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室利佛逝的擴張和對外貿易的發展
在有關印度尼西亞的中國歷史記載中，出現了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這種現象怕正是透露了歷史的某一方面的真實性。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王國，自695年和中國通好以來，一直到742年，幾乎相隔十年通好一次，但此後突然中斷了。其間相隔有162年，於904年才又恢復通好。而在這期間，訶陵國卻代替了室利佛逝，同中國通好。
訶陵曾在貞觀十四年(640年)同中國有過交往，但在此後卻中斷了，直到大曆三年(768年)才又同中國通好。這期間幾乎中斷了一百多年。而在這一百多年裡正是室利佛逝同中國通好期間。訶陵對中國通好的中斷，多半是由於室利佛逝於686年征討過爪哇，或者還在中爪哇和西爪哇之間建立了摩訶信國家，控制了爪哇對外貿易，使原來被稱為訶陵的中爪哇一個王國——我們認為就是散查亞王室的前身的散納王國——滅亡了，其後裔和某些部落或向東遷移，或向內地遷移，再也無力發展對外貿易了。這一情況，大致可以由葛都的章加爾碑和諫義里東北的迪納雅碑作為旁證的。
但自大曆三年(768年)起，直到咸通年間(860至874年)這之間，同中國通好的只有訶陵，而沒有室利佛逝。室利佛逝同中國通好是在904年才再恢復的。不過，當時，中國已把它改稱為三佛齊。這是什麼原因呢?訶陵於咸通年間通好後又中斷一百多年，於宋淳化三年(992年)才又恢復通好。當時中國也把它改稱為闊婆，實則主要是指東爪哇。此後，閣婆、三佛齊都各自同中國通好。那麼,室利佛逝自742年到904年這162年間是否為訶陵所服屬了呢?核之從馬來亞、爪哇所出現的碑銘，合恰相反。正是這一期間是室利佛逝擴大共勢力於馬來半島和爪哇的時期，而且在爪哇也正是它的同盟者山帝王朝占最高統治地位的時期。所以這一中斷，只能證明同中國通好的「訶陵」是為室利佛逝和它的同盟者山帝王朝服務的。同中國通好，其目的不過是展開對外貿易而已。室利佛逝王已成為「大海之王」,沒有必要借中國這個大國的聲勢來壯大自己的威信了。
關於這，新舊唐書的記載似乎也透露一些消息。據載，訶陵於「貞觀十四年(640年)遣使來朝」(《舊唐書》卷一九七)。「大曆中(766至779年)訶陵使者三至」(《新唐書》卷二二二下)。「元和十年(815年)遣使獻僧祇童五人、鸚鵡、頻伽鳥並異種名寶。以其使李訶內為果毅。訶內請回授其弟，詔褒而從之。十三年(818年)遣使進僧祇女二人、鸚鵡、玳瑁及生犀等。」(《舊唐書》卷一九七)。「訖大和中(827至835年)再朝貢。咸通中(860至874年)遣使獻女樂」(《新唐書》卷二二二下)。
在這一記載中，始終沒有提到「訶陵」國王的名字，這是同其他國家往來的記載有所不同的。同時，巾國拜使者李訶內為「果毅」的官職時，使者不敢接受，托說要回國後授其弟，這也是乖於常例的。看來，這個使者是由於不敢或無權接受中國的「冊封」所以致此。這一切不正是證明這個所謂「訶陵」國的地位不過是一個「屬國」的身分嗎?看來，這個「訶陵國」就是地處中爪哇北海岸的散查亞王室的國家，是室利佛逝，也是山帝王朝的共同屬國。
這樣，在我們所敘述的這一歷史時期，名為訶陵的散查亞王室則致力於對外貿易以供上國之所需。山帝王朝則致力於佛教寺院及陵廟的建築。而他們的最高統治者室利佛逝王國則正在不斷擴張領土，以完成它所謂「眾王之王」的「大海之王」的夢想。
自九世紀中葉起，蘇門答臘和爪哇兩地的王國歷史開始相互分離，並且日益呈現它們不同的面貌。室利佛逝自865年後，由山帝王朝的末代王子巴拉普特臘(Balaputra)繼任為王，依然繼續它的擴張政策，醉心於海上貿易霸權的建立。而爪哇則自散查亞王室恢復其所謂統治後，王族和濕婆教徒們都熱心於所謂「自由領地」(或自由地區)的掠奪和分割，造成了國中之國的更為混亂的局面。但「自由領地」的擴大，卻瓦解著部落農村公社的組織，為過渡到封建制和農奴制準備了條件。
據中國十二、三世紀的著作，指出室利佛逝，即三佛齊這個國家是南海各國「水道的要衝」「東自閣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嶺外代答》卷二)國內「不輸租賦，習水陸戰，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糗糧，臨敵敢死，伯於諸國」.(《諸蕃志》卷上)「以故鄰國成服屬焉，蕃舶過境，有不入其國者，必出師盡殺之，以故其國富犀象、珠璣、香藥」。(《嶺外代答》卷二)這一情況，不僅是十二、三世紀如此，自九世紀以來，就早已存在的。
心從河拉伯人來中國通商和居住的各種記教來看，大概自九世紀開始，南海各國間阿拉伯人的通商，已口趨頻繁。1178年殺青的《嶺外代答》卷二，把過去的海外地理知識作了這樣的概括：「諸蕃國大抵以海為界限，各為方隅而立國。國有物宣，冬從都會以阜通。」正南諸國，三佛齊其都會也。東南諸國，畫婆其都會也。西南諸國，浩乎不可窮，近則占城、真臘，為底里諸國之都會。遠則大秦為西天竺諸國之都會，又其遠則麻離拔國，為大食諸國之都會，又其外則木蘭皮國，為極西諸國之都會。二佛齊之南，南大洋海也，海中有嶼，萬餘人奠居之。愈南不可通矣。
圈婆之東，東大洋海也，水勢漸低，女人玉在焉。息東則尾閭之所泄，非復人世。
而上述各點，正也透徹地闡明了室利佛逝立國的方針和政策。它是以建立海上商業霸權的商業貴族奴隸主的王國。它對於其屬地和屬國的部落公社的生產形態很少予以干涉和改變。它是以奴隸掠奪和販賣，對某些國家的掠奪和領土的不斷擴大來積累國家的財富的，特別是領土的擴大是它一種「擴大再生產」的形式。只有到了擴大領土成為不可能的時候，這才轉而對其所屬的公社進行更繁重的剝削，使部落內部的公社改變，「個人則在分配給他的份地上跟他的家屬一起獨立地從事耕作」,從而促進了「向封建徭役制的過渡」,轉向封建農奴制。但這依然沒有改變土地集體所有和個人占有的東方公社的基本要素。東方公社的生產形態，既可以作為奴隸制(普遍奴隸制)的基礎，又可以進而成為封建農奴制的基礎，只是後者個人已有部分的財產所有叔了。而這種改變是逐漸地開始的，在室利佛逝國怕是在中國改稱它為三佛齊的前後，即十世紀以後，但明顯的時期的界限是無從劃定的。在蘇門答臘不同於爪哇，就在於室利佛逝建國之初，曾出現過僧侶奴隸主莊園組織，有如石碑所反映和義淨所描寫的，但它並未普遍施行。之後，這一運動反而中斷了，移行於爪哇境內。而東方公社的生產形態卻沒有根本性的改變.這從近代還普遍存在著農村公社這一事實可作反證。
以東方公社為基礎的商業奴隸主王國的特徵總是以掠奪和擴張領土作為它「擴大再生產」的手段的。室利佛逝王國為建立它海上商業霸權，看來從來沒有停止過它的擴張政策。除686年明言討伐爪哇，並且在以後扶植了山帝王朝，控制了爪哇以外地區，還對占姿、馬來亞和束埔察進行掠奪和征伐。據《占婆史》記載：
767年，崑崙、鬧婆賊犯鎮南都護府(即越南北部)肆焚掠，近府治。都護張伯義命都尉擊之，破賊於朱鶯，賊遁入海。
774年，賊侵占婆之古笪(今日的衙莊),其人產於異地，黑瘦凶暴如鬼，所食諸物，惡逾死屍。賊以舟來掠釋利商苦神祠，取諸神物飾品，金銀、寶石、瓶盎、金笏、白傘、拂蠅、金瓶諸物以去。神居既空，以火焚之。薩諦跋摩王聞耗，以舟載諸兵將逐擊之海上；神物及諸寶物，與賊舟共沉，王甚痛惜。(衙莊之浦那竭羅碑)
787年，馬來海盜又入占婆，焚毗羅補羅西方神祠，掠其寶物。其地戰士、奴婢，皆為殺掠(梵碑),因陀羅跋摩重建此祠。
在這些年月里，正是室利佛逝把它的勢力伸張到馬來半島，即在六坤的775年石碑建立的前後。而在它第三次入侵占婆時，則正是建立多羅寺和建立卡拉散碑後十年。看來，當時室利佛逝下：國既用占領馬來半島，掠奪各地戰俘來組成一支奴隸軍(即所謂其「黑瘦凶暴」,「所食之物，惡逾死屍」),又復掠奪各地的「戰士」、「奴隸」來充當爪哇山帝王朝所從事的巨大佛教建築工程的勞動大軍的。這同以後三佛齊時代以「不輸租賦」,「有所征伐，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自備兵器糗糧」的那種以部落為單位的戰爭編組，就有所不同了。
大概自865年巴拉普特臘從爪哇敗退，回到其外祖父家繼立為王以後，室利佛燕已擁有了蘇門答臘、馬來半島各地領土。
據《新唐書》記載：室利佛逝國，有十四城。據《渚蕃志》記載：空利佛近的後身二佛齊國有十五屬地。兩書都是宋代的著作。或者在歐陽修寫《新唐書》時(在十一世紀初)已從傳聞中知道了室利佛逝已併吞了十四個「城市」,即屬國。核之於《諸蕃志》,除錫蘭(今斯里蘭卡)外，其他十四屬國均在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其中潛邁，即吉蔑(Khmer),為今日的柬埔寨；新拖則在西爪哇。在馬來半島的八屬國，大都在六坤以南。核之於775六坤碑銘，可以說當時必已征服這8個屬國。而新拖，即西爪哇，看來於686年誓師伐爪哇時即已收為屬地，或占領了它的某個港口，以便擴張其勢力於中爪哇。在七世紀末被稱之為莫訶信國，如果誠如一些人解釋是由Asing轉出的，那就是「外人之國」,那多半是室利佛逝的馬來族勢力所建立之國。同時，它還征服過當時的真脂，即潛邁，這也有碑銘證明的。有一塊1052年束埔寨Sdok Kok Tchon地方的梵文、吉蔑文合刊的碑銘：報導在閣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I(802至869年)自「閭婆」返國，邀請婆羅門法師作術，俾使柬埔寨國不屬於闊婆，而有一轉輪不王。意即宜布脫離閣婆而獨立。在這期間，正也是山帝王朝在爪哇於856年被最後消滅，巴拉普特臘於戰敗後逃至室利佛逝的時候。爪哇的戰亂，山帝的滅亡，室利佛逝的削弱，這一客觀形勢就使真脂脫度闔婆而獨立成為可能了。
到了巴拉普特臘繼位為室利佛逝王后，它首先就同印度的帕拉王國建立了親善關係。有一塊那爛陀的碑刻，說是在提婆帕拉王的第39年巴拉普特臘派遣使節到帕拉王國修好。帕拉於賜給他們幾個村子，以便建設寺舍，供來訪的僧侶住宿食用。這大約是在856年以後的事。自然，這不僅是宗教上的往來，而且是室利佛逝要把它的商業勢力向西發展的標誌。這在以後發展的事實可以證明的。而巴拉普特臘之所以這麼做就是因為爪哇和真臘脫離了它的勢力範圍而獨立出去的緣故。
在掠奪與擴張中，作為室利佛逝的國都的巨港，其商業之繁盛是不待言的。自七世紀後期和八世紀以來，南海的商業還因為阿拉伯，波斯的商人勢力的加入而更加繁盛了。到八九世紀，印度人的商業勢力幾乎已為阿拉伯人勢力所逐漸取代了。
我們已經談到過室利佛逝自建國以來就要使他的國都(巨港)成為南海主要的集中的國際港口。征伐爪哇就是要暢通爪哇以及其東的航路，使這些地方的物產集中於巨港；占領班當港就是要把持這個橫越克拉地峽的陸道門戶，強使有些商船經馬六甲海峽，寄港於巨港，再赴中國。我們從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知道當時的航路，大約有這樣三條。其一是從中國交廣到馬來半島北部東海岸的郎迦戌，從那裡可能穿班當灣，經克拉地峽從東岸到西岸，再去印度。其二是由中國廣州直渡到巨港，即室利佛逝，轉末羅游(占碑)、羯荼(古打),再去印度。其三是由中國損渡到詞陵(有時則先至渤盆，即今日的馬辰轉道至訶陵),如去印度，則又由訶陵轉佛逝。而通常去印度則以直渡佛逝為多，即取第二條航路，去印度後又往往去阿拉伯的阿曼。因之，當時的巨港，已經為中國、印度、阿拉伯、波斯各國商人集雲之處。查亞納加之所以奪取巨港，怕正也是囚為巨港當時已經成為東西方交通貿易的國際港口之故。因為巨港之成為國際港口並非自室利佛逝開始，義淨在671年自廣州動身去佛逝，就是乘「波斯舶」的。這證明阿拉伯人、波斯人在七世紀末就來南海經商了。義淨時代把印度尼西亞群島(包括馬來半島)總稱為崑崙國，其原因據稱是：「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崑崙國焉。
唯此崑崙，頭卷體黑，自余諸國與祖洲不殊，赤腳敢曼總是其式。」而掘倫就是以出丁香聞名的，肯定是在今日的馬魯古群島。那裡的國家，既有銅釜滴水以計時，又知道誦讀梵經，是個印度化的國家或競是印度人的殖民地。它顯然除掠奪群島的香料和帝汶的檀香木外，還掠奪奴隸以出賣於印度尼西亞西部群島和中國的。而阿拉伯人之來南海經商也一樣販運著「黑人」,即所謂僧祇奴。據《舊唐書》和《新唐書》記載，695年寶利佛逝同中國通好時「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及歌舞」。815年「訶陵」通中國時「獻憎祇童五人、鸚鵡、頻伽並異種名寶」。818年「進僧祇女二人、鸚鵡、玳昭及生犀等」(《舊唐書》)這裡所進的以「僧祇奴」、「僧祇女」為最主要。僧祇即Zangi的音譯，也就是阿拉伯語中的「黑人」之意，泛指為東非的照人，專指即為今日的桑給巴爾島。阿拉伯人的奴隸販賣自然也影響了當時的室利佛逝和訶陵，被稱為掘倫的馬魯古群島上的美拉尼西亞人(也即是黑人之意)血統的印度尼西亞人也被當時這些國家掠奪來販賣了。在訶陵的進獻物中有頻伽鳥，這就是出產於卡伊群島的極樂鳥。這就證明訶陵國當時同伊里安查亞、馬魯古群島都有通商關係的，而且還大致可以肯定也一樣掠奪了「崑崙奴」來販賣的。其所以用「黑人」即「僧祇」作為進獻物，無非是掩飾它在市場上出賣奴隸。
奴隸販賣往往是同奴隸制政權的國家有關的。
南海一帶的奴隸販賣，也不是自阿拉伯人到來以後才開始的。大概自四世紀起，印度人勢力伸入於印度尼西亞後，就有奴隸販賣的事出現。《晉書》卷三十二后妃傳下孝武文李太后(簡文帝妃)條有云：「時後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可知四世紀中葉，已有「崑崙奴」賣至中國。《通鑑》宋紀十一，大明七年(463年)記有宋孝武帝寵一崑崙奴，使之挺擊每辱百官之事。這又可見崑崙女充後宮的事已成為「佳話」。而在這時，中國同阿拉伯的通商，還是極少見的。「崑崙奴」無疑為印度尼西亞群島的美拉尼西亞種族。
但到八世紀，由於阿拉伯人的販賣黑人(僧祇)盛行，被稱為崑崙奴被賣至中國日見其多。唐人記載有關崑崙奴的事屢見不鮮。它們既描繪他們的粗魯，不適合於中國生活，以致「洞泄」而死；又描繪他們的多謀善斷，忠心於「主入」。據稱有長安崔生，在唐代大曆時(766一779年)因崑崙奴摩勒之介，得與其所想思之女相通。《太平廣記》卷二三三引《原化記》云：「唐周邯自蜀沿流，常市得一奴，名曰水精，善探水，乃崑崙白水之屬也」。由此可見，崑崙奴在唐代競已被賣至北方長安和長江上游四川一帶。而崑崙客商於來中國經商之外，又復販賣奴隸，看來是事實。他們自己則又在中國都市中挾妓取樂，來消耗這種血腥錢。唐崔涯有一首啊妓詩云：「雖得蘇方木，猶貪玳瑁皮；懷胎十個月，生下崑崙兒。」蘇方木(印檀香木)、玳瑁皆為南海諸國產物。這詩寫之於揚州。很顯然，當時的揚州正是南海諸國——主要是寶利佛逝和訶陵——各國商人所到之處之一。
在唐代(即約當室利佛逝全盛時期，618-907年)南海各國同中國通商的極為活躍。有人研究了有唐代來中國的船舶，其名稱如下：南海舶、番舶、西南夷舶、波斯舶、崑崙舶、師子國舶、外國舶。在這裡，大部分是南海各國的船舶，屬於印度人的僅婆羅門舶，西域舶可能是印度人的，也可能是阿拉伯人的。這表明七世紀中葉起，一方面，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商業勢力已在逐漸代替了印度人，另一方面南海各國的商業勢力也突然興起了。而其中，室利佛逝轄境下的商業勢力顯然是占主要的。
看來，當時南海各國同中國和印度通商，起初是由王室經營的。這種商船叫做「王舶」。義淨於671年從廣州去佛逝是乘的波斯舶。但他在室利佛逝住了六個月後去末羅游，再由末羅游去羯荼和由羯荼去印度都乘的是王舶。這種王舶也就是每到一個港口，收購土產，交換其他商品的商船。在室利佛逝的石塘石碑中，船能長也列在眾官職的名單內。所謂室利佛逝和訶陵同中國通好，事實上也是為的貿易，這死然是由王室或國家控制的一種「國營」貿易。但除此之外，私商的貿易也在展開。五世紀法顯由錫蘭到耶婆提，再由耶婆提返回祖國都是乘印度婆羅門教徒的商船的。不過自七世紀中葉以後，阿拉伯人、波斯人來南海和中國通商後，私人性質的航運以乎有很大的發展。這種海上貿易的繁榮氣象，在中國書籍上多有記載。首先，唐帝國已初步設立了管理外國商船的市舶司組織，不過當時還是由地方官吏兼任這個職務的。廣州就設有一個市舶司。《舊唐書》卷一七八鄭畋傳有云：「南海有市舶之例，歲貢珠璣。」即為明證。但阿拉伯商人，不僅在廣州貿易，也到揚州這樣地方貿易。而且他們大都居住下來。據《新唐書》卷一四四田神功傳，說「都統准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劉展版時，田神功討之。……入揚州，遂大掠居人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這是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年)的事。當時被殺的阿拉伯人和波斯入竟達數千，則外國商人在揚州之多已可想見，而在沿海地區，象廣州等地也必更多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當時來中國是從海道來的，他們必定早已在群島上有所了解，或已先在群島各地經商。《新唐書》訶陵傳，講到這國家在674年和675年間，由女王悉莫統治，威令整肅，道不拾遺，以致「大食聞而畏之，不敢加兵」,未必不是當時阿拉伯商人的足跡已到達爪哇的證明。
南海各國同中國通商，除王室以通好為名而進行貿易外，私人商舶的興起，還可於如下的一件事中得到證明。據記載，在海南市舶司中，節度使或市舶司監官，往往收購蕃商犀、象、明珠、上珍，而售以下值，以致蕃商起而反抗。《資治通鑑》卷二〇三唐紀十九，載有則天皇后光宅元年(684年)所發生的事：「廣州都督路元叡，為崑崙所殺。元叡闇懦，僚屬恣橫，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叡。元叡索枷欲系治之。群胡怒，有崑崙袖劍直登聽事，殺元叡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無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這一紀事充分反映了當時南海各國同中國通商之頻繁，而其中以阿拉伯人之來南海，並與中國通商的為最。這一形勢到907年以後，即宋代更為發展。在中國不僅廣州，即在福建泉州以及漸江杭州等地都設立起市舶司來，且有以阿拉們人消壽質為市舶詞的主管人的。而室利佛逝在904年，也有以蒲訶架立為「都蕃長」的。既然是室利佛逝國都內的「卷長」(即管理外國人的首長),則蒲訶票也很可能是阿拉們人。
總之，在八、九世紀，室利佛逝的領土及其勢力既擴大到馬來半島、柬埔寨和爪哇，而海上貿易又由於阿拉伯商人的參加，一時之間海口都市，特別是巨港和中爪哇，就呈現了繁榮氣象。所有這一切，九世紀末的阿拉伯人記載也有所反映。
據844年至848年間阿拉伯人霍達白記載：「閭婆格王號摩訶羅閣。」「摩訶羅闊每日入金二百曼，熔以為磚，擲之水中，擲時聲言，此召寶藏』,日入之金有五十曼為鬥雞之稅。鬥勝之雞一腿例為王有，勝者以金贖之。」
851年，阿拉伯人蘇萊曼暢遊了中國和南海，撰有《印度中國行記》,有云：「諸舶自楞伽島放洋，赴哥羅婆羅。婆羅，此言一國，或一海岸。哥羅婆羅地屬闊婆格。處印度之南，此地與閣婆格同為一王所領。」
902年，法基在其著作中也指出：「舶向哥羅婆羅航行，其地屬閣婆格國。國在印度之南，一上所治。」「複次至閣婆格國，其王號摩訶羅聞，猶言諸王之正也。」「其國位次極南，其E極富。」「地產丁香、梅檀、樟腦、豆蔻。」「其國有地名范卒兒」。
哥羅婆羅，即今日的吉打，義淨稱之為婆魯師的。而被稱為「譎婆格國」,即在今日之巨港和占碑一帶。所謂地產丁香云云，事實上是集巾了群島的主要產品。916年阿拉伯人宰德，注蘇萊曼《印度中國行記》,對室利佛逝國更有詳盡之描述。
閣婆格城者，因其地與中國相對也。兩地相距，海行約一月程。風利不一月可至。此城王號摩訶羅闊，傳聞其地方九百程(按每程約合八華里，共七千二百華里)。其王管領島嶼甚多，遠至千程以外。所治國有室利佛逝島，方四百程。羅米島(按指蘇門答臘島北部)方八百程。此島產蘇木、樟腦。海中有國(按指蘇門答臘島西北部海外尼亞斯群島)。處中圖大食半途之間。名曰哥羅(按即吉打)亦屬摩訶羅間，其面積方八十程，是處為沉香、樟腦、梅檀、象牙、錫、烏木、蘇木、諸香匯聚之區。產物甚多，茲不備舉。阿曼諸舶，現皆航行至此，其赴阿曼者亦自此放洋。
據此，則當時吉打又為室利佛逝的第二個國際大商港。但當時的吉打可能還包括了今日霹靂的一部分。據考古發掘，「霹靂的堅打區的邦加蘭地方，曾掘到一尊八世紀時室利佛逝的銅佛像，與巨港河發現者類似，和銅佛像同時掘到的還有一個銅製佛座。」
宰德還講閻婆格所統治之國「土地豐沃，悶闖相接，傳聞其國，村落相連，中無荒原砂磧，雞鳴之聲，遠及百程之外。步行、騎行之人，隨意停止。」國王之富更難畢述。除曾道及闔婆格國史征服真臘一事外，還講到國王每晨擲一金磚於宮前池澤中的事。並且說池澤與江相接，溜退水干，池中金磚出現，王坐大殿上觀看。「王死，嗣王盡取池磚計數熔之，分債王族男女、婦孺、大將、宮內奴婢」,「記其數量曰：『某時某王在位若干年，死時王池有金若干，已分賜諸王大官訖。』云云；國人以王在位之久，散金之多，引為榮幸。」
上述記載不免誇大，而且分依云云亦不可信。但核之《諸蕃志》卷上：「有佛名金銀山，佛像以金鑄。每國王立，先鑄金形以代其軀。用金為器皿，供佛甚嚴。其金像器皿，各鐫志示後人勿毀」之記載，則其國王之富是可以想見的。
但這正也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生產越不發達，貨幣財產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現為商人財產的獨特形式。」室利佛逝國王的富有正說明商業奴隸主掠奪的殘暴性。這種掠奪性的商業的發展，對於生產方式的改變，對於社會的進步是很少有什麼作用的。儘管「商業對各種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著解體的作用。但是它對舊生產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著解體作用，這首先取決於這些生產方式的堅固性和內部結構。」「在古代世界，商業的影響和商人資本的發展，總是以奴隸經濟為共結果；不過由於出發點不同，有時只是使家長制的、以生產直接生活資料為目的奴隸制度，轉化為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奴隸制度。」麗這種剩餘價值的生產品，卻義往往轉入於最高統一體的手中以資國在建造各種神殿的工程中來消耗這種剩餘產品，而公社的成員也不過從奴隸地位改變為農奴而已。
麗這種改變大致也只在中國史冊中把室利佛題改名為三佛齊，即十世紀以後的事。自此以後，室利佛逝之同中國通好，共進獻品及產品更多的就是林產品了。這也未始不是它的社會制度有某些改變的徵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