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爾朗加把王國一分為二，固然由於宮廷內奪權之爭，但也有客觀的原因：以農村公社為基礎的部落勢力總是趨向於分裂的。但此後爪哇的歷史往往是戎牙路和諫義里夾雜在一起，或者互相聯繫著。
戎牙路的首都大約是繼承艾爾朗加的故都，即卡胡里潘。
就戎牙路所處的地理位置來說，它擁有東爪哇的出海港口，應該在歷史發展中要比諫義里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事實並不如此。戎牙路的歷史運命幾乎掌握在諫義里手裡。
象戎牙路這樣一個國家，竟很少有碑刻或其他銅刻留下。人們只在那一帶找到三個證件，也許是來自戎牙路的，但還有非常可疑之點。第一個證件是1053年的一塊銅脾。上面刻著國王名字，但不用官方的梵文稱號，只稱為馬哈門特里·伊·希諾的稱號，仿佛還處於副王地位的。它講到贈禮給潘查蘭(Panjaran)國的朋友，戎牙路的名稱確實出現在那銅牌上。潘查蘭這個地名現在還保留著，位於當時戎牙路區的泗水河旁。
也在那裡有一塊不系年的石碑。石碑上的稱呼全都和諫義里一樣。人們懷疑它是來自諫義里的統治時期的。那時候諫義里逐漸征服了瑪琅，而把另一翼勢力伸展到潘查蘭。如果按照這一推測來說，那怕是在查亞巴亞王時期的事了。而只有這樣，也才合於中國歷史的記載。但不能說在這之前，諫義里勢力就沒有向戎牙路侵入的可能。1129年閣婆王遣使中國，要中國封他為「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這樣一種有六個銜頭的封號，確實是史無前例的；並且規定他「食邑二千四百戶，實封一千戶」,開了一千四百戶的空頭支票。這無疑是借外援的聲張來抵抗內部侵略的一種作法。而「食邑」與「實封」之間的差距也就是允許他可以擴張領土的。
第三個證件是一塊石刻，大約為1060年物。國王是居於朱魯的大領主，號稱臘凱·哈路(Rakai Halu),王號為室利·沙馬羅察哈·卡爾納克夏納·達爾馬旺夏·克里提辛加·查延塔卡吞加提婆(Sri Samarotsaha Karnakesana Dharmawangsa Kirtisingka Jayanttakattunggadewa)。印章有金翅鳥鳥頭，一仍艾爾朗加之舊。從這些尊號中，既承襲了艾爾朗加臘凱·哈路的稱號，又表明是達爾馬旺夏的家族。同諫義里是有很大不同的。這石碑還炎到一座水渠由高貴的婆多羅古盧王建立的事。這國王葬在提爾塔(Tirtha),這位國王無疑是艾爾朗加的後裔，自然是戎牙路的國王了。
就因為戎牙路碑銘的缺少，人們以為戎牙路的繼承已經結束。人們還把一篇詩加以考察，大約在十二世紀初，一個諫義里王的王后是來自戎牙路的。但它沒有講到戎牙路有什麼王國，因之認為大約在十一世紀末戎牙路王國已經消失了。有些地方已落在諫義里政府手中，而另一些地方則保存殘喘，把自己歷史全留在黑暗裡了。
大約也在同一時期，據稱有一個「大盜」,奪得了為諫義里所征服的地方——今日瑪琅的中央區靠北一點地方——當時的杜馬板(Tumapel)。久而久之，他擴大了自己的管轄地區，對諫義里常常採取自由行動。直到他有足夠力量來反對諫義里。人們認為這人就是戎牙路的新王。核之於1129年閣婆王要求巾國賜封，可能就是這個新王。但資產階級學者認為「這種說法只不過是虛構的」,而且還說：「那是仿佛有意來肯定那個暴動者對合法的主權所採取的行動。」這恰治是帝國主義學者唯恐殖民地人民以暴力來推翻殖民統治的心理在歷史著作中的反映。核之於中國歷史記載，上述的傳說，完全屬實。而且由於諫義里奪取戎牙路潛口地區，也確實有使戎牙路人民起來反抗的可能的。
但戎牙路的歷史畢競是悲劇性的，依賴於港口貿易而生的國家，如果沒有象三佛齊那樣以兵力不斷從事於擴張是不可能維持它長久的統治的。要不然也必須向內陸更廣闊地發展它的勢力，有更雄厚的生產後方作為支持。但是戎牙路當時卻並未具備這些條件，終於逐漸為諫義里所併吞。爪哇十二世紀的歷史基水上說來是諫義里的歷史。
我們所知道的諫義里的最早的國王是查亞瓦爾夏。這個名字是在1104年的一件證件上出現的。如果王國在艾爾朗加時期便分割了，那麼自艾爾朗加逝世後半世紀中不知諫義里的國王是誰。人們把這個國王同特里古納所著的《克利希那亞納》敘事詩中國王「瓦爾夏查亞」聯繫起來。這部敘事詩刻在茉莉芬的潘納塔蘭(Panataran)的寺院裡。如果這件證件是來自茉莉芬的，那麼,以後國王的敕令都是在諫義里發現的。據稱，當時那個戎牙路和諫義里分界線上的岸唐是曾經屬於諫義里的，以後卻又劃歸戎牙路。這位國王是諫義里有名的國王，自稱是毗濕雙的化身。國家的最高官吏還是落佶連·坎努魯漢。之後，才是軸提，帕提的地位僅次於國王，但在官職級別上則較落借連為低。有一塊十二世紀的石碑，指出帕提的職務是署理司法事務的。
自1115年起到1130年諫義里的統治者是卡梅希瓦臘一世。
他在有一個證件上，蓋著占德臘卡帕拉字樣的印章：這個調的意義是「長著獠牙的頭臚」,指的是戰爭。但不知道他進行過什麼戰爭。有一部《斯馬臘達哈納》詩章，據說是敘述他的生平的。詩章還是借用一些印度詩篇斯坎達普蘭的節略，但詩里的國王卻被稱為爪哇馬迪亞德薩，就是「爪哇中土」之意。證之於中國的記載，大概在這個國王時期，已把勢力擴展到中爪哇的北加浪岸地區，或者把那些在艾爾朗加時期不是直屬領地的一些附屬部落加強了統治和鎮壓。1178年出書的《嶺外代答》,第一次報導了「茵婆國，又名莆家龍」。莆家龍肯定是今天的北加浪岸。可見在這時以前，北加浪岸已開闢為對外貿易的港口了。我們說過，諫義里是個內陸國家，東爪哇的港口為戎牙路所戳攬，而在北面又有肯登山脈。諫義里要對外發展，就非奪得優良的港口不可的。它既要向中爪哇北海岸開拓，又要向東爪哇的北海岸戎牙路伸張。這是這個內陸王國的客觀要求。
在上述這部詩章里既講到高貴的阿加斯查常來訪問，又講到佛教的密宗，並敘述國王的世系，一直上訴之於伊散納。在詩章中還講到國王的王后是戎牙路女人中一支鮮美無比的花朵。在以後的有關幡旗(Panji)的浪漫故事中也總和詩中這位英雄聯繫在…起。而「幡旗」這一社會組織形式則是在查亞巴亞王時代出現的。這一組織形式正是查亞巴亞王用來鞏周坎梅希瓦臘一世所征服的部落的一種統治方法，繼坎梅希瓦臘一世的就是查亞巴亞。他的統治至遲是1135年開始的，一直到1157年，有20多年之久。
在他的統治時期里，特別值得提起的，是發展了印度尼西亞的古代的部落的圖騰制的殘餘。各個部落都以一種獸類作為稱號，例如馬、水牛、黃牛、象等等。關於這一點，趙汝適的《諸蕃志》有很好的記載。趙汝適似乎也隱約知道當時爪哇存在過兩個王國，他在《諸蕃志》中，既有閉婆國傳，又有蘇吉丹。不過他只認為蘇古丹只是因為「朝廷屢行禁止興販」,閽婆商人用詭計「易其名曰蘇吉丹」。但所謂蘇吉丹國，確實在中爪哇。他一開始就說：「蘇吉丹，即闔婆之支國，西接新拖(即巽他),東連打板(Tuban)」。則其地就非在中爪哇不可了，也就是以莆家龍為它出口港的國家。他在講到這個王國的「播旗」組織時說：「其王以五色布纏頭，跣足，路行蔽以涼傘，或皂或白。從者五百餘人，各持槍劍鏢刀之屬。頭戴帽子，其狀不一，有如虎頭者，如鹿頭者，又有如牛頭、羊頭、雞頭、象頭、獅頭、猴頭者。旁插小旗，以五色纈絹為之。」這就是說，這些各類不同形狀的帽子的隨從，每一類是代表一個「旗」的。印度尼西亞語的「幡旗」也就是「旗」的意思。每一個旗都有他們的圖騰，例如牛、羊、鹿、象之類。這正如中國蒙古族的旗盟的組織一樣。
這一事實，便說明了如下幾點意義。第一，中爪哇自從馬塔蘭聯合王國分裂以後，經過內部極度的動亂，部落勢力終於打垮了奴隸主莊園，那些自由土地區，又複合並於部落了。第二，在訶陵——散查亞王朝和山帝王朝這些奴隸主的殘酯剝削下，部落組織曾一度被瓦解了，農村公社也部分地被分散了，不是在九世紀末和十世紀初，有所謂開荒運動出現嗎?而又遭到戰爭、叛亂和社會動盪，農業相應地一度衰落了，畜牧業卻相應地一度發展了。這種以旗子來表示一個部落的方式，大概是同畜牧業有關的。但爪哇一向以農業生產聞名地區，到了部落勢力恢復後，農業肯定是再度發展了。第三，艾爾朗加復國鬥爭以後，中爪哇可能已以屬國的地位和中央政府發生聯繫，但中央政府的地位是遠未鞏固的。所以在諫義里的坎梅希瓦臘一世時代，又向那裡伸張勢力，甚至加以討伐，以鞏固中央政府的統治。而到了查亞巴亞王時期，乃把這些部落用旗盟的方式聯合起來。它不同於東爪哇的政府組織。它隸屬於諫義里，但又有自己各部落聯合起來的盟主。《諸蕃志》中所描寫的國王，未必即是諫義里王，而是旗盟的盟主。我們只要就《諸蕃志》所記載的有關錢幣和度最衡制度，就可以看出「閣婆因」和「蘇吉丹國」的不同。在閣姿國「以銅、銀、輸、錫雜鑄為錢；錢六十准金一兩。三十二准金半兩」。或者如《宋史》所說：「剪銀葉為錢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錢」。而在「蘇吉丹」則「民間貿易用雜白銀鑿為幣，狀如骰子，上縷番官印記，六十四隻准貨金一兩，每隻博米三十升或四十升至百升，其他貿易悉用，是名日閣婆金。」可見兩地錢幣的形式是不同的；兌挨率也是不等的；蘇吉丹的錢幣單位價格略低於商婆。這正也是上國與屬國的反映。
在坎梅希瓦臘一世時期，戎牙路似乎沒有完全被並於諫義里，但到查亞巴亞時期，看來是被合併了。我們在前面引述的《宋史》的資料，也反映這一合併的戰爭。《宋史》在最後還加封「茶蘭固野」食邑五百戶，也就是表明對他合併的土地上戶口的增多。
在古爪哇文學作品中，有一部《婆羅多瑜陀》(Bharata-yuddha)敘事詩是直接提到這位國王的。它一開始就說它是一部「查亞巴亞紀事」。在這一塊岸唐的石碑中，提到他為了一批人在岸唐的爭奪戰中忠勇善戰，能夠長期地頂住敵人，而給予以賞賜。這麼看來，在查亞巴亞時期，岸唐已為諫義里所奪得了。碑銘還說到這種恩賜是婆羅多古盧(即艾爾朗加)給的。在1139年公布的效書上，也再一次看到他也用金翹鳥鳥頭的印記。查亞巴亞似乎在各方面要表明他的家族是艾爾朗加的後商。
從《婆羅多瑜陀》以及其他證件看到，諫義里可能還對爪哇以外地方發展勢力。其中有說「金地的敵人都投降了」。這裡的所謂「金地」,大概是指蘇門答臘的。也許為了押韻，用「金地」,不用「金洲」。關於這一點，人們在占碑的內陸索洛克地方發現四塊飾物，是從一座建築物上掉下來的。人們認為它的工藝風格是爪哇的，而不是蘇門答臘的。其中一塊的年代寫的是1064年。但我們知道，在1030年到1077年之間是注輦入侵和部分占領三佛齊時期。據稱三佛齊只在1068年才從往輦的占領下解放出來的。因之，爪哇勢力向那裡插入是有可能的。但查亞巴亞是否侵入過三佛齊就沒有直接的證據了。
《婆羅多瑜陀》敘事詩是1157年宮廷詩人西達以《摩訶婆羅多》為資料，用爪哇形式寫出來的，其後由潘努路予以完成。後者還寫過兩部敘事詩，即《加多卡賈希瓦臘》和《哈里旺夏》。這兩部詩是完全用爪哇資料寫的，出現的人物，除英雉外還有各式隨從，那些隨從代表著圖騰主義的各神存在物。正如我們上引的《諸蕃志》所記載的那樣。這都表明印度尼西亞古代傳統的復活。這也表示部落勢力的上升跡象。
繼查亞巴亞之後是沙爾韋希瓦臘一世及阿爾葉夏瓦臘。但對他們的政績沒有什麼可以提出的。到了1181年，是甘達臘(Gan-dra)統治時期(也有稱之克隆賈耶迪帕)。在政府官職中，出現了海軍大統領的稱號。這不權證明諫義里王國時期已有海軍，而且證明在這個時候，諫義里王國已有其他海外屬地因而必須有海軍來作為統治工具了。我們認為趙汝適在蘇吉丹條中所記的閣婆的屬國，大半是在這個時候被征服的。《諸蕃志》講到蘇吉丹鄰國時說：其地連百花園、麻東、打板、禧寧、戎牙路、東峙、打綱、黃麻駐、麻籬、牛論(或系午論之訛)、丹絨武羅、底勿、平牙夷、勿奴孤，皆閣婆之屬國也。」之後又說：「打綱黃麻駐、麻籬、4論、丹絨武羅、底勿、平牙夷、勿奴孤等國，在海島中，各有地主，用船往來。」上述許多地名不易探索。但以需家龍為起點而論，百花園可能是普蘭巴南(Prambanan);麻東，可能即是今日的格羅博甘(Grobogan)古代的墨棠，打板即杜板，禧寧，或即《元史》中的「希寧」,《島夷志略》中的希苓，其地應在布蘭塔斯河的下游，約在烏戎加路的地方。戎牙路當時已只保存殘喘於泗水的一角，再也不能以獨立的王國出現了。東峙或在巴蘇魯安以東的登格爾或東加斯。前者屬於原始馬來人的部族所在地，在登格爾山山區內；後者則為一個港口。打綱以下的屬地，既然部在海島中，則應在爪哇以外地區母找。在蘇拉威西中部東角上，有一個港口城市Tangkian,是否即為打綱；但其地為「平牙夷」州的一個港口。而平牙夷，在敘述中又不與打綱相聯續。同時，在蘇拉威西的托阿拉文化發現地之一，有Lamoncong,是否即為黃麻駐。唯打綱、黃麻駐緊列於麻籬之上，麻籬肯定即為巴厘，則此兩地或在爪哇極東角，例如外南夢和盧馬姜之類。總之，打綱與黃麻駐的地望何在不易肯定。此外，麻籬即為巴厘，牛論或午論(如讀南音，「牛」亦如Gu),指今日之本尼達島(Nusa Penida),古名Gurun）或為其對或音，但也有可能是指西蘭島之東南角一小島，即崛它或骨亡(Gorong)。丹戎武羅(Tanjung Pura)肯定是在加里曼丹南部。平牙夷在蘇拉威西中部之爾角及其附近小島。底勿為令日之帝淀。勿奴孤即馬魯古之音轉。上述這些國內的屬地和海外的屬圍，除西爪哇未被包括在內外，都是自中爪哇直伸展到印度尼西亞科島的東部。這是當時諫義里勢力範圍發展的特點。
自1185年起，執政的可能是坎梅希瓦臘二世。人們常常把他和坎梅希瓦臘-世相混，以為那篇《熱情之火花》的敘述語是講到他的。但人們知道坎梅希瓦臘一世還被「幡旗」浪漫故事名為Hinu Kartapati所講到；在那裡，他的王后是黛維·占達臘·基臘納(DewiCandra Kirana),正和《熱情之火花》中那個來自戎牙路的女人而後成為王后的室利·基臘納·臘圖(SriKirana Ratu)是一致的。但《熱情之火花》的創作年代，也許是在坎梅希瓦臘二世在位時期。作者恩蒲·達爾馬查是同寫作《路達卡》和《威里塔散賈雅》兩部敘事詩的作者塔納貢是兄弟。這兩部詩作有一個非常顯明的特點：如果在此以前諫義里的詩章大都是因襲印度的《摩訶婆羅多》以及其他神話故事，或者取材於爪哇，但總採取印度的許多神祇名稱來進行敘述和描寫，那麼,這兩部敘事詩卻完全採用了來自爪哇部落的民問故事。前者是敘述一位獵人如何困在山林中夜宿禱告了濕婆神，死後得以升入天堂的故事，後者是敘述一位丈夫遠行的妻子如何托雁帶信萬里尋夫的故事。這種採取民間故事作為宮廷詩人的題材，反映了當時平民生活的上升。據稱《路達卡》這一敘事詩，在以後還經過修改，以適合一個流浪漢肯·昂羅之奪得諫義里政權這一歷史事實的精神。
從1194年至1200年4件碑銘看來，這4年中的執政者是希林加，也有被稱為沙爾韋希瓦臘二世。4件碑銘之中1197年的碑銘，是講那成神的「帕拉」(Palah)的。這個「帕拉」神像還在勿達里附近的潘納塔蘭陵廟的場地上。人們指出在那裡也曾有個帕拉陵廟。在另外一件碑銘中涉及到一樁政治事變，說是有一個敵人從卡唐卡唐(Katangkatang)的王城被驅逐出去，這祥諫義里國王的統治就更鞏固了。但無法知道這件事的詳情。
1200年是諫義里最後一個國王克爾塔查亞(Kertajaya)即位的一年。他在前王時期是擔任首相職務的，那稱號為臘凱·卡努魯漢。在1216年他還修建了一座四重的修道院。但就在這時候，大概是在查亞巴亞王合併過來的戎牙路的杜馬板地方，出現了一個出身貧農家庭的流浪漢，以種種辦法奪取杜馬板屬侯的位子，進而向諫義里進攻，推翻了諫義里王國，成立了辛加沙里王國，這個人就是肯·昂羅(Ken Angrok)。從此，爪哇的歷史又展開了新的一頁了。這是1222年的事。
我們認為1225年成書的趙汝適的《諸蕃志》中的閣婆國傳及蘇吉丹國傳，以及《宋史》的閣婆傳，大體是符合於諫義里時代的爪哇歷史的。
首先從生產方面看，趙汝適是這樣敘述的：
「其地坦平，宣種植，產稻、麻、粟、豆，無麥。耕田用牛，民輸十一之租。煮海為鹽，多魚、鱉、雞、鴨、山羊，兼椎馬牛以食。果實有大瓜、椰子、蕉子、甘蔗、芋。出象牙、犀角、真珠、龍腦、玳瑁、檀香、茴香、丁香、豆蔻、蓽澄茄、降真香，花簟、番劍、胡椒、檳榔、硫黃、紅花、蘇木、白鸚鵡。亦務蠶織，有雜色繡絲、吉貝、綾布。地不產茶，酒出於椰子及蝦猱丹樹之中。此樹華人未曾見。或以桃榔、檳榔釀成，亦自清香。蔗糖其色紅白，味極甘美。」
其於蘇吉丹則云：「地多米谷，巨富之家，倉儲萬餘碩。有樹名波蘿蜜，其實如東瓜，皮如粟殼，肉如柑瓣，昧極甘美。亦有荔枝、芭蕉、甘蔗，與中國同。荔枝曬乾可療痢疾。蕉長一尺，蔗長一丈，此為異耳。蔗汁入藥，醒釀成酒，勝如椰子。地之所產，大率與閣婆無異。胡椒最多，時和歲豐，貨銀二十五兩，可博十包至二十包。每包五十升，設有凶歉寇擾，但易其半。」
看來，東爪哇與中爪哇當時農業生產相當發展，手工業生產似亦不弱。這是我們在有關於室利佛逝和三佛齊的記載中著不到的。在爪哇，農業生產關係已大有改變，特別是東爪哇，它已經是以民輸什一之租的按戶口為繳納單位了，而不同於前一時期，幾乎是以整個村社為繳納單位的。
農業之外，畜牧業也相當發展。所謂「兼椎馬牛以食」即表明這一點。農副業和手工業也有相當程度發展。蠶織、雜色繡絲，以及吉貝、綾布，本來是印度尼西亞人的古老傳統手工業產品，在三世紀中已有報導。但自印度殖民勢力深入以後，我們從他們同中國通好的進獻物品中，卻再也看不到這種手工業產品了。只有獻僧祇奴、鸚鵡、頻伽鳥(即極樂鳥，出產於卡伊群島)等。而當印度勢力基本被消除後，古老的民族手工業生產品又出現了。殖民勢力的侵入對於生產力總是具有破壞性的。關於這一方面，三佛齊直到它滅亡為止，也沒有看到它的手T.業生產品的報導。
其次在貿易方面，它已有一定形式的貨幣，即所謂「以銅銀錦錫雜鑄為錢，錢六十准金一兩，三十二准金半兩。」這也可以看出它已有一定程度內的統一的國內市場。並且規定了兩地不同的兌換率：在蘇吉丹「雜白銀鑿為幣，狀如骰子，上縷番官印記，六十四隻准貨金一兩」,而且他們非常需要這種可以作為國內市場通用的貨幣。《諸蕃志》記閣婆又說：「此番胡椒萃聚。商船利倍薤之獲，往往冒禁，潛載銅錢博換。」這在中國商人為的是獲利，但另一方面，在爪哇卻也需要大量銅錢，作為交換的手段。國內的商業也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展開。這也不同於三佛齊「無緡錢，止鑿白金貿易」。足見並沒有較為廣大的國內市場。
再次，爪哇商人來中國採購之物，也與三佛齊有所不同。在對闊婆商人「興販，用夾雜金銀，及金銀器皿、五色纈絹、皂綾、川芎、白芷、硃砂、綠礬、白礬、硼砂、砒霜、漆器、鐵鼎、青白磁器交易，」除金銀器及布匹外，有不少藥物和作紡染用的原料。而對三佛齊商人興販，則「用金銀、磁器、錦、綾、纈、絹、糖、鐵、酒、米、干良姜、大黃、樟腦等物博易。」就很少有藥物與作手工業品的原料。這也可以看出兩地社會生活的不同。
再次，關於國家官制有如下記述：「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抱，躡革履，坐方床。官吏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壯士五七百輩執兵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乃起。以王子三人為副王。官有司馬傑、落佶連，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分主城池帑廩及軍卒。其領兵者，歲給金二十兩。勝兵三萬，歲亦給金有差。」「不設刑禁，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唯寇盜則置諸死。」這裡國王的生活和蘇吉丹的國王有所不同。蘇吉丹「其王以五色布纏頭，跳足，路行蔽以涼傘，或皂或白。」所以我們說這個國王是中爪哇各旗盟的盟主。大概當時各屬國或部落的首腦是這樣的。在官僚中，文官大都「食祿」,武官則酌給薪金。所謂「有文吏三百餘員，分主城池，帑廩及軍卒。」則王國已派官吏直接監督其屬地和屬國，不僅為徵收貢獄，而且也為資鎮壓的。這表明部落分權勢力已被壓抑，王國政權有向中央集權發展的趨勢。
但是，如果我們參照蘇吉丹國王的排場，則部落分權勢力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而且是不能輕易剷除的。故上述所謂「城池」,並非如中國的行省制，而是部落，鄉邦或屬國。即以杜馬板的藩侯來說，看來他有自己的自治權利，自己的衛隊，甚至於象肯·昂羅謀殺藩侯以取得肯·德德斯(藩侯的妻子)的歡心，也還被國人致迎為繼任者，而諫義里無法予以懲罰的。而肯·昂羅就得據部落以進行反抗，並最後於1222年滅亡了諫義里。
但諫義里的官制顯然是進了一步，和訶陵時代大大不同了。在訶陵時代對部落大概未必派文武官吏駐守的、僅有中央政府中一些官守。我們曾將伯羅碑銘上和阿爾加普暗碑銘上的官職抄錄於前，雖然我們還不了解那些官職所司的職務，但大體上看來是一種屬於教階制度的官職，是將國家事務和從事於祭儀、侍奉神祇等等職守合而為一的。在那官職表中，除Patih Rakai Wake可以看作為首相，國王的助於或部落首長的副職(Wake實即為Wakil=代表、副職之訛轉)外，很難說出他們所司何事。恰恰相反，我們在有些國王的聖名上，卻看到象Sirikan那樣官職的稱號，顯然這種稱號是和宗教信仰有聯繫的。又如「盤固」、「多宛」、「帝力卜」等官職，我們在卡拉散的碑銘上知道，是看守寺廟的官守。所以，象訶陵那樣的王國，事實上不過是政教合一的比部落大不了多少的一個國家，國家政權是充滿神權特色的。而諫義里的官制卻具有中央集權的國家規模了，儘管它是不充分的。
再次，社會生活方面已出現買美婚姻制度，這是私有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的表現；也就是說，封建關係在婚姻生活中的皮映。儘管當時的農村土地基本上還是集體所有制，但農民已有個人財產所有權(儘管是不完全的),不再象是馬克思所描繪的早期東方公社形態了。「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黃金於女家以娶之」,顯然不是沒有個人財產的社會所能做到的。私有制的發展也一時引起社會的繁榮。「五月遊船，十月游山，或跨山馬，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有鬥雞斗豬之戲。屋宇壯麗，飾以金碧。賈人至者，館之賓舍。飲食豐潔。土人被發，其衣裝纏胸，下至於膝。」國內宗教信仰「一名聖佛，一名捨身」。實即為佛教與濕婆教兩大教派。「疾病不服藥，但禱求神佛。」凡此種種，我們認為與當時情況相符合的。
更次，在諫義里時代古代爪哇文學的繁榮是空前的。差不多每一個國王在位時，總有一個傑出的宮廷詩人寫出宏偉的詩篇。如果說，山帝王朝和散查亞王朝時期是爪哇建築藝術(包括佛教的和濕婆教的建築)最為輝煌的時期，那麼,自達爾馬旺夏以來，到艾爾朗加後商的諫義里王朝的建立，則是占爪哇文學最為發達的時期，直到克爾塔查亞王最後滅亡時止，至少有十部敘事詩流傳至今。共特點是不再象達爾馬旺夏時期那樣，專門以介紹和逸譯印度的史詩為滿足，而是借取印度的神話敵事來反哄王國的政治事變和世俗的鬥爭生活了。實質上反映艾爾朗加的《阿爾朱那·威瓦哈》就是如此。同時，還發展了一種叫做幡旗的浪漫故事的傳奇形式。即在敘事詩領域內，到了最後，宮廷詩人也敢於採取民間故事作為題材了。這一切固然是經濟繁榮的反映，但同樣也是民族力量上升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