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辛棄疾戴上斗笠、自號稼軒的時候，他終於發現，自己也可以像普通人那樣獲得一些純粹的快樂了。
一
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 年）十一月，就在辛棄疾安撫使的公務交接完畢，準備離開江西前往兩浙履職的當口，一封來自臨安行在、以當朝皇帝名義發布的制書，被快馬送到了隆興府衙。
在那封發給辛棄疾的制書中，趙昚以前所未有的薄涼口氣聲色俱厲地指責這位他曾十分看重的封疆大吏：「淫風殉貨，義存商訓之明；酷吏知名，事非漢朝之美。豈意公平之世，刀聞殘黷之稱。罪既發舒，理難容貸。爾乘時自奮，幕義來歸，固嘗推以誡心，亦既委以方面。曾微報效，遽暴過愆……肆厥貪求，指公財為囊橐；敢於誅艾，視赤子猶草菅。憑陵上司，締結同類憤行中外之士，怨積江湖之民。方廣賂遺，庶消譏議。負予及此，為爾悵然。尚念間關向舊之初心，迄用平恕隆寬之中典：悉鐫秘職，並解新官。宜訟前非，益圖後效。可。」
滿滿一篇制書，全是趙昚對辛棄疾的指責，似乎後者之前在湖南、江西的種種政績——曾被趙昚肯定的政績，都只是辛棄疾的個人行為，與兩地的百姓民生毫無瓜葛。在皇帝和朝廷的眼中，頗具吏才的辛棄疾，似乎只剩下「南歸」一項尚值得讚許。然而，辛棄疾在湖南、江西犯下的「惡」已然彌補不了他對大宋的感情，皇帝本打算將他治罪，但念及他毅然南投，這才饒過他的性命，只將他罷官了事。
聽上去，似乎沒有趙昚的垂憐，辛棄疾早就被京中來使捆回臨安問斬了。
但辛棄疾已不在乎皇帝對自己的態度了。他為官地方多年，其間厲行法制，為人剛正不阿，早已將地方官場都得罪了。這些人對他恨之入骨，彈劾和誣陷早就漫天飛揚，趙昚被動搖不過是時間問題。至於制書上羅列的那些罪證，辛棄疾最多把它們當作詼諧，一笑了之罷了。
然而，這次辛棄疾確實誤會那些政敵了。其實，害他被罷官的是另一個人：監察御史王藺。
大宋優容士大夫，更允准御史言官可以在不提供任何真憑實據的前提下「風聞言事」，彈劾各級官吏。「台諫」之名一度令從京城到地方的官員們談之色變。王大人也不外如是。王藺和辛棄疾沒什麼交情，雖然在後世被編入主和派官員的傳記之中，但他本人對主戰的辛棄疾有多少敵意，兩人究竟有沒有過交集，今天已不得而知。何況，這次一併遭到王藺彈劾的還有大小十數名地方官員，只有少部分彈劾被精明的趙昚留住，結果拖累了辛棄疾。
王藺在奏章中說，辛棄疾「奸貪凶暴，帥湖南日虐害田裡」，又稱他為官時「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根本不把湖南百姓的安危放在眼裡，完全是無所謂的做派。他的指責，說的正是辛棄疾在湖南平亂、建飛虎軍的事跡。然而所有人都知道，辛棄疾建軍的始末已經獲得了趙昚的諒解，甚至對他擅改酒稅法為「榷酒法」也未做追究。至於「殺人如麻」，無非是舊事重提，揪住他殺賴文政的過往不放。
殺掉一個倒賣私茶、率眾作亂的茶商軍頭領，如何稱得上殺人如草芥？
何況皇帝對此事早有定性，說辛棄疾只是「不無過當」而已。
說到底，還是耿直的王藺把彈劾寫得太誇張：御史大人用小說家的筆法，將一位鐵心平亂、建軍為國的功臣，活脫脫描成了張湯轉世。
辛棄疾沒有遷怒於任何人，他明白，只要皇帝仍信任自己，就不會有誰能把他告倒，更何況還是以這種顛倒黑白的方式。然而，這份制書又確確實實是趙昚下的，因此只有一個原因：皇帝不想再讓自己做官了。
也罷，回家吧！辛棄疾對著馬臀猛揮一鞭子，躍上寬闊筆直的官道，把馬車遠遠甩在背後。
二
辛棄疾所謂的「回家」，並不是回到山東歷城。從匹馬南投的第一天開始，他就立下過志願：終有一天，他會帶著大宋的兵馬，驅逐金人，讓歷城和其他所有的北方城池都回歸大宋的懷抱。再者，他雖然卸下了官身，卻仍是罷職待用的士大夫，一個士大夫前往金國統治區，只需稍微想想，辛棄疾就能猜到朝廷會怎麼對待自己。
他視野所及的那個家，其實是一處建成不久、獨屬於辛氏的居所——帶湖新居。
自從宋高宗趙構帶著所剩無幾的北方士人南渡臨安後，「避世」這個原本該在隋唐之初就宣告消亡的字眼，又被移居江南的士大夫們重新倡導起來。
他們不喜歡臨安「山外青山樓外樓」的吵鬧不休，又憎惡窮鄉僻壤百里無文士的窘境。即使丟掉了近半國土，飽讀詩書的文人依然看重身為孔孟清流的精神清潔，這足以保證他們上可清談國事，下可操琴養性，然而遺憾的是，在山麓交匯、水網縱橫的溫婉江南中，能夠滿足這個要求的地方少之又少。
除了信州。
信州就是今天的江西上饒，是個現實意義上的世外桃源：它身居信江畔上游，物產豐富，人文薈萃，又與臨安水陸相通，是塊不可多得的寶地。同時，信州也是一座直接通往浙江和福建的交通要道，南北往來都要經過這裡。因此，它的城池又大又闊，城中居民不是很多，有著其他地區難以相比的寧靜，足以讓任何一位厭惡市井的文士在這裡安心居住。因此，有不少士大夫會在信州城內外選址做舍。辛棄疾雖然文武雙全，但也很難不受這股士林風氣的影響，所以早在宋孝宗淳熙六年就任湖南安撫使時，辛棄疾就在信州城物色地皮，準備給自己和家人修一座府第。
帶湖就這樣無意中闖入了辛棄疾的眼中。當時信州城外買地蓋房的士大夫們數以百計，姍姍來遲的辛棄疾很難再選到合適的住址，然而一次偶然的出遊，讓辛棄疾在信州城北找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居所：此地在靈山門外，是一塊地勢平坦、綠草如茵的空地，而且三面環城，最適合動土建屋。空地北面正巧還有一座狹長的靜湖，湖水清澈瑰麗，恍如一條寶帶在飄舞。辛棄疾喜愛不已，當即命名為「帶湖」，並立刻買下這塊寶地，熱火朝天地開始了的工程建設。
當年年底，帶湖新居的大樑上房。按照南方慣例，辛棄疾滿懷欣喜地書寫了一篇《新居上樑文》，全文儷語橫臥，言辭溢美，足見辛棄疾對這座新居的喜愛之情，然而，在上樑文的末尾處，辛棄疾卻悠然寫道：「伏願上樑之後，早收塵跡，自樂餘年。鬼神呵禁不祥，伏臘信承自給。座多佳客，日悅芳樽。」
或許是當初江西匪患的頭痛，加之江南官場的腐朽，讓尚且稱得上年富力強的辛棄疾第一次有了歸隱之意。儘管那時他正以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自己的職責中去，無奈朝中作對、地方不和者太多，蓋一座新居，或許能保證他同家人在被排擠摒棄的時候，在舉目無親的江南有個容身之處。
帶湖新居的建造工期是比較長的，一是由於技術受時代所限，無法速成；二是辛棄疾對這座新居的要求過高，他買下的那塊地長有1230 尺，寬有830 尺，算下來極為寬廣，加上又是頭一次打造居所，因此十分看重帶湖新居的建造，甚至專門設計了施工圖樣和樓台裝飾，然後才交給承辦的工頭，要他們按照圖紙好生營建。辛棄疾畢竟不是術業專攻之才，他能在紙上畫出來的建築，工匠們卻不一定能蓋得出來，以至於很多設計都沒能體現出來。加之他雖先後任安撫使、轉運副使高位，俸祿優渥，但本人廉潔自好，甚至連下屬送上的儀金都很少收受，導致投給新居的用度時有時無，工期自然也被一拖再拖。
或許是天意，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 年），偏偏就在辛棄疾被罷去江西安撫使和隆興知府職務的年底，帶湖新居宣告落成了。辛棄疾聞訊喜不自勝，寫下一首《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慶賀：三徑初成，鶴怨猿驚，稼軒未來。甚雲山自許，平生意氣，衣冠人笑，抵死塵埃。意倦須還，身閒貴早，豈為蓴羹鱸鱠哉！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
東岡更葺茅齋。好都把軒窗臨水開。要小舟行釣，先應種柳，疏籬護竹，莫礙觀梅。秋菊堪餐，春蘭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沉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
帶著入住新居的興奮，還有家人從此不再受顛簸遷徙之苦的寬慰，辛棄疾和家人們正式住進了帶湖新居，開始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會持續多久的賦閒生涯。
三
閒居帶湖的生活帶給辛棄疾的變化實在太多，甚至達到了脫胎換骨的地步。
但凡聽說過辛棄疾的後世之人，都知道他有一個著名的號：稼軒居士。
稼軒，其實是辛棄疾對自己最徹底的一次直視。
毫無疑問，帶湖新居是辛棄疾有生以來最龐大的一筆投資，而且投入了僅次於組建湖南飛虎軍的精力來為這棟居所添磚加瓦。不過，宅院、居所、園林只是帶湖新居規劃中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占了不到那塊地的4/10。這固然也是囿於辛氏的財力有限，擔負不起亭台樓閣的巨大花費，然而，辛棄疾真正在意的，其實是帶湖新居西面的一片廣大區域：在這裡，辛棄疾開墾出十餘畝田地和稻田，專門用來種稻插秧，甚至還有幾片飼養魚蝦用的水塘。綜觀所有在信州買地的士大夫，恐怕只有辛棄疾一人會把千貫緡錢用在種地上。
稻田所在的區域，正巧是一塊地勢均勻下陷、水源充足的濕潤窪地，最適宜種植勞作。由於這片耕作區地與居所相隔較遠，因此辛棄疾又在鄰近稻田、地勢較高的地方專門修建了一排小屋，專供他耕作時休息所用。雖然相比起居所，這些小屋看起來有些寒酸，卻建得簡約通風，炎炎夏日時還可以消暑納涼，是個極為理想愜意的住所，這排小屋的名字，就叫作「稼軒」。
所謂「稼」，即是躬耕種作之家，這便是辛棄疾「稼軒居士」的來歷。
早在《美芹十論》和《九議》中，辛棄疾就已經不厭其煩地向皇帝趙昚解釋過，農業發展對大宋而言不僅是經濟目標，也是一項戰略目標：南方多山地，少平原，土地兼併之嚴重遠遠甚於北方，加之有宋以來又十分看重商業，農業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農民的地位再次一落千丈。辛棄疾敏銳地看到，重商對一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建立的國家而言，或許能夠帶來持續的財富，卻無法做到持之以恆，更何況，再多的真金白銀，也不可能比白花花的糧食更能安慰黎民百姓的心，畢竟人都是要吃飯，軍隊拿餉打仗之餘也是要吃飯的，所以，他念念不忘這件事，也不可能忘記。
只是，面對獨屬於自己的稼軒，辛棄疾終究不想添加太多的家國憂心進去。他熱愛這片小小的田地，以及在田野里辛勞時的喜悅，而不是總強迫自己憂心忡忡地去聯想那些讓他不高興的事情——當他急切地希望承擔這些擔憂時，那位高坐廟堂的君主不肯給他機會；現在，對方又剝奪了他承擔的手段。
既然如此，辛棄疾又何必再為難自己？
或許，上天也不忍再看辛棄疾受累，才逼迫他離開那個是非之地，成為閒居躬耕的稼軒居士。但當辛棄疾早在宋孝宗淳熙六年就買下帶湖新居的土地時，他一定也隱約預料到了自己的未來——當一個人始終壯志難酬的時候，急流勇退不也是一種擔當嗎？
或許，他真的是對漂泊不定的遊宦生活感到厭倦了。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人間行路之難是赤裸裸的現實困境，不是宏圖大志就能化解的，也不該被化解。當辛棄疾戴上斗笠、自號稼軒的時候，他終於發現，自己也可以像普通人那樣擁有一些純粹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