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世紀以前，中國史書中出現的印度尼西亞古國，有葉調國、毗騫國、歌營國、諸薄國和斯調國，已如前述。但到五世紀至六世紀前後，上述這些國家，在正史中不見了，出現了一些新的國家。這些國家大都在印度尼西亞境內。我們從《宋書》、《梁書》和《南史》中鉤稽出來，大致有如下一些王國：
國名
閣婆婆達
(南史稱屬婆達)
要達(閣婆婆達和整達實為一國)
婆皇(嬰血)
年代
宋元嘉十二年(435)
宋元嘉廿六年
(449)
宋元嘉甘八年
(451)
宋元離計六年
(449)
宋元幕計八年
(451)
宋孝建三年
國王名
師黎婆達陸 使臣名
(正)佛大隨婆
舍利不陵毀摩
合利婆羅跋摩
竺那婆智
(466)
訶羅單
《又名訶羅陀)
干陀利
《宋書》作斤陀利)
婺利
宋大明三年
(459)
宋大明八年
(464)
宋泰始二年
(466)
宋元嘉七年
(430)
宋元嘉十一年
(434)
毗沙跋摩
宋元嘉十三年
(436)
宋元嘉廿九年
(452)
宋孝建二年
(455)
梁天監元年
(502)
梁天監十七年
(518)
梁普通元年
(520)
宋廢帝元徽元年
(473)
梁天監十六年
(517)
梁普通三年
(522)
障大葉十二年
(616)
上表共列六國，實際上是五國。閣婆婆達和婪達，實為一個國家。就其同中國通好的年代看來，也沒有重複和衝突。就我們現在所能探索到的材料說，閣婆婆達即贊達和婆皇，大約在爪哇。而訶羅單，干陀利和婆利則在蘇門答臘。現在分別敘述於後。
一、閣婆婆達
閣婆婆達國，我們認為同婆達國實為同一國家。《宋書》有這兩國傳記，以致誤為兩國。閣婆姿達於435年第一次通中國。嗣後即告中斷，繼之者則嬰達國，先後於449年和451年兩次通中國。而這兩次則同婆皇國同時通中國的。451年後，嬰達國不復見之於中國史書中。而婆皇國則繼續通中國，又有四次，至466年始中斷。看來壑達和婆皇兩國之間有一定的關係。
《宋書》的閣婆婆達傳一開始就說：屬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435),國工師黎婆達隨阿羅跋摩遣使奉表。表中所述，大都為佛教話言，歌頌宋國之辭。最後則要求能每年遣使通好。表中有云：「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遺使主佛大隨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
從上商敘述中，可以若出「閣婆」是地名；「婆達」是國名；而隨用羅跋摩則為國工名。「師黎」即Seri,(或譯室利),乃是一種尊稱，意為「光榮」、「光輝」,而用之於國王的名字之上的，則有「陛下」之窟。「埔黎婆達」即為「光榮的婆達」國。王如「室利佛逝」之為國名而非國王名一樣。據室利佛逝國碑刻，其國王則為查亞納加(意即「龍精」)。所以，婆達之為國名是可以肯定的，而「蟹達」即為「婆達」,也是可以肯定的。
從表之所表達的思想看，也還可以肯定是個佛教化的國家。國王取印度名，但未必即為印度人。從其所派造使臣的名字看來，佛大隨婆，可饒是印度人，或者還是佛教徒；而副使葛抵則為印疫尼西正人的名字。國王之所以如此派遣使節，大概由於印度人易與中國溝通。自漢至晉，佛教在中國日益興盛，印度經文被譯為漢文者也日見其多。但國王為更可靠計，卻又派本國人葛抵副之。如果事情確是如此，則婆達國是印度尼西亞人口己統治的國家，不過已經印度化罷了。
上面我們已講到在馬吉冷區、梅巴布和格拉巴格之間的土克馬斯的達卡伍村，有一幅屬於佛教的岩刻，就其拔羅婆字體看，為五世紀石刻。但有人肯定；它不是印度佛教徒所作的，看來在五世紀出現的嬰達即婆達國，也許就在那一帶，即馬吉冷境內。但我們沒有現存地名可與之核對。但這個國家之名為「婆達」也許是以它首先建立佛教國之國王命名也未可知。我們知道在396年，有個印度遊方和尚求那跋摩，曾勸說閣婆國國王改宗佛教。其時，國王之名為婆多伽(Wathaga)。婆達或婪達可能是婆多伽之縮譯。
據中國《高僧傳》記載：求那跋摩是廝賓國(今克什米爾)的王子，以世亂出家修道，不願紹繼王位。後到錫蘭轉程至闊婆國。時在396年。他在閣姿國住上了二十.年左右，勸說閣婆國王改信佛教。宋元嘉元年(424年)聞求那跋摩之名，曾敕令交州刺史，泛觸延致，並致書於跋摩及閣婆王婆多伽。這一閣婆國，大概不在蘇門答臘，囚為在這期間，蘇門答臘的佛教國家，在南部有呵羅單，干陀利，在北部有婆利，而這個閣婆國是由求那跋摩勸說，才改宗佛教的，則闊婆必在還沒有佛教的爪哇。可是求那跋摩已於424年離開閣婆國，隨商人竺難提船舶，隨風到了廣州。他在廣州住上幾年，於431年才到建業(南京)。
《高伯傳》記求那跋摩之在閱婆，頗與史實有關。我們摘引一段於後。「初(跋摩)未至一日，闊婆王母夜夢見一道上，飛舶入國。明口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為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敕，即奉命受戒。漸染既久，專精稍篤。頃
之，鄰兵犯境，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之鬥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御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拒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腳，跋摩為咒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傳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棲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群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舍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凶強，恃險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慈悲，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愜幅。'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三願：若許者當留治國。一願凡所王境，同奉和尚。二願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群臣歡喜，金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后為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腳趾。跋摩又為咒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爾，鄰國聞風，皆造使要請。」
這一記載自有誇大虛妄之處，但使我們可以香出幾個要點。第一，這個遊方和尚求那跋摩看來是個大乘佛教徒。醫藥、咒治就是大乘教徒騙取信任的手段。同時，他在爭取王母和國王改信佛教後，又復通過國王，使全國人都信佛教，而自己則成為國師，直接間接地挖制了閣婆國的政治。第二，這個國家同一個敵國是「恃險相對」的。它可能處在平原地帶。而它又時常遭到鄰國的侵犯。第三，從國王舍國而群臣固請留治的情況看，這個國家還不過是部落聯盟形成的。國王舍國，不以子繼，而曰「可更擇明主」。顯然是另推盟主之意。而當願意留住之後，又要群臣將「所有儲財，賑給貧病」。其意無非藉此以集中財富，加強中央集權，而又以佛教為國教，作為統一國家的統治工具。這樣，在中國於424年始遣使至閣婆國後，閣婆婆達便於435年，第一次派使節來同中國通好了。
我們把婆達即婆達定在馬吉冷一帶，還因為七、八世紀在馬吉冷室日惹這一平原上正是佛教最為興盛的地方。看來閣婆婆達是中爪哇第一個印度化的佛教王國。
二、婪盤國(接盤國)
婪皇國見之於《宋書》。《南史》亦有記述。據《南史》卷七八稱：「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為婆皇國王。二十八年(451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456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為振威將軍。大明三年(459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464年)、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並為龍驤將軍。」
《宋書》卷九十七所記，有策命而無表書。策命說：「惟爾仰政邊城，率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不治。宜班典策，授茲嘉命。爾其祇順禮度，式保厥終，可不慎與。」
這些記載，皆十分簡約。同其他國家通好的不同之點，即未載表文。按中國史書慣例，所載表文，一為稱頌佛教，二為對中國皇帝歌功頌德。但在二十年間遣使至六次之多的嬰皇，而其所獻方物一次竟達41種，獨不載其表文，決不是無故的。可能其表文所述是印度教思想而非佛教思想。這是一。嬰皇同中國通好之勤，決非無故。首先為了通商，則這個國家必在鄰近海口便於通商的地方。其次為了借中國的聲望，以服屬其本國人民。在四世紀到六世紀同中國通好各國如蟹達、干陀利、婆利、訶羅旦，都未見有冊封之事。獨對於纓皇國，冊封其王為「嬰皇國王」,又冊封其使臣為振威將軍和龍驤將軍。看來並非宋國的本意，而是使臣所要求的。這是二。贅皇來中國使者都以竺為姓，那就肯定是印度人。因之，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這個婆皇國是個印度人建立的信仰印度教的、近海口地帶的國家。
那麼蟹皇國又在哪裡呢?
在中國類書中也有類似「婆皇」的國名出現過。《通典》卷一八八多摩長條，有云：多摩長「東與婆風、西與多隆，南與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如果多隆就是以多隆河聞名的，那就是多羅磨國的繼續。多摩長西有五山，則應在今日之南安由、井裡汶和直葛的內地。在這以東，迪延高原以北，有嬰皇，或譯巴旺縣。所謂蟹鳳乃係嬰皇之誤植。看來，這是有很大可能的。而且迪延高原有不少濕婆教的建築和遺址，人們肯定那裡是即度教一個聖地。這同我們指出的蟹皇國不是佛教國而是印度教國，並且是印度人所建立的估計也頗吻合。
婆皇縣在北加浪岸和三寶壠之正中地點，但不靠近海岸，更靠近違延高原。三世紀出現於中國史書中的斯調國，我們比定在中爪哇這一帶。看來印度人之侵入中爪哇就將原來的斯調國征服了。作為旁證是在考古發掘中，由北加浪岸獲得的銅鼓和在松巴哇島東北角一個小島柔格安島上所發現的為同一形制。在那樣一個孤立的小島上竟出現了5隻銅鼓，這除了表明島上部落曾經是個強大的部落，因在戰爭中失敗，而攜銅鼓遷移到那裡來以外，沒有其他可以解釋。如果事情確是這樣的，這不但證明印度人征服了斯調國，並且驅逐了斯調國的一些部落。桑格安島的部落就是從中爪哇這一帶遷移而來的。怕也正由於這個緣故，贊皇的使者不能不依託中國勢力，既求中國冊封其王，又求中國冊封其使臣吧。
由嬰皇而訶陵這已在七世紀的事了。類書所載不免今古雜揉，有時問上的交錯，可勿置論。我們認為嬰皇古國在迪延高原之北，大致是一個可以肯定的假說。
三、訶羅單圍
訶羅單國首先見之於中國的《宋書》,但不見於《梁書》,後又見之於《南史》。《南史》顯然是祖述《宋書》的。《宋書》有訶羅單國，又有訶羅陀國，皆於430年通中國。顯然由於修史者不察而重出。訶羅陀國同年所奉之表不見於訶羅單；表中略述其國之受他國侵凌。而干陀利國於梁天監十七年(588年)所奉之表，則又幾乎與宋元嘉十三年(430年)訶羅單所奉之表逐字逐句地都相同。訶羅單通中國，止於453年，干陀利通中國始於455年。因之，我們認為這兩個國家很可能是有禪代關係的，即干陀利征服了訶羅單而有之。
其記敘中有關於史實的，我們摘引於後：「訶羅單國治閣婆洲。元嘉七年(430年)遣使獻金剛指鈽，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宋書》卷九十七，訶羅單條)。訶羅隨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有云：「……伏惟皇帝，是我真主。臣是訶羅陀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推願火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遺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今到天子足下。堅鈀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恩逮，等彼仆臣。臣國先時人眾殷盛，不為諸國所見陵追，今轉衰弱，鄰國竟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並市易往反，不為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遷還，今此請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宣啟，誠實可信。願救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有，有所陵奪。願自今始，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宋書》卷九十七，訶羅陀條)
元嘉十年(433年)訶羅單國王為毗沙跋摩。十三年(436年)國王又遣使率表。表中有云：「……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為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宣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令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國家，今為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鏈仗袍襖及馬，願為料理斑紉使得時還。前遺閱邪仙類羅訶，蒙大家厚賜，惡惡子奪去，啟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宋書》卷九十七，訶羅單條)
其後，二十兒年(452年)又遣長史嬰和沙彌獻方物。大概到此為止，訶羅單還未滅亡。
訶羅單既然是「治閣婆洲」的，那麼,這個國家不是在爪哇，就是在蘇門答臘。但它是個佛教國家，表文中充滿「如來」、「舍利」、「正覺」、「須彌山」、「切利天宮」等語，即是證明。當時，我們除在中爪哇外，沒有發現佛教遺蹟。而在蘇門答臘恆沙(Gansa)河上游，提加普羅山脈之陽卻有Keritang其地，可能是這個國家的發祥地。但據它自稱「臣國先時，人眾殷盛」,又稱「此是大國家」,《宋書》又說它統治了閣婆洲，那麼,這個閱婆洲，也許就是三世紀時的諸薄，是在占碑和巨港一帶的。如果這樣，訶羅單也許是合併了三世紀時的歌營和諸薄兩國而有之了。
這個國家無疑是印度化圓家，或者竟是印度人的殖民王國。表中所謂「不為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按其實，伯是那些被征服的部落，不服其統治，起而反抗之故。《通典》記載：「杜薄國隋時聞惡。」「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那也就是訶羅單所治之「閣婆洲」有十多國城。看來，這在南朝宋時的情況也差不多。表中所說的鄰國竟侵，正是當時的部落群起反抗的證明。這也許是印度尼西亞部族同印度殖民者之間的矛度和鬥爭。
但它到了436年，又發生了王族之間的內部矛盾和鬥爭。「忽為惡子所見爭奪，逆失本國」。這種內部鬥爭，主要怕還是在於同中國的貿易利益，即所謂「前遣閣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為惡子奪去」。這樣，訶羅單國王不僅依託中國聲勢，而且向中圓購置武器、袍甲、戰馬，準備進行反攻，收復國土。雖然國王收復了國土沒有不得而知，但直到452年，又遣使至中國，則訶羅單國作至此尚未中斷是可以肯定的。
無疑訶羅單當時還是個商賈會萃的國家。其初次通中國時，既有天竺的白疊古貝，又有葉波國的古貝。葉波似為爪哇的對音。如此，則訶羅單是西通印度，東通爪哇的古國，大概也非在蘇門答臘不可了。
四、千陀利國
干陀利國首先見之於《宋書》卷九十七，天竺迦毗黎國條內。「世祖孝建二年(455年),斤隨利國王釋婆羅那憐隨遣長史竺留隨及多獻金銀寶器。」看來它是附著天竺迦毗黎國使者的船舶，一同通好中國的，故不另立一條。
干陀利國後又見之於《梁書》卷五十四及《南史》卷七十八。《南史》與《梁書》同，唯略去表文。所敘頗有傳奇性質，但似匿有隱衰。所可疑者，其表文與訶羅單于元廓十三年(436年)所上之表文完全相同，只將「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改為「大梁揚郡天子」而已。這裡也許透露了一個秘密：於陀利是「彈代」訶羅單而得國的，所以當它同中國通好時，便將原來表文底穩拿來充數應用了。
《梁書》卷五十四的干陀利傳約略如下：「干隨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郵憐隨遣長史竺留隨獻金銀寶器。天監元年(503年),其王瞿縣修跋隨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如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首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隨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隨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並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隨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518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云云。「普通元年(520年),復遣使獻方物」。
一般認為，干陀利國出蘇門答臘。後世的阿拉伯記載亦以雞茶羅擬之於室利佛逝，即巨港，且比定其對音為Kendari。但這不過以後擬昔，未必可靠。因空利佛逝國曾征服馬來亞的吉打(即羯茶)國而有之。古打，印度人在梵文稱為迎托訶(Kadaha),南印度則稱之為羯陀蘭(Kadaram)。阿拉伯文轉音為「雞茶里」(Ki-dari),或「干陀利」(Kendari)。但未必即為《梁書》中之干陀利。有人認為，蘇門答臘自古本稱為Andalas,干陀利或即是其對音。但未知國位於何地。
我們從上述資料，大致肯定干陀利在巨港一帶。起初它也許是一個印度人的商業居留地。二、三世紀時，在巨港的西貢唐山上已有巨大的石佛像，具有阿摩羅跋胝的藝術風格。這佛像似非從印度運來，而是當地的印度石工所雕塑的。當時巨港必已有印度人居留地，並且早已傳播了佛教。
同時，我們曾比定三世紀中國史籍中所記之諸薄國，很可能是在占碑一巨港一帶。諸薄國出產以白疊華布和金銀鐵為多，且以金為錢幣。一陀利國所獻方物及出產也正是金銀器及吉貝。
干陀利之通中國，最初為宋世祖孝建二年，即455年，及附天竺迦毗黎國使者船舶共赴中國的。這說明這個斤隨利國與天竺迦毗黎國有密切聯繫，它是印度人的一個電要寄航地，或者是印度人將自己居留地開闢為一個國家的。或者它在不久之後竟征服訶羅單而有之。故五十年後，新王瞿曇修跋隨羅時期，原知訶羅單是通好過中國的，特編出一個和尚託夢的故事，以資矇混。但所用的表文竟同訶羅單完全一樣。並且還說：「汝若遺使貢奉敬禮，則土地半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推恐中國將加罪於它。而在中國史書中於453年後也不再見訶羅單。到503年，《梁書》則為干陀利獨白立傳了。干陀利繼訶羅單而興起，大概也是一種可以肯定的假說吧。或者過去以占碑為中心的訶羅單的商潛，這時則已南移而以巨港為中心了。
這個國家最大可能是印度人建立的佛教王國，並且服屬了其鄰近的印度尼西亞人的部落，改變了那些部落的社會組織，並把他們的氏族名之為「馬爾加」。
關於干陀利國，我們暫且推定如上，以待將來進一步考證。
五、婆利國
婆利國首先見之於《宋書》卷九十七，附天竺迦毗黎國條內，僅說：「廢帝元徽元年(473年)婆黎國遣使資獻」。這表明它的使者也是附印度迦毗黎國船舶同時通中國的，這個國家正也是印度船舶寄航之所。至《梁書》,婆利始立傳。《南史》仍之。《隋書》及新舊唐書亦有傳。但大都相互因襲。《舊唐書》稱：「貞觀四年(630年)其王遣使隨林邑使獻方物。」國王姓名因襲《隋書》。
《梁書》卷五十四，記述如下：
「姿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藪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為物下之，遂大堅強。其國人披古貝如吧，及為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余，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眶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為之，上施羽蓋珠黛，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橋陳如，自古米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517年),遣使奉表……」云云。「普通三年(522年),其王頻伽復道使珠貝智貢白鸚雞、青蟲、兜鍪、琉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隋書》頗著其方位及習俗，並錄之：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剎利邪伽，名護濫那婆。官曰獨訶邪挈，次曰獨訶氏挈。國人善投輪刀，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奸者鎳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如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616年)遣使朝貢，後遂絕。」
婆利的地望何在，一向聚訟紛紜。有人比定為今日之巴厘，有入比定為今日之「婆羅洲」——即加里曼丹，而中國的辭書，也肯定後一說。這是很難成立的。以婆利為巴厘，則與巴厘本身的歷史不符合，因巴厘的印度化在十世紀以後。峇里島之名首次出現於中國史籍的為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即婆里洲。而後在《諸蕃志》中則稱「麻離」和琶離，為閣婆屬國，似與婆利無關。以婆利為婆羅洲，即唐宋時出現的渤泥，則在西南和西北的加里曼丹。它在宋時，邱度化也極淺。所謂「佛無他像，茅舍數。層，規制如塔，下置小龕、罩珠二顆，是為冬佛。」如此而已。
或以為婆利是東加里受丹古戴王國之繼續，則古戴為信仰濕婆教的，而非佛教。故上述二說均不能成立。
法人史涅格爾在其《被遺忘了的蘇門答臘古國》的考古報告中，認為婆利國在今日巴塔人居住區域，其面向馬六甲海蛺的出口為班宜河口。Panei即為婆利的對音。且在他考古發掘中。於班宜河上游的巴東拉瓦斯發現大群佛殿及佛像。雖然它們大都是十一、十二世紀的產物，但其遺蹟中有類似石獅的雕刻像，只有六世紀的一個義大利古國伊特拉斯坎器物中可以找到，這種藝術也出現於中國、印皮和印度尼西亞。而且巴塔人的印度化之深，不僅及於社會組織，而且混雜於原始神話中，正如我們前章所提到的。
但更明確說明婆利的地望的是《新唐書》卷二二二下盤盤傳中所附之簡羅國條。該條說：「簡羅東南有拘萎密，海行一月至。南距婆利，行十日至。」簡羅一般考證為今日克拉地峽，拘萎密海為今日之安達曼海；「南距婆利，行十日至」,則適在班宜河口。
我以為自梁迄唐，中國史書中之姿利在蘇門答臘的班宜河流減的比定，是適宜的。
婆利國是個很大的國家。國界東西五十日行(一說四月行),南北二十日行(一說四十五日行),有136個村落。是否自梁至隋，這個國家領七又有擴大。如果以後一說為根據，那麼,當時的姿利國可能是東面以班宜河口通馬六甲海峽，西面以婆魯師港口通印度洋，而巴東拉瓦斯則在它的東南，是這個國家的中心。
這個國家是否是印度殖民者又一次侵入而建立起來的呢?還是三世紀毗騫國的繼續?如果認為居住於帕帕族地區的辛加孟加羅閣是毗騫王的後裔，那麼,這個婆利國很可能是新來的印度勢力重建起來的。作為巴塔人的精神之王的辛加藍加羅閣，偏偏住在巴塔人的西北一隅的高地上。帕帕族地區就在托巴湖的西北，鄰近亞齊地區。這怕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由於印度殖民者入侵以後，印度尼西亞又遭到一次戰亂，迫使辛加孟加羅閣避居到那高地上去。印度笈多王朝的三貌陀羅笈多在四世紀末葉曾大舉南征，奧里薩、彌伽、哥達瓦里、克利希那、內洛爾等地都被征服，直到征服拔羅婆國首都康契普臘姆方停止下來。這樣，就有大量的南印度人夠殖到印度尼西亞來了。到了五世紀，他們就在自己避難的居留地(一般總是在海岸地帶)經營起來，擴大自己的勢力。婆利王國很可能就這樣興起來的。
婆利初通中國也是附著迦毗黎國的商船的。到它自己通中國時，竟說：「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即其國女也。」王姓又是「橋陳如」,與扶南四世紀所迎的天竺王「橋陳如」同。這裡就有「作賊心虛，強人國家」的隱秘。再看國王的服飾及其生活情況，顯然是屬於印度風習的。
但自梁迄隋的一百多年間，這個國家看來有了很大的變化。婆利王國的印度殖民者未必能保持它的統治。我們從共官名來探索，所謂「獨訶邪架」、「獨訶氏挈」,完全不象印度的官職名稱。而「獨訶」也就是馬來語中Datuk的音轉，成為巴塔語的Dahu,是部落首腦的稱呼。所以這個王國不過是建立在相當獨立的部落基礎之上的。同時，它也不能完全改變巴塔人的風習：所謂「殺人及盜賊，截其於，奸者鎳其足，期年而止。」祭祀「盤貯酒肴，浮之流水」等等風習，在近代巴塔人地區，也可看到。這之問，卻也透露了巴塔人同印度人之間激烈衝突的消息。
所以一到七世紀初，這個國家也就自行消失了，繼之而起的則是為室利佛逝王國所征服的婆魯師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