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利佛逝國首先見之於中國載籍的是唐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在這書里，義淨插敘了自己去印度求法的經過：他於671年11月從廣東出發，「未隔兩句，果之佛逝。經停六月，漸學聲明(印度的梵文文法)。王贈支持，送往末羅瑜國。(原註：今改為室利佛逝也)。復停兩月，轉向羯茶。至十二月舉帆，還乘王舶，漸向東天矣。」其後，在印度，「十載求經，方始旋踵言歸，還耽摩立底。」「於此升舶，過羯茶國，所將梵木三藏五十萬餘頌，唐譯可成於卷，權居佛逝矣。」這大概是在682年或683年秋夏之間。
義淨重返佛逝後，計在佛逝停留6年，於689年因風便附舶還廣州。同年冬義僧貞周同返佛逝。後於695年仲夏始返國洛陽。先後在印度和佛逝24年，其問在佛逝計14年三右。他的《求法高僧傳》是在689年重返佛逝後寫的，可能是在695年前二、三年。
但就印度尼西亞發現的第一塊室利佛逝的碑刻，室利佛逝的建國是在683年，即在義淨巢一次到「佛逝」後十年。而他之所以說「果之佛逝」者，大概是由於他寫《求法高僧傳》時，已改為室利佛逝，「名從主人」,故把第一次到達的國家也改稱「佛逝」了。
如果按照唐書的記載：義淨第一次到「佛逝」時，在巨港和占碑一帶，干陀利王國已不存在了，鼻林迸(巨港)、都播(?或在占碑區內)和摩羅游(在占碑)這三個國家大致是在這一帶的。那麼,義淨第一次到達的國家，實際上就是鼻林進國。按照義淨所述，當時這個國家是個商業很發達的，印度化也是很深的。他在那裡學習了6個月印度梵文文法，然後國王資助他，把他送到末羅瑜(即摩羅游)。他在那裡住上了兩個月，又送到羯茶，大概是672年的七、八月，再住上三個多月，於12月再乘王舶去印度。這個王舶也是鼻林迸國王經營的航運船舶，寄航於末羅瑜和羯茶，也就是收購當地的土產品，或者也出售一些商品。
因之，我們可以說，在義淨第一次到達巨港時，巨港不僅是佛教徒集合的中心地，而且是東西方航運貿易的輻湊地。這大致是室利佛逝王國還未建立以前的巨港情況。
人們在巨港附近塔唐河的邊緣的克杜坎武吉發現了一塊石刻。它不同於其他石刻的語言，它是摻和著不少梵文詞彙的古馬來語文，儘管它還是用拔羅婆字體書寫的。這種古馬來語，大概就是義淨所說的「崑崙語」,它是當時作為了解印度的梵文的溝通語的，並且被認為普遍流行於印度支那半島(占婆、扶南、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的。
這一石刻的文字，大意如下：
維塞迦六○五年(683年)吉祥之年，吠舍怯月白分之十一日，大頭領希揚登上了船舶，為獲得神通力，作了一次神聖的遠征。
在逝瑟吒月，白分之七日，大統領希揚「自米南加塔萬」出發，率領二萬軍隊和二百件行囊，用船載運，另有一千三百十二名兵主，遵陸而行。在〔頻沙茶〕月〔白分〕之五日，欣然到了「馬塔耶普」……由於勝任愉快地到達，乃築一城……並且因為神聖的遠征獲得勝利和使之繁榮，命名日室利佛逝……
上述碑銘，有幾點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第一，碑銘是用古馬來語寫的，而不是用梵文寫的；率領這一支二萬多軍隊的，沒有自稱為「羅閣」或「摩訶羅闊」,而只稱為大統領或大首領希揚，即馬來人部落給予領袖的稱呼(也就等於後世的Yang dipertuan。這裡所謂希揚，就是《舊唐書》、《新唐書》稱閣婆國的祖先「吉延」,是同一詞的音譯),並且連姓名也不著錄，只寫一個稱號。這一切都有很大意義。這就是說，建立室利佛逝王國的是一個馬來族部落的領袖，而他是那樣一位領袖，在建立第一塊石碑時，還不便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去。
只在一年以後在其他的石碑上，才自稱為室利·查亞納加的。
第二，這個大首領的行程的時間安排是：(一)在吠舍怯月白分之十一日，登船出發航行。(二)在逝瑟吒月白分之七日，又從「米南加塔萬」分船行和陸行兩路出發。(三)在頻沙茶月白分之五日，到達了日的地。這樣，第一次起航到第二次出發是月，吠舍怯月，逝瑟吒月。當此從正月十六月至四月十五日。夏三月潤煩沙盪月、室男伐拿月，婆達羅缽陀月。當此從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二十五日，而第二次出發到第三次到達是二十八日。而第一次起航，是從那裡出發的，卻是被隱過了，正如大首領的名字也被隱去一樣。
第三，有人把這大首領第二次出發地「米南加塔刀」解釋為是米南加保的廿光河上流那兩個支流會合之地。但行人駁斥這說法,認為這個詞可以訓為「江灣」或「低地河汊地方」,看來是有道理的。還有一個「馬塔耶普」,有人猜想可能是「末羅瑜」或「摩羅游」。這也是沒有根據的。因為如此，這支軍隊到達巨港，就還須有些日子，碑銘也就應該另有一個到達日期了。
看來這個「馬塔耶普」是有一個朝聖的寺院。據稱，在特拉加巴土(意即石塘)發現的一塊碑銘碎片，看來是同這塊碑銘相同的，在這碑銘的第8行缺文中，可能就是石塘碑銘中「此邦的寺院」的幾個字。那麼,「馬塔耶普」應該是在石塘附近地方。史涅格在考古中也確實在石塘附近發現過寺院的遺址和磚頭的堆積。
第四，這樣事情經過就是：第一次出發為了獲得「神通力」,開始航行。第二次自米南加塔萬出發，有2萬多軍隊一起出發。最後為了做某種我們不知道的「什麼」,愉快地到達一個地方。這地方可能是有一個大寺院。
這僅就碑銘的表述來作解釋，沒有說明事實的本質。我們認為這碑銘從其總的精神看，是那個率領2萬兵士的大首領征服巨港一個王國的紀功碑，他第一次是假借所謂獲得「神通力」的名義登上船舶出發的，其到達地方即為「米南加塔萬」,即在某個江灣地方，在那裡集合了2萬多兵上作了一番部署，分海陸兩路向巨港進行。這個江灣很可能是占碑河口。為什麼第二次出發時在江灣。有了2萬兵士了呢?很大可能是這個部落的大首領在某一個國家中舉行叛變失敗了，或老是有意要進攻巨港這個國家，離開故土時，相約在那個江灣集合；然後，派出1,200人的先遺隊從陸路進入巨港區域，而自己則率領2萬多人從沿海向巨港進攻。終於經過28日的航行和進攻的戰鬥，占領了巨港原來的王國，或即鼻杯迸國。於是就在一個大寺院中舉行勝利慶祝典禮。看來這樣的假說，是更合乎歷史事實的。我們之所以說這個大首領由於叛亂失敗，又重新集合再向巨港進攻，是因為他在第一塊碑上，既不講出發地點，又隱沒了白己的氏族名或姓名，只在一年以後，統治鞏固了，才出現這個大首領的姓名。這裡不能說沒有隱情的。
那麼,這個部落的首領是從哪個國家叛亂和脫離出來的呢?他必然來自印度化了的馬來族人居住的國家。在當時說馬來語的大約是在盤盤國以南的國家，即當時的赤土國。盤盤從其官制的「崑崙」稱號來看，是說吉蔑語的。印度化了的婆利國，從其官制的稱號來看，和室利佛逝官制的稱號很不相同；但室利佛逝的官制稱號，有些是跟赤土國相同的，例如那邪迦、鳩摩羅，以及俱羅末帝。這些固然是印度化的官制，但我們卻不見於婆利。而從大首領第一次出發便是航行，和從這國王習慣於吃沙糊等方面看來，這部落很可能是從濱海地帶來的。七世紀初在馬來亞出現以十城(部落)聯合起來的印度化的赤土國。但不久即消失了。而在赤土國故地在七世紀中葉測在東仍為郎迦戍國，在西則為羯荼國。因此在赤土國的分裂過程中，有這樣一個印度化了的部落來進占巨港這樣的一個佛教文化和商業的集中地也是有可能的。
但在此，我們也只提出一個假說，是考察了當時總的歷史形勢中作出的一個假說。而室利佛逝是由馬來族和它的部族領袖所建立的這一點，則是肯定的。
室利佛逝王國建立後的第二年，又在今天巨港的西南塔朗土沃地方建立了一塊石碑。這石碑的大意如下：
唯塞迦紀元六○六年(684年)制四羅月白分之第二日，祇樹給孤獨園於此時得以建立。建立此園，乃奉大首領希揚·室利查亞納加(Dipertuan Hyang Sri Jayanaga)的命令，是亦為實現大首領希揚的許願的。於此應種植各種作物：柳子、檳椰、糖棕、西谷，以及各色果樹。尚須種植天竹、毛竹及其他等等。尚須開闢其他園林，要有池塘及湖沼。凡此一切，用以改善一切人等的生活，並希望有利於一切眾生的繁榮。凡此眾生，不論其遵行〔命令〕與否，皆應使其歡說。唯有如此，方才能使饑荒年月及外商旅客，足飲足食。務使一切旱地與農園，足以資一切種類之牲畜，奴隸之所需，並使之繁殖，切勿隨意施加阻攔或暴虐，並勿干涉、彼等之睡眠。一切人等均須依照上述宗旨行事，不作惡事，不損告工作，一切眷屬亦須忠誠而服從。對朋友之妻，不得調戲，若其妻忠子其夫者。不論何時何地，不得舉行叛道、中傷或殺人，不得通姦。務必相互友好，各以敬愛之心，對此苔提樹，建立信念。務須敬愛三寶(按即停、法、僧),勿與三寶分離。常行布施、持戒、忍受、精熟報奮，獲知一切種類技藝，時時靜修，獲得智慧、悟性、明澈的菩提心。還應獲得如水晶般堅國之典高苔提之心、金別不爛之身，祛除疾病，歡樂無量。尚須記取前生知力，諸報不缺。還須有完滿形相、安樂、歡說、慧悟及梵音。使彼生為男子，保持獨立生存，有如如意珠積聚之所，克服生、業與煩惱，終於獲得無上現，正等覺。
這一碑銘告訴我們室利佛逝國所信仰的是大乘佛教，所謂敬愛三寶，即佛、法、僧，這是大乘教義的骨於。碑銘中的「祗樹給孤獨園」,有人譯為「放生園」,實際上是僧侶公社，即僧倡的一種社會組織。按其性質說是僧侶奴隸主莊園。碑銘中牲畜與奴隸並列，就表明這一點。這種僧侶奴隸主莊園的出現在印度尼西亞，似乎開始於室利佛逝王國；在占婆則以神祠為中心而建立的，這是由於濕婆教與佛教不同之故。這種奴隸主莊園組織，在義淨的記載中也有談到，我們將在以後論述。面在八、九世紀中則盛行於爪哇，但以所謂不納稅的「自由土地區」名義出現。大乘佛教不同於濕婆教等印度宗教之處，就在於用修行積德等等的謊言來掩蓋它殘酷的壓迫和剝削。這一塊碑銘也表現了這個特點。
看來這種僧侶奴隸主莊園的建立，有它客觀的需要。室利佛逝王國是外來征服者建立的。但征服別人的國家或部落並不是一舉而成功的，在初步勝利後，還有反叛和戰鬥。人們研究了室利佛逝的五決斷碑，其被標為A號，得之於西貢唐山上的，一共有二十行文字，每行都殘缺不全，無法通讀。但有幾行講到戰爭。例如第十行就有「在戰爭的行列中不知有多少人倒下去了」。這似乎是指敵人的軍隊的；而在第五行里，則有「流瀉了他們許多的血」,這似乎是指室利佛逝自己的軍隊的；還有「血染了城市」等等的句子；一切都表明戰爭的激烈。戰爭自然會有傷亡，而勝利者還會獲得戰俘，即奴隸。戰爭也影響了生產，同時也影響了這個港口的貿易。室利佛逝就在這樣情況下，假借所謂「我佛慈據《印度尼西亞史話》的印度尼西亞譯文，個別術語參考日本火谷數治著《印度尼西亞民族史》第162頁。其中有Marhulum一詞，依照賽岱司意見譯為「奴隸」。《印度尼西亞史話》作者不同意此意見。「悲」建立起「放生園」或「祇樹給孤獨園」,而有了僧侶奴隸主莊園這種社會組織形式了。
大概到了戰爭創傷稍稍平復之後，室利佛逝又從事於擴大領土，實行對鄰國和邊境的侵略。人們在邦加島門杜克河附近的哥打卡普爾地方和在上占碑巴當哈里河支流梅朗引河畔的卡朗布臘希地方(近葛林芝山峰的東側)各各發現了一塊石碑，內容和年月都是相同的。只是後者沒有討伐爪哇的說法。它們都是在塞迦歷六○八年(686年)建立的，即在室利佛逝侵入巨港三年以後建立的。
門社克石碑是六角形的石柱，共有十行文字，每行沿石柱的周遭刻著，也是用拔羅婆字體書寫的古馬來文。碑銘實際上是一張布告，還不可能完全讀通，開頭一行從「祝福吧」開始，大概都是咒語。大乘佛教的俱舍論第二十七卷，就有「神境五，修、生、咒、藥、業，成故」。即由於修行(苦行三昧),由於先天的異常能力，由於咒術力，特別是由於藥品和由於一種業力，就能成就通神境之力，即通神力。咒語就是他們重要的統治方法。碑銘第二行開始大意如下：
汝等眾生，高貴之眾神照臨，保護室利佛逝王國。唯此眾神，為一切誓言之證人。無論何時，若在王國境內，一切入等，有作惡者，有同意他人作惡者，有唆使他人作惡者，有因被唆使而作惡者，有同情作惡之人者，有不等重、不服從於朕所委任之達圖者，凡作此種種罪惡之人，將必照應此哲言(或咒語)而死亡。凡此人等，應先莊室利傅逝之達圖，下令拘拿，責以梗答，並須罪及家屬。如有作其他種種惡事，壞人思想者，使人發瘋者，運用咒語、毒藥、毒草、麻醉品以及莖葉陷人致死者，或誘人以春藥，或迪人犯罪而作惡多端者，又有對此碑銘而予以破壞者，亦必應此誓言(或咒語)而死亡，首先必事前即破壞此類人等之企圖，作惡者，不服從不忠誠於朕者，行為之惡劣無以復加者，亦必應此誓言而死亡。但無論何時，汝等終於忠心於朕，朕將予以重用，派任達圖，如若家屬亦甚忠順，則將獲大幸運，吉祥臨門，無疾無病，無災無難。長此以往，則此屬下地區，即臻繁榮。時在塞迦紀元六○八年(686年)呋舍怯月白分之第一日。此一誓詞，刻於室利佛逝國境。唯此時也，室利佛逝正作一切準備，討伐不臣之爪哇。
這樣，室利佛逝於立國後第三年，便把領二擴大到邦加和占碑：兩塊石碑建立地也就是它的國境線。占碑為末羅瑜國所在地，這時這個國家也為筆利佛逝所征服了。同時，它還準備討伐爪哇，擴大領土。這是一。
其次，從碑銘可以知道：當室利佛逝征服一地，就派任一個達圖，即地方官吏，代替國王進行統治。達圖本為馬來族的部族首領，至此其職權有如中國的諸侯。這一制度頗有實行間接統治之意。在赤土國時，每一城或一部落，派「缽帝」一人，而又派「那邪迦」進行監督。「缽帝」大概也是部族首領而由王國委任，並命之為印度名稱的「缽帝」的。室利佛逝則取銷這個印度化官稱，直接以馬來族的部族首領達圖來稱呼了。由於這種征服後的統治形式，所以一般不會改變被征服地區內部的生產關係，中央統一體對部落或地方的關係僅僅是貢納關係。這個碑銘也透露了東方公社基礎之上的國家制度的形式。
再次，作為中央政權統一體的統治槓桿，就是沖權。大乘佛教作為統治工具，就是把國王看作是神的化身，幾乎和印度教相同。它不僅儀說國王有通神力，能以咒語召集眾神，而且也能以咒語給人幸福和災難，給人以生和死。大概立此碑時，召集了各部落首領，舉行祭典，口誦咒語，發此布告，以示神聖的。碑銘極盡其恫嚇和誘騙的能事，並且依仗所謂「佛法無邊」,使無知小民敬而生畏，藉以鞏固統治。由此也可以看出：室利佛逝是個神權奴隸制的國家。這種神權奴隸主政權在以後發展得更為完全。我們將在大概是八世紀中葉的一塊石塘石碑可以看到。
這樣，在室利佛逝國有兩種生產形態：在王國直接統治區域，部分實行了僧侶奴隸主莊園制，直接使用奴隸勞動；而在間接統治區域則採取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公社生產形態。不過，在室利佛逝王國內第一種生產形態沒有更大的發展，而在爪哇則有相當規模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