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文化的交流與種族集團的遷移

  大概在新石器時期，中國南方和印變支那的生產有了長足的發展，人口的增殖加多了，這便促使印度支那的居民向新的土地上發展，並且由於生產技術的改進，海上的交通工具更加完善了，不僅獨木船有了大量的製造，而且有另一種新型的船隻出現。這種新型的船隻，是在獨木船的船身上加上了幾層船板，

  用藤條和其他繩子之類同獨木船船身穿孔縛住，並且在接縫處用樹脂封住縫口，又在船中塔起椰葉編成的船篷，有時使用椰葉編成的船帆。這樣，人們不僅僅可以利用獨木船沿著島邊航行，而且可以利用大型的加舷板的獨木船航行大海了。

  民族學者在伊里安就看到過兩種船隻，即除獨木船外，又有於其上加上舷板的船隻。這一類船隻是作為海上航行的，通常有從船體伸出的橫木(平衡木);還有同船體長軸平行的浮木，船板上則有彩色圖畫和雕刻，船帆呈蟹螯形，是用椰子葉纖維編成的。

  在太平洋的塔希提島上還發現有大型的戰鬥用的獨木船。根據一山林官的報告，這類大型戰船，船上可乘144名槳手，8--10名預備員，有30個戰鬥崗位。船的構造也是以獨木船為船身而在其上加舷板構成的。

  就因為有這種海上交通工具的改進，中國南方和印度支那同印度尼西亞群島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種族遷移就頻繁出現了。

  在印度尼西亞散布的方角石鑄(包括有段石錛和有肩石斧),和圓筒石斧文化，從它們的樣式和性質看是同馬來亞、柬埔寨、寮國和越南所出現的方角石鎊和圓斧一致的，而和中國雲南、廣東、福建、台灣出現的方角石鏽，特別是有段石錛和有肩石斧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在馬來亞，新石器時代的工具，到處有所發現。柔佛的丹戎蓮芽，單馬令河河旁的尼容，吉蘭丹的瓜家，霹靂的丹戎馬林、巴都卡查、瓜拉江沙、玲瓏，吉打的華玲，森美蘭的林茂以及丁加奴等地都有發現。所發現的石器也以方角石錛為主，包括有段石鐃和凹頸斧(似可歸於有肩右斧一類),還有圓鑿、平鑿和啄形錛。但沒有發現石鏃。除這些石器工具外，還發現尚未磨製完成的石鐲和各種形式的陶器。陶器有無紋陶和剖紋陶兩種。這一切同印度尼西亞發現的幾乎完全相同。從目前所得的發現物來看，馬來亞曾經有個興盛的新石器時代，較之爪哇並不遜色，而較之蘇門笞臘似乎是更興盛。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瓜家發現的一對男女遺骨。女的兩手套有石鐲，腳邊放幾個陶罐，罐中有蚝殼，它可能是作湯匙用的。男的左手過有石鋒和一堆石珠，右臂套著一個石蜀，胸前、腳邊有許多小罐器。無疑，這些部是苑葬器，也許他們是氏族部落中有地位的一對失婦。據人類學者的鑑定，他們是原始馬來人。但夫婦共葬一起，顯然是不合母系氏族制度的規則的，這證明那時馬來亞已進入父系氏族制了。

  印度支那也同樣發現這一類型的新石器工具。越南境內的新石器遺址，在北方發現於石灰岩山脈地帶，大都是洞穴中發現的，在南方則是露天的。此外，有許多新石器工具是散布在地表面上，或在地面淺層內獲得的。這也表明越南新石器時代的人，儘管還有洞穴居住的，但也有營地面生活的了。越南的新石器遺址，以越南北部的諒山附近遺址和宣光的遺址為最著名，所發現的石器工具全都是刃口磨製的方角石鑄和有段石鏈及有肩石斧。在宣光的遺址中還發現石矛的矛頭，象牙臂環。越南中部重要遺址是廣平省洞海縣的鳴琴，除有肩石斧以及半磨製的方角石鑄外，還有貝鐲、貝殼和象牙做的耳環。這兩地都有有把手的刻紋單色陶器的陶片發現，陶片塗上了紅色。值得注意的是，伴同遺物出土的是一位大約9歲的尼格里多人的遺骨。有人估計次於美拉尼西亞人以後，尼格里多人曾經一時間在廣大地域上有所發展。但同時，印度尼西亞族也還住在那裡。據報告，現在在鳴琴的背面地方還有屬於尼格里多種族的遺商。這也許表明為他族所驅逐而僻居於山地的。在洞海的豁簿和溪淙等洞穴中，有同樣類型的石器和陶器出土。而在豁萍遺址的洞穴中，還有糧食堆積的殘物和人類遺骨。這一人類遺骨同北圻新石器時代遺址需崇出土的人骨一樣，是屬於印度尼西亞種族的。此外在洞海市區附近的貝家裡也發現方角石鑄和有肩石斧及碎石片。這裡以有肩石斧為多，其形式同印度支那內地今日的摩伊族居住地所發現的有肩石斧一致。同時，還出現石研、石杵及陰刻的繩紋和線紋的紋陶片，陶片上也塗著紅的顏色。

  比上述遺址年代較晚的，屬於新石器後期過渡到青銅器時代的器物，在束埔寨境內的三隆森地方有所發現。這裡是在有名的吳哥佛塔勝地的東南洞里薩河注向洞里薩湖去的一條支流的右岸。遺址在稍高的台地上，由淡水貝類構成的貝冢之中，文化層有4.5米—6米高，足見貝冢的主人是住過很長的年代的。所在地有爐灶遺址，人骨和陶片散亂一地，表明為洪水所沖洗過。不少有肩石斧，從肩柄不甚發達到形式保持幾何學的均整，角上巧妙地磨琢過的都有所發現，但石質惡劣，不堪實用，可能是供祭儀用的。此外，還有方角石錛，特殊的圓斧。出土陶器，得自下層的，樣式單純，上層則比較複雜。裝飾品有石鐲，土製或骨制的耳飾，還有貝殼做的，石英石做的遮隔「窗穴」的明板，又有少數青銅器，石鏃和石鑿，骨製品的鏃、魚叉、釣針。發現的人類遺骨是柬埔寨現存的種族。在越南南圻還發現2個磨製石器是長而大的方形的有肩石斧，由蛇紋岩製成，是所有發現物中最最精巧的，看來也是作祭儀用的。

  從越南越過脊樑山脈進入寮國境內，在首府琅勃拉邦一帶採集到800多個新石器時代遺物。其中只有6個青銅器，3個銅斧，及其他一些鑿、鏃、釣針，此外全部是石器。其中最多的是方角石鏈。從洞海橫越長山山脈到甘蒙州也有有臂石斧和可能是當貨幣用的許多小貝環，以及陶器碎片。這裡可能比鳴琴文化的年代要稍後一點。

  由於印度支那這一新石器群的發現，有人提出各種的假說。其中奧地利人海涅·格爾登認為：從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形式看來，東南亞各地是成為一個系統的。印度支那的特色是有肩石斧。這種有肩石斧在馬來半島，主要在它的北部發現。在緬甸發現於西北阿薩姆山地，進入到印度則分布於奧里薩、裘塔納格普爾，阿拉哈巴德等地方。這些分布地方竟很奇怪的同使用澳斯特羅——亞細亞(南亞)語的種族所分布的區域和符合。現在的阿薩姆的卡西族是屬於澳斯特羅-亞細亞語族的。在印度的分布地則是同捫達族居住地相符合，而捫達族也是屬於澳斯特羅——亞細亞語族的。越南境內居民的語言所屬如何，眾說紛紜，但有人認為也是屬於澳斯特羅—亞細亞語系的。這樣，有肩石斧的分布地大致與這一語族之現在和過去的居住地相一致。由於確認這兩者關係的一致，於是格爾登指出：這語族曾經在印度擴大勢力，大約不遲於紀元前八世紀時占領了恆河流域。但遲年來有人確認在印度河流域的摩亨約達羅和哈拉巴遺址中所發現的紀元前三千紀的印章文字，竟和太平洋東端鄰近智利的艾斯塔島的土著木板上雕刻的文字酷似。因之，有人認為格爾登氏所比定的年代恐怕還要更早。

  有肩石斧在中國西南雲南的騰越也有發現。但沒有象印度支那那般稜角和明顯，而呈為曲頸形的，有人認為這是純正的有肩石斧的祖型。在中國東南一帶，解放前有段石鏽發現於廣東的香港、海豐，福建的武平、浙江的杭州。有肩石斧發現於台灣、浙江的杭州、古盪和良渚。在那裡有人定名為石鉞或石成。石鏃在中國的武平、杭州和湖州均有發現。這些石器與中國北方發現物不同，而與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各地的發現物有相同之處。陶器在中國北方多為彩繪陶，而在東南各省則為印紋陶。杭州、武平、海豐出土的陶器也與南洋一帶相同或相似。解放後新石器時代的石器發掘甚多，尤以石鏈為最多，石斧較少。石錛多數為方角石錛，也有圓斧。其中有段石鋒在華北絕未發現，而在東南一帶發現很多。最多的也方首推福建、廣東兩省，其次為浙江、江西、蘇南、皖南等地。有人把這一類型的石錛與國外的石錛類比，分為三種類型，即原始型、成熟型和高級型，認為「大抵在閩粵贛的多屬原始型和成熟型，浙蘇多為高級型，但數量較少。此外，台灣多屬成熟型和高級型，國外如菲律賓發現很多，是高級型的，在太平注諸島發現的更是高級型。」這最後一種不僅側面削出肩來並且是斧身割出段來的有肩或有段的石斧。有人定名為玻里尼西亞型石斧。此外，在中國東北的南部也有有段石鑄發現與香港出土者類似。

  就是這樣，有人得出結論說：「在公元前二千紀以前，(印度支那)半島上住的幾乎全是游浪的獵人和採集者的部落，他們不懂得農業也不知道馴養家畜。

  在發達的新石器時代，(公元前第二千紀),印度支那是操澳亞語的各部落的主要居住區之一。印度支那境內和沿海及內陸的低地都住滿了新石器時代的部落。(他們的物質文化從印度的裘塔那格普爾傳播到中國的東南部，更沿各島嶼傳到日本和楚克奇).他們已經過著半定居的生活，從事狩獵，漁業和伐林——開田——撂荒農作制的鋤耕農業，栽種稻米和黍。帶模壓紋飾的陶器和磨光寬刃斧是這些部落的物質文化的特點。在公元前第一千紀前半期(公元前十世紀至五世紀),這些部落就在最肥沃的地區 (伊落瓦底江、湄南河、謂公河和紅河的河谷和三角洲、金邊湖地區)過渡到灌溉農業(開始時，利用河水泛濫時被水淹沒的田地，後來就開渠築壩)。

  『在公元前第二千紀到第一千紀初期，印度支那東部土地上出現了古印度尼西亞人集團的諸部落。其中有一部分定居在紅河河谷地和當地的澳亞語系諸部落雜處，另一部分則分散在直到湄公河三角洲的沿海地區，但是沒有占領三角洲……』而到了『公元前四至三世紀，學術界所稱為古印度尼西亞人的亞洲東南諸部落向印度尼西亞遷移……」。

  但後來，格爾登對於印度支那分布的方角石鑄和圓斧又提出新說。他認為圓斧的斷面是呈橢圓形和凸鏡形的，柄部是尖形的，它是一種呈圓口的石斧。這種圓斧分布於印度尼西亞東部和密克羅尼西亞，又到美拉尼西亞。但這種圓斧在印度尼西亞西部很少發現，馬來半島也極少，在寮國則未之見。更向西，在緬甸和喜馬拉雅山的大吉嶺有小圓斧發現，在印度則發現長大的尖頭的圓斧。這就是說，印度支那中央部沒有圓斧，其東西兩部則有所發現。柬埔寨的三隆森地方則發現了一種圓斧的變種。北圻北山地區可以看出有圓斧的影響。因之認為石器磨製技術的起源是受北方來的圓斧文化的影響。

  沒有圓斧的印度支那中央部和印度尼西亞西部地方，起而代之的是方角石錛。在越南北部與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鑄相混合，寮國地方則保持其典型特色。這裡的方角石斧是柄細而長大，其中柄厚的，刃部也顯圓形而突出。類似這類型的在馬來半島南部有所發現。另有一種變形，其末端是呈穹形的。方角石鑄的分布，在西方直達緬甸、阿薩姆和印度，而在印度尼西亞西部更為發達。穹形石鑄在爪哇更為進步。北方的分布圈達到菲律賓等地。方角石錛又發現於中國雲南，與圓斧並存，在長江沿岸地區亦有發現，而以河南仰韶遺址更為顯著。這樣，他認為方角石辨是歸屬於仰韶文化的，自北方經雲南、上寮國、泰國、馬來半島而至環度尼西亞西部，其分支擴大到印度支那東部，向西與有肩石斧一起擴展至印度地方。這一文化貫穿著其它種類的文化，即有肩石斧文化所擴展的地區，而達到純粹的形式。他還認為，不僅是由於文化的傳搖而出現這種情況，並旦還由於種族的移動，這種文化得以如此分布開來。這一種族就是澳斯特羅尼西亞人(南島人)。這一澳斯特羅尼西亞人從大陸出發擴展到海洋，從語言學上米比定，其山發地有人認為越南的濱海地方，但從考古學上來比定，寧說是以馬來半島為基點的。

  關於方角石斧可以歸屬於仰韶文化，有些人忌持懷疑態度的。但《新中國的考古收穫》中的某些推斷，卻有相互印證之處。它在介紹了新發現的「新人」化石，「柳江人」、「資陽人」和「麒麟山人」之後，認為「上述人類化石都具有原始蒙古人種的特徵，是在分化和形成中的蒙古人種類型。這表示我國華南地區可能是蒙古人種發源地的一部分。又根據對山頂洞人頭骨模型所作的研究，肯定了山頂洞人屬於原始蒙古人種類型，它既具有不少現代蒙古人種的典型特徵，但還有一些特徵並末明顯形成。這說明在舊石器時代晚期，蒙古人種尚在分化和形成中。」關於仰韶文化，該文寫道：「仰韶文化的人們，是今天中國人民的血親。……半坡、北首嶺的數百具骨架，經過人類學家的研究，結論是：它們都屬於蒙古人種和近代蒙古各支人種比較，則與太平洋支的南亞人種系、遠東蒙古人種系接近，其接近的程度以南亞人種系較多，而與蒙占人種的大陸支的中亞細亞系相去較遠。這一結論，反映了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演變的事實，大概在原始時期，華南、華北都住著我們的祖先，後來居住在華北的先民不斷與北方來的民族融合或同化，體質特徵起了變化，南方居民則仍保持著原來的特徵，因而仰韶文化的人們的體質特徵接近於近代南方入」,即奧斯特羅尼西亞人。由此看來方角石錛歸屬於仰韶文化，在這具可以得到旁證了。而有段石鑄等等，不為中國北方所有，那可能由於生產上的需要從方角石錛發展出來的。

  屬於南方人的印度尼西亞人，作為種族集團而首先出現的，我們已經知道，是在印度支那的東北部。這在中石器時代的和平——北山文化遺址發掘中提供了實例。但在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中石器時代遺址發掘中，則沒有印度尼西亞人，在印度尼西亞的蘇拉威西和爪哇的東部有尼格里多——維達人，而印度支那的中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卻沒有他們。但到了新石器時代，在洞海的鳴琴遺址中發現了尼格里多人遺骨。這就可以推斷，尼格里多——維達人是從群島中遷移到印度支那的，較之美拉尼西亞人為後。而更多的遺址中的人類遺骨則為印度尼西亞人。這樣，就在中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出現了一幅蒙古人種和澳大利亞——尼格羅人種在印度支那地區相互接觸、鬥爭、混合和分化的畫圖。如果以現代印度尼西亞人的種族成分來看，則所謂原始馬來人是更多地混合著維達族和尼格里多族的種族成分的。這一混合的完成形態，也就是吉蘭丹瓜家遺址中發掘的原始馬來人。但作為蒙古人種的太平洋支的南亞人種系的印度尼西亞種族集團的混合、分化和形成過程，不僅僅經歷了中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而且還經歷了銅鐵器時代，這就出現了次生馬來人。這兩者成為現代印度尼西亞人的基本的種族成分。但印度尼西亞人——原始馬來人分布到印度尼西亞各島，依據范·斯坦因·卡倫佛爾斯推算，約當公元前2000～1500年之間，就是這原始馬來人集團帶來了印度尼西亞的新石器文化。印度尼西亞新石器文化的一致性和中石器文化各具不同的特點，成為顯明的對照。這使人們大致上可以肯定同他們種族的一致性是有關係的。

  一般歷史著作認為原始馬來人遷移到印度尼西亞群島來了以後，就將印度尼西亞群島上的原住民驅逐到偏僻地方或寓遠的島上去，原住民中的美拉尼西亞人被趕到美拉尼西亞群島上，維達人和尼格里多人，除被趕到安達曼群島和伊里安查亞外，還被逼避居到山林地區。這可能是事實，但未必完全如此的。我們認為人類在石器時代，氏族部落的遷移是不能同奴隸制社會產生以後的民族入侵的行動完全等同起來的。我們必須從當時的物質條件、生產方式以及氏族部落之間的關係來理解這種遷移的實質。氏族結合成為部落的過程，也就是新的氏族從舊的氏族分支出去，而後又以胞族形式聯合起來。而部落則又往往從一個基本部落或原始部落分裂出去為幾個部落，甚至擴大到相距一、二千里以上的土地上。這種分裂與聯合，聯合與分裂過程是一種自然的發展過程。作為部落的聯繫手段是氏族間操著同一的語言，而部落的分裂也導致同一的語言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方言。

  但在部落的發展、分裂與遷移過程中，往往會在新的土地上遇到其它部落的抵抗和衝突。所以，一般總是分裂出去的部落同基本的或原始部落保持必要的聯繫而獲得同其它不同語族的部落戰鬥時的援助。但當一個部落戰勝了原住部落，占領了新的土地，其處置戰敗敵人的方法，較之奴隸制社會處置戰敗敵人的方法是不盡相同的。恩格斯指出：「美洲印第安人處置戰敗敵入的辦法，與較高發展階段上的人們的處置辦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殺死或者當作兄弟編入勝利者的部落；婦女則作為妻子，或者把她們同她們的殘存的子女一起收養入族。」在這裡還不存在把戰敗的俘虜充作奴隸勞動的事實，而戰敗的部落在不能抵抗新來者的時候，一般也總是率領全部落成員遷移到另外地方去。有人把印度尼西亞人部落集團遷移到印度尼西亞群島里來設想為象近代侵略民族一樣，是大規模入侵的，是以消滅原住民、奴役原住民為目的的。這是不正確的，他們不理解部族的遷移是部落發展的自然過程。同時，在新石器時期印度尼西亞人出現於印度支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他們只從事於伐林——開田——撂荒農作制的鋤耕農業。這種農作制就促使他們不時更換新的土地，找尋新的疆土。他們的遷移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步進行的。也許當那居住於印度支那河谷地區和三角洲上的部落由於灌溉農業的出現，人口迅速增長了，要求有更廣闊的居住區域和生活根據地，這也就逼使那些尚處於鋤耕農業的部落不得不離開本上，去找更適合於他們生活的新土地。這也就會發生比較大批的遷移浪潮。但這種遷移浪潮是以一個一個部落為單位的。而遷移的路線也不只是從馬來亞向西部印度尼西亞這一方面，可能還有向中國西南或南方沿海地帶於移而去的，而在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的所謂「華南古民族」,也有經過台灣、菲律賓而到印度尼西亞東部群島來的，正象在印度尼西亞所分布的新石器文化有顯然地東西兩部不同的特點一樣。而當他們進入印度尼西亞群島的時候，在有些地區碰到了原住民的部落，必然引起衝突和鬥爭，或者驅逐了原住民部落，或者打敗了他們，收容並吸收他們到自己部落里來成為部落成員的一部分，這就又出現混血和融合的情況。但又由於印度尼西亞島嶼的分散和相互的隔離，又使他們的遷移有很大的局限性，這在一方面促進了他們找尋肥沃的河谷和三角洲，發展了定居的農業，逐漸知道灌溉農業；另一方面加強了他們社會的閉塞性，使自己長期停滯在氏族部落的自給自足的原始共產主義的基礎上。其中象蘇門答臘的米南加保族直到近代還保持著母系氏族制的殘餘就是一例；儘管這一母系氏族制應著時代的推移已有不同的意義和作用。

  在印度尼西亞群島上，這一遷移的浪潮是經歷了整個新石器時代，並且繼續到銅鐵器時代的。有人認為第一次遷移浪潮發生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那是原始馬來人，他們帶來了新石器文化；第二次遷移浪潮是在公元前二、三百年間，那是次生馬來人，他們帶來銅器鐵器工具和武器。第一次遷移之時，群島上原住民被設想為維達種族，他們被趕到森林叢葬中去以至逐漸消滅，只有很少地方得保殘喘生存下來，象蘇門答臘的庫布族、路布族和馬麥族，蘇拉威西的托阿拉族，而第二次遷移顯然也有把原始馬來人趕到內陸去的。但因為是屬於同一種族，他們之間又有相互通婚而混血的。生產力的發展，人口的增殖，促進了部落的遷移是事實，但這種遷移，在它還限于氏族制社會的歷史時期里，看來決不是一、二次大規模地進行的，而是隨著部落的分裂和發展，一個浪潮又一個浪潮地進行的。而且是在一整個的歷史時期進行的。在另一種情況下，這種遷移在公元五世紀的時候還有所發生。據太平洋極東部塔希提島上的玻里尼西亞人的世系研究，他們就是在五世紀從爪哇遷移到那裡的。而這一遷移無疑是由於印度殖民者侵入爪哇所引起的。

  從語言的關係中也可以看出部族的遷移和文化交流的痕跡。在整個太平洋的島嶼中，除了密克羅尼西亞外，(還可以包括印度洋上的馬達加斯加島),他們的語言可統括在澳斯特羅尼西亞人(南島人)語言系統里，也就是馬來——玻里尼西亞語族群。在這一語族群下可以分為：(一)印度尼西亞語族，它包括馬來、爪哇、達雅克等至少有150種方言。但在今天則以馬來語為基礎的印度尼西亞語為統一的民族語言了。(二)玻里尼西亞語族。(三)美拉尼西亞語族。這一廣大的語族群的形成，正也足以證明從新石器時代起直到公元以後幾個世紀裡，那些群島上居民往來和遷移的頻繁，文化交流的密切。而在這三大群島中印度尼西亞群島上的居民無疑是起了偉大的槓桿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