時，對北伐的思考比起剛剛南歸時已經更加成熟、更加全面和客觀。因此，他所提出的建議更加具有針對性、更加切實可行。如果說《美芹十論》帶有一些理想主義的色彩，那麼，《九議》則顯得不偏不倚，的確能夠引發朝廷為之心動。
正因為如此，辛棄疾花費了將近月余的時間在這篇長文上。他細心地琢磨分析，並逐字逐句地修改，希望能讓文章被同樣是書香門第出身的虞允文看中。
可惜，命運無情，由於種種原因，虞允文並沒有對辛棄疾的《九議》給出明確的答覆。辛棄疾胸中那團熱火，不得不再一次被撲滅。兩年後，也就是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 年），33 歲的辛棄疾在司農寺主簿上任期已滿，被朝廷外放到滁州，他北伐抗金的壯志，也隨之終結。
三
血氣方剛的辛棄疾或許沒有想到，人到中年的自己竟會淪為官場平衡的踏腳石。如果說滁州的調任讓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經營地方、施展才華的願望，那麼，之後在江淮兩岸頻繁的職務調動則讓辛棄疾徹底對朝廷失去了信任與希望。
1172 年，辛棄疾初到滁州，看到了民生凋敝，他以減免賦稅、引入商賈、將庫銀借貸給百姓建屋等政策讓滁州經濟急速發展，並重新確定了滁州作為邊境和前線的定位，自發組織當地農民建立軍隊。一時間，滁州洗去滿面塵垢，再不見往日的蕭條與黯淡。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 年），有賴於宰相葉衡的推薦，辛棄疾奉旨離開了滁州，再次來到臨安，擔任倉部郎官一職。不久，隨著葉衡又一次被罷相，辛棄疾也又一次離開了南宋的中心，去往江西任職。
江西此時土地矛盾頻發。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賴文政在湖北帶領400 多名茶販起事，他們不斷地轉戰於湖北、湖南和江西等地，獲得了不少民眾的支持。賴文政起事之後，南宋朝廷先後派出不同的官吏前去招安或圍剿，但都沒有獲得成功。七月，茶商起義軍進一步擴大。隆興知府汪大猷被降職，去朝廷當了個集英殿修撰；江西兵馬總管賈和仲的圍剿部隊也被茶商軍所擺脫，結果他被朝廷除名，送賀州（今廣西賀州市）編管（獲罪官吏發配到邊遠城市，編入戶籍受當地管理）。更諷刺的是，這一年六月，朝廷任命方師尹擔任江西提刑，負責撲滅茶商軍。但這個方大人聽說起義軍勢頭厲害，於是故意請起了病假，遲遲不願意動身前去上任。朝廷沒辦法，只好安排其另外就任。
這樣，江西提刑這個職務，很快在當時的政壇被看作燙手的山芋。江西的官員，一旦圍剿不力，就會被降職、調任，甚至被除名、編管，而茶商軍又靈活機動，深入民間，獲得當地不少人的支持，難以被擊敗，這樣更讓朝廷上下，幾乎談到江西就噤若寒蟬。
辛棄疾上任後，先以精兵策略重新梳理整頓軍隊，同時，辛棄疾又在湖南郴州和桂陽招募弓箭手，配合剿滅作戰。之後，他又建立了一支年輕強壯的隊伍，雖只有數十人，但在對茶商軍的戰鬥中，還是發揮了重要作用。
有了上述積極的準備，對茶商軍的征討形勢終於有所變化。
兩個多月後，辛棄疾終於將賴文政逼入了絕路。在陳天麟的建議下，辛棄疾派人前往茶商軍中招降。賴文政看連日來義軍傷亡慘重，士兵受苦，心中也有降意。他帶著殘餘部隊下山之後，很快被辛棄疾囚禁。不久後，所有義軍士兵都被江西官軍收編，為首的賴文政等人則被辛棄疾下令處斬。
討賊事已畢，辛棄疾在江西提刑的為官生涯也就結束了。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 年）冬天，他調任京西轉運判官。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 年）春，辛棄疾由京西漕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辛棄疾在江陵不僅對盜賊用重刑，對下屬官員也是嚴於管束，他曾因江陵的統制率逢原縱容下屬在集市中鬧事、打傷數名百姓一事上報朝廷，要求嚴加處理。朝廷的詔令很快下達：將縱容部下毆打百姓的率逢原降職為副將，而辛棄疾也遷為隆興府知府兼江西安撫使。
這道詔書很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思，讓朝中不少人感到難以理解。其中，給事中程大昌專門上奏章，為辛棄疾鳴不平。趙昚給他的答覆是，既然對率逢原降職了，辛棄疾也應該調職處罰，這樣才算是真正的「公平合理」。
辛棄疾的脾氣火爆，喜歡懲惡揚善，做事做人公正嚴明，雖然贏得了百姓和部下的喜愛，但同樣也遭到政壇中其他人的忌恨，甚至這種忌恨直接影響到皇上對他的看法。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 年）二月，他請求朝廷下令嚴禁在前線地區販賣耕牛、戰馬等資源，更是讓當地官員失去了商販的「打點」，再一次得罪了當地政壇的集體力量。此事過後，江西政壇上下雖然看似平靜，但內里卻有一股股力量在運動，僅僅上任三個月不到，辛棄疾又一次接到調令，讓他再去臨安擔任大理寺少卿。表面上看來，辛棄疾是受到了提拔，但他的內心卻很清楚是怎麼回事。
辛棄疾感到無助和傷悲。
在從江西又一次赴任臨安的旅途上，辛棄疾平添了離愁別恨，寫下了著名的《霜天曉角》一詞。詞曰：
吳頭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說舊愁新恨，長亭樹、今如此！
宦遊吾倦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為佳耳。
雖然是詞人，但辛棄疾從未在之前的生活中如此集中地於詩詞裡寫自己的「愁」和「恨」。官場中防不勝防的鬥爭以及朝廷對他始終保持著「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實用態度，都讓他寒心不已。
果然，在大理少卿位置上沒待多久，當年八月他又被派到湖北擔任轉運副使。到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 年）的三月，辛棄疾則從湖北移到湖南，擔任湖南轉運副使。
從江西安撫使到大理寺少卿，再從大理寺少卿到湖北轉運副使，再調任湖南轉運副使。地方—中央—地方，短短一年光景，辛棄疾走馬觀燈似的在湘贛兩地擔任官職。如此際遇，市井天街的粗鄙蠻夫或許會覺得辛棄疾蒙受當今恩澤頗厚，在朝中似乎也有內力相助，否則絕不可能憑空轉調各地，然而若揭開「恩寵」背後的真相，箇中的苦澀與無奈，恐怕也只有辛棄疾本人能夠體會。
那是數十年理想與現實激烈纏鬥後的失落。
四
即便做了很大的準備，當車馬駛入湖南地界時，強打精神的辛棄疾還是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
湖南不比湖北，此處山多地少，人口稠密，除傳統大姓豪族外，還生活著為數眾多的少數民族。然而相比日漸凋敝的民生，湖南的民族、門戶矛盾已然不值得一提——湖南的窮苦百姓，務農採桑會被地主豪強壓榨，行商走街會遭奸商劣紳敲詐，即便那些平日裡謹小慎微的百姓，也免不了受官府的騷擾，各種苛捐雜稅不計其數。從最基本的人頭稅，到聞所未聞的補貼、差價，全部都要從湖南百姓身上索取，幾乎到了敲骨吸髓的地步。底層人民最懼怕上層權勢者們蛇鼠一窩，在湖南官府和豪強大姓的聯合「圍剿」下，湖南百姓已經走到了崩潰的邊緣——膽小的四處借債繳稅，被迫賣身為奴；膽大的連夜毀掉家宅逃亡外省；沒志氣的整日跪在官府門前乞求降稅，遭毒打後自縊尋解；有志氣的或逃入山林聚眾起義，或遁入湖水做盜賊。曾經富甲天下的湘潭水鄉，正逐漸成為人間煉獄。
湖南的百姓們大都是有志氣的：孝宗改元乾道以來，湖南及周邊已經陸續爆發了至少五次民變，前後長達15 年。若是再算上太上皇趙構在位時，起於洞庭湖的鐘相、楊麼義軍，湖南的情況就不只是「民變」那般簡單了——連韓世忠、張浚都難以降服的楊麼，直到人心盡失，才被岳元帥勉強斬殺，而現下的湖南，已經有更多的民變首領已經具備了鐘相、楊麼的氣質。
剛就任潭州（長沙）的時候，就有不少湖南百姓硬闖轉運司衙門，只為見到愛民如子、疾惡如仇的辛帥，衙門口的皂役們攔都攔不住。
他們求見辛棄疾的目的也出奇地一致：喊冤。
與其說是喊冤，倒不如說是告狀：告豪門大姓的狀，告剿匪官軍的狀，告收稅胥吏的狀，告主政官員的狀。
多次微服探訪後，辛棄疾發現實際情況甚至比那些來喊冤的百姓形容得還要糟糕。整個湘潭大地，到處都是匪寇，到處都是官軍，到處都是荒蕪的田地和無家可歸的貧民，可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和老爺們，仍舊像水蛭一樣，壓在百姓身上吸取血液，絲毫不理會民生之多艱，這種泯滅人性的行為，是辛棄疾不能夠容忍的。
幾個日夜後，一封辛棄疾落款署名、直接呈遞當朝皇帝趙昚的奏章，被轉運司衙門最快的健馬馱著，星夜兼程飛赴臨安。辛棄疾斜站在門口，望著消失在晨霧中的僕役，久久不願回府。那是一紙寄託了他所有憤怒和希望的文字，他太擔心它會像《美芹十論》和《九議》那般石沉大海了。
兩個月後，僕役油泥裹面地回到府中，言稱京官已將奏章送入宮中，所以才打發他回來。
此後的炎炎夏日裡，湖南轉運衙門沒有收到來自臨安的任何消息。
秋日沓至，潭州城依舊酷熱難耐。就在辛棄疾自己都不再對奏章抱什麼幻想的時候，臨安的宣奏官卻大張旗鼓地開進了潭州城。與他們一同到來的，是由皇帝御示吏部署理進辛棄疾為湖南安撫使、兼任潭州知州的任命詔。
趙昚之所以賜給辛棄疾如此突然的恩典，全因那篇曾被後者寄予厚望的奏章《論盜賊札子》。在這封奏章里，辛棄疾歷數孝宗改元乾道以來，湖南地區接連發生的五起民亂，將民不聊生的慘狀與官員霸欺之醜態歷數其間。
辛棄疾並不知道，他的奏章在臨安行在里究竟激起了多大的浪潮：趙昚幾乎是顫抖著把他的奏章讀了好幾遍，還不停地在上面御筆批示。往年看到湖南發生民亂時，他只會叫相府和地方立刻發兵鎮壓，以求消弭匪患，保全地方。
從六歲進宮成為高宗的養子，趙昚從未離開過臨安行在，他和辛棄疾一樣，知道百姓們的苦，痛恨金國的欺壓，但辛棄疾與他最大的不同在於：辛棄疾是親眼見識過這些情狀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奏章，趙昚恐怕至今都會以為大宋的半壁江山固若金湯，而他趙家的敵人永遠只是北方的金賊。
有時候驚醒酣睡的人，只需在最美妙的夢境中插入一段現實。
同眾位宰相和參知政事傳閱過《論盜賊札子》後，趙昚果斷下詔，提點辛棄疾做湖南安撫使——皇帝急切地想要看看，這位曾經的「歸正」英雄，到底有沒有本事讓他的湖南臣民重回安泰。
五
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 年）二月，拿到朝廷批覆的辛棄疾，興沖沖地發動潭州所有公差，前往饑民集中的鄉縣張貼告示、發布通告：「接欽點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辛公慰示：新春已至，農務在即，然各路州郡陂塘尚無妥帖。我皇仁聖，特諭平常司及諸州、縣、鄉誠募役使，為平整、疏浚之用。無事業者無論男女、老幼、壯弱，皆可入府備簽。凡畫簽者，可得米、錢各百！」
辛棄疾的思路很明確：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開倉賑濟災民或許能解得了燃眉之急，但他不可能總讓饑民跟自己討飯，朝廷也絕不會容許湖南無節制地開倉放糧，因此，乾脆以工代賑，讓饑民去修築各地的陂塘水利，出賣勞動力，然後按工時發放酬勞。這樣一來，既可以從長遠上解決饑民無產可依的困局，也能為地方農業生產提供保障，同時還能分化饑民密度，防止他們聚眾作亂。不過，由於安撫使的命令傳達容易延遲，加上饑民人數實在太多，所以辛棄疾還是懇求朝廷，將前任安撫使囤下的十萬石積米挑出來，先行賑濟正在鬧饑荒的郴州、邵州、永州三地，杜絕饑民鋌而走險的可能。
為了確保米糧的順利發放，同時嚴防地方官吏從中剋扣攫利，幾個月來，辛棄疾堅持坐鎮三州州府的發放現場進行監督，還要抽時間跑到工地檢查陂塘的施工進展。有時他忙得連飯都顧不上吃，就和民夫們一起蹲在塘壩上用飯。
上官都如此克己，地方官員和差人們更不敢離開，於是也跟著辛棄疾在工地用飯。百姓們看見堂堂官身的安撫使大人，竟然和自己一起喝粥、吃辣椒，不禁感激得熱淚盈眶，看到他的車馬就黑壓壓跪成一片，惹得他每次都得好言撫慰一番。此時，誰又能說辛棄疾心裡沒有喜樂呢？當官能為民做主，造福各路百姓，他這個官總算也當得值了。
成功緩解了饑荒後，辛棄疾便將目光轉向另一個問題——這才是個真正的麻煩。
大宋立國後，由於太祖皇帝是武人，國朝又時常面對契丹、西夏等番邦的襲擾，所以大宋百餘年民間始終盛行習武之風，隨著國勢衰微，加之金人南侵，各路地方都開始出現起義、匪寇這樣禍亂，其中尤以湖南最甚。為了保障生產，安家護院，很多地方的鄉紳和富戶都會開出大價錢，從各戶中抽壯丁組成武裝社團，抗擊土匪和農民軍的騷擾，即「鄉社」或者「彈壓社」。客觀地講，鄉社在地方戰亂時，的確能夠發揮保家安民的巨大作用，而且極大地鍛鍊了軍民素養，然而當禍亂剿平後，這些由豪紳率領的鄉社，會迅速淪為他們橫行鄉里、欺壓百姓的工具。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些土豪劣紳本就是禍首，在他們的刻意縱容下，鄉社成員尋釁滋事、擾亂地方已經成了常態；他們又素來人多勢眾，甚至連官府也動不得分毫。
辛棄疾早前對鄉社略有耳聞，素知他們大都是些好勇鬥狠之輩，而且不止他，之前的好幾任提點湖南的官員，都想過要取締鄉社，以防未來出現地方自重的局面，然而鄉社組織根深蒂固，招撫改編的訓示發出去許久，卻連半點回音都沒有。後來又有人提出，乾脆出動公差，強行解散那些為非作歹的鄉社，結果竟然沒有幾個公差敢去。眼見鄉社勢大如此，前任們也只好就此作罷，任他們去魚肉百姓。
辛棄疾本就是個直性子的人，又為官多年，平素最看不慣欺壓無辜的惡霸，因此，解決鄉社，是去是留，在辛棄疾這裡就成了最首要的問題，而且非解決不可。
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辛棄疾終於發現了前任官員無路可走的原因：以往安撫湖南的官員，在對待鄉社時，要麼是全部收編改制，要麼是全部就地解散，從來不打算留有餘地。可是鄉社在湖南已然成為常態，從郴州開始，一直到連州、桂陽，都有鄉社存在，少則兩三百，多則六七百。況且他們不只靠地方豪強出錢撐腰，很多鄉社守衛鄉里多年，很得地方百姓看重，心甘情願地供養他們。官府若是一棍子將其打死，很可能會迫使這些人群起而攻，到時就不是那樣簡單了。因此，辛棄疾認為，以鄉社目前樹大根深的狀況來看，無論解散還是收編都是不可能的，只能以官府的名義，將這些良莠不齊的武裝組織全部納入民軍的範疇；通過強力限制大鄉社的數量，裁減那些經常擾民安生、對抗官府的小鄉社，以控制鄉社的人數，防止他們做大；並將他們的領導權和武器裝備都交給地方官吏，而不是土豪劣紳。對方如若還敢反抗，則官差直接入府拿人——鄉社眾人若是連縣府的大牢都不放在眼裡，那辛棄疾便將這些大麻煩交由本地的廂軍和弓兵處置。
他確信，即使再愚蠢的人，也會在觸怒國法和保持現狀之間做出明智的選擇。
與此同時，鄉社耀武揚威式的存在和湖南軍隊的不堪一擊也令辛棄疾百感交集。自有宋以來，湖南的民變、戰亂就層出不窮，朝廷整日疲於派兵圍剿，導致精兵越打越少。宋徽宗末年開始，湖南農民起義頻發，本地駐軍已然山窮水盡，只能靠客軍前往鎮壓。然而，客軍走後，本地駐軍飽食終日，優哉游哉地混日子。辛棄疾視察軍營，將士皆偷奸耍滑，他自己還被假帳本矇騙過，怒火不由得衝上腦門：「剿亂賊時，未見得有多少真功夫，市井裡做起生意，竟恍若陶朱在世！」
他說的雖是氣話，內里卻是實打實地擔憂：建炎以來，金軍不斷向南逼迫，他們仗著騎射無敵、兵多將廣，一度將前線推進至長江天險。若不是有岳飛、劉錡、韓世忠等人的軍隊抵抗，金人很可能會渡江企及江南。可是，單靠著幾位將領的名聲和私兵，大宋又能在金人那裡討得什麼便宜呢？如今這些名將們老的老、死的死，北方的金人卻是一刻也沒有放棄南侵的想法。如果江南各路不儘快籌備自己的精兵，不但地方安定保證不了，甚至無法應對金人的進攻。
長此以往，又何談什麼北伐，更談不上收復？
本著重建軍帳、寓兵北伐的目的，辛棄疾再次上書樞密院，希望朝廷能夠仿照其他省份，如荊南神勁軍、廣東催鋒軍等，儘快讓湖南也擁有一支全新的軍隊。
或許是因為有成功的先例，這一次辛棄疾的建議很快就得到批准：朝廷允許湖南新建一支直屬御前步軍司和樞密院的軍隊，由湖南安撫使調動節制，但多疑的趙昚也向辛棄疾提出了苛刻的條件：按慣例，朝廷只負擔建成後的軍餉和兵甲，建軍開支由湖南自理。
也就是說，在這支新軍列入御前步軍司的名單前，所有的營建費用都得由辛棄疾的安撫使衙門出。
辛棄疾曾設想過建軍初期的種種困難：人員不足、兵器短缺、朝議反對，但他萬萬沒想到，皇帝會用如此敷衍的態度來看待自己的忠誠。打仗費錢，建軍更是花費巨大，如果沒有直接來自朝廷的財政支持，地方建軍幾乎是不可能的事。看著語焉不詳的樞密院文書，辛棄疾的心情也如潭州的大雨一般，跌入了冷冰冰的谷底。
不久，辛棄疾以湖南安撫使的名義，正式向潭州和周邊縣鄉發布招募通告，建軍工作正式開始。他選取曾割據過湖南的楚王馬殷的舊軍鎮做兵營和校場，稍加修補後投入使用，這樣就省下了一大筆開支。但其他地方的錢還是免不了要頭疼一番：馬殷的軍營是兩百年前所建，瓦片、邊牆早已灰飛煙滅，仍需仔細修飭；相反，募兵工作卻是出奇地順利，不到十數日，定額內的兵卒就全部湊夠，雖然大都是未曾經歷過戰陣的新丁，有的甚至連拳腳功夫都不會，但辛棄疾還是很高興，畢竟事情還是有了一個好的開端。
為了讓招募的新丁儘快入住，辛棄疾破天荒地開始擅用職權：軍營的瓦片不夠，他就以每20 片百文的價錢，命潭州城的百姓兩天之內送到營地來；砌邊牆的石料不夠，他就發動獄卒進山採石，多勞者可免罪獲釋。即便如此，建軍項目中仍然有巨大的資金缺口，辛棄疾於是又咬著牙取消了湖南地方的酒稅，改為官府專營賣酒，即「榷酒法」，總算為新軍找來了款項。
然而，辛棄疾賭上身家建軍的做法，卻給政敵和好事者奉上了把柄：他們揪住湖南專營酒品的事情不放，連番彈劾辛棄疾，稱他借建新軍聚斂錢財；更有甚者，說辛棄疾強令刑徒上工，而後逐一赦免，似有「施恩」之嫌，恐其心志不小。
趙昚聽後驚怒不已，即刻下御前金牌給辛棄疾，要他立馬停止新軍草創。
辛棄疾當然想到了這一點——皇帝的猜忌，對他而言已是司空見慣，於是辛棄疾壯著膽子把金牌藏起來，同時命令屬下加緊趕工，破天荒地只用一個月時間完成了新軍營的營建工作。他自己則連夜書寫請罪摺子，將湖南專營酒品的收入和建軍過程中花費的款項一一列明，恭請皇帝檢視。趙昚這才將疑慮擱置，放心地批准了新軍的建制。
每支地方軍隊都擁有自己的名號，辛棄疾的這支也不例外：他親自給新軍命名「湖南飛虎軍」，希望這支奇兵能像插翅猛虎一般，戍守湖南，抵禦外侮。
可以說，辛棄疾為這支部隊費盡心血：飛虎軍中有500 騎兵，但湖南本地不產軍馬，辛棄疾便從廣西買來500 匹健馬供騎兵使用；為保證軍馬供應，他又奏請朝廷，允許廣西每年為飛虎軍代買50 匹軍馬。趙昚和樞密院擔心地方勢大，想直接從臨安禁軍中調派將領往飛虎軍任職。辛棄疾苦苦上書勸阻，終於使趙昚同意直接在飛虎軍中選拔將官。在他的悉心關懷下，飛虎軍規模迅速升級，年內就形成了戰鬥力。辛棄疾親自提點，號令嚴謹，賞罰分明，飛虎軍與湖南屯軍截然相反，深受百姓們擁戴。在他的影響和指揮下，飛虎軍也逐漸養成紀律嚴明、英勇敢戰的作風，威名甚至一度傳入金國，被金人驚懼地稱為「虎兒軍」。
然而遺憾的是，命運此時再次出現拐點：宋孝宗淳熙七年冬季，江南等地出現大範圍旱災，農田顆粒無收，饑民充塞官道，隱隱竟有星火燎原之勢。
鑑於辛棄疾之前在湖南成功賑濟，朝廷命他重新出任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旨到之日，即刻前往江西救災。
當然，趙昚不是不念舊情的人。看在往日辛棄疾忠心為國的份兒上，他又在任命上加了一個右文殿修撰的授職，權當承認辛棄疾是士大夫一員，而非匹馬來投的「歸正人」。
他不知道的是，調任相對富庶的江西，並沒能讓辛棄疾有半點興奮：多年來輾轉為官的生活，損耗的不只是軀體的健康，還有心中那顆滾燙的赤子之心。從起兵抗金到今天的飛虎軍統帥，一晃眼便花去了20 餘年光陰。其間他不斷地上奏，只求皇帝和朝廷能夠稍稍重視一下北伐光復，得到的不是冷漠不理就是拒絕，而後則是紛至沓來的委任狀。辛棄疾並非不想當官，也不願漠視治下的百姓，但是，他幹事業的目的，不是為了仕途，更不是做皇帝和朝臣眼中的「封疆大吏」！從南歸的第一天起，他就篤定地盼望著大宋的軍隊能夠越過黃河，殺盡金賊，將那些被奴役的漢人百姓解救出來。祖父辛贊的屍骨還掩埋在山東的土壤下，這個將自己辛苦養大的老人，是多麼地希望自己的墓碑能刻上「大宋」兩個字啊！
辛棄疾依然記得，當他帶領家小、騎馬走出潭州城時的情景：陰霾密布，天空飄下冷冰冰的雨雪，上千飛虎軍將士默然垂首在道路兩旁，眼睜睜看著帶給他們一切的辛帥離開。百姓們在士兵背後左推右搡，爭著想要目送辛帥離去。
一些情緒激動的百姓甚至衝過阻攔，不顧泥水跪倒在馬前，乞求辛棄疾不要拋棄他們。只因他們害怕，辛帥一走，繼任的官員會像以往那樣對他們百般盤剝，讓湖南重回那段黑暗、痛苦的過去。可君命難違，辛棄疾又有什麼辦法呢？縱然他胸懷普天的志向，可仍舊是皇帝趙昚座下的一員官吏，他能做的只有安然接受來自最高層的決斷。
直到把潭州城遠遠地留在身後背景中，辛棄疾才停住了前行的腳步，跳下馬來，望著眼前官道曲折的山林嗟然長嘆。
「流徙數年，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十幾天後，辛棄疾終於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江西。
江西的災荒其實並不棘手，只是因為旱災來得太突然，災民數量又大大超出官府的估計，因此應對不當，導致倉中存米難以應付。很快，辛棄疾的幾道賑災令就緩解了災情。
臨安深宮裡的趙昚似乎也意識到了自己的知人善任，於是在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 年）七月，以救荒有功為名，將辛棄疾的右文殿修撰晉升為奉議郎。
待十一月救荒工作結束，趙昚又改任辛棄疾為兩浙西路提點刑獄。
看著皇帝流水帳似的調令，辛棄疾已經領悟到：趙昚根本沒有看過自己苦心琢磨出的《九議》，否則絕無理由看不明白「久任」的意思；即便趙眘看了，也並未往心裡去。皇帝依然沒有認同他。
既然君心如此，自己又有什麼說的呢？至於下一站在哪裡，辛棄疾已經無所謂了。
也許是天意戲弄有志之人吧，兩浙提刑官的官袍尚沒有做好，又有一個人阻住了辛棄疾的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