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不疑沒有回答，趙延年笑道：「不方便說？呵呵，我就知道這位並非尋常人，趙某能輸在這等豪傑手上，倒也心安了！」
蔡不疑看趙延年那副閉目等死的樣子，突然鬼使神差的問道：「你當真是要去投山越？」
「不錯？」趙延年睜開眼睛，冷笑道：「怎得？很奇怪？」
「那些人都是些殺人不眨眼，無惡不作的蠻夷，盜賊！」蔡不疑怒道：「你當初隨李荊州（即前太尉李固，曾經出任荊州刺史，平定當地民變，天下名士，後因為在桓帝登基問題上和梁冀意見不同，被梁冀所害）征討南蠻山越的時候還不清楚這些人的德行？曹無疚那廝濫放子錢，欺壓百姓，害了你家人，你滅他滿門倒也不過分。可為何要投靠山越，別忘了當初你就和他們打過仗！」
「因為當初錯的是我！」趙延年神色冷淡。
「什麼？」蔡不疑幾乎以為自己出毛病了。
「當初李荊州殺錯了！那些山越當中沒有多少蠻夷，也沒有多少盜賊，他們當中大部分都是尋常的漢家百姓，和我，和你手下那些兵卒沒有什麼區別。如果一定要說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他們在山中谷地自耕自食，不繳納口賦算賦田租，也不服勞役兵役。他們當中的確有強盜，但那只是少數，大多數都是良民。」
「胡說八道！」蔡不疑冷笑了一聲：「放著好端端的平地郡縣不待著，卻要去窮山惡水裡面，你還說是良民？你當我是傻子嗎？」
「這些都是我當初親眼所見，信不信由你！」趙延年：「至於為何不呆在平地郡縣，卻要去山林里。對了，聽旁人稱呼，你應該姓蔡吧？」
蔡不疑被趙延年跳脫的思維給弄得有點糊塗，不過他還是點了點頭：「不錯，這和你方才說的又有什麼關係？」
「荊州蔡氏？」
「嗯！」
「那蔡諷是你什麼人？」
「是我族叔！」
「這麼說也是一族之人了？那你這麼想倒也不奇怪了！」趙延年笑道。
「你是什麼意思？」蔡不疑怒道。
「沒什麼！你問我為何百姓不願住在平原州縣，卻要去山林中謀生，那我也問你一個問題，你家中有多少田畝？僮客部曲幾何？」
「這——」蔡不疑被問住了，一時間說不出話來。趙延年笑了笑：「答不出來了吧？若是我猜的沒錯，你家裡少說也有田土七八十頃，奴僕賓客上百，田宅逾制那是肯定的！對不對？」
面對趙延年的詰問，蔡不疑罕見的保持了沉默，半響之後方才辯解道：「當今天下，逾制之家所在皆是，也不只有我蔡氏一門！」
「不錯，不過正是因為天下田宅逾制之家所在皆是，百姓才逃入山中自活，須知得罪縣官不過身死，得罪豪門卻得滅門！」
「話可不能這麼說！」蔡不疑冷笑道：「我蔡家行事忠厚，待家中賓客僕役如宗親一般，並無兩樣，放著好好日子不過，卻要流亡山中為不法之徒，豈能怪到我們頭上？」
兩人說到這裡，已經是針尖對麥芒，火花四濺。而他們的爭論，其實代表了貫穿整個兩漢四百年的一場漫長戰爭——國家與新興豪強地主爭奪失地農民控制權的戰爭。
垓下之戰後五個月，漢高祖劉邦就專門下詔承認秦朝遺留下來的軍功爵體系，即後世著名的二十級軍功爵。在這個體系下，人民將按照爵位的高低占有不同數量田宅奴婢。而在接下來的西漢歷史中，朝廷向人民賜予、買賣爵位成為了非常普遍的現象，而後來的大部分爵位不再有隨之賞賜的田宅奴婢，其結果就是漢朝成年男性普遍都有或高或低的爵位，這在後世出土的居延漢簡中可以得到印證。
顯然，隨著爵位的普遍化，二十級軍功爵已經不再有秦代和西漢初年那種動員社會資源進行戰爭的能力。但二十級軍功爵在兩漢體系下產生了另外一種作用——即將絕大部分社會成員納入統一的國家體系之下。
即在軍功爵體系下，全社會的所有成員雖然有身份高低的不同，但其社會地位的高低是由國家保證的。比如按照二十級軍功爵，最低一級的庶民有田一頃，而關內候有90頃，但庶民的這一頃和關內候的90頃都是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庶民是國家的庶民，關內候是國家的關內候，在這套體系里的人，他們的人身都只能屬於國家，而非其他人的從屬，這就是秦漢二十級軍功爵的核心邏輯。
從後世漢墓出土的資料看，西漢時期普通民眾平均擁有的土地也就二三十畝，遠遠少於二十級軍功爵授田制下庶民占田一頃的標準，所以這個授田標準實際上是一個各等級占有土地數量的上限，也就是說，在西漢一開始授田制度和限田制度就是一體兩面。
對於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西漢自耕農來說，他們的稅務負擔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土地稅和人頭稅，而後者所占的比例遠高於前者，這就是從秦國延續下來，一直到唐代的稅收政策——舍地稅人。在人少地多的當時，人才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國家在制度設計上就要想辦法儘量對每一個民眾的精確控制，自然人頭稅就成為稅賦中的大頭。
顯然，商鞅在設立這套制度的初衷是為了讓人民去開墾更多的土地，因為只有耕種更多的土地，才能變相的減少自己人頭稅的負擔。而到了西漢初年，由于田租很低（文景時甚至到了三十稅一的地步），這實際上更加劇了土地兼併，因為即便農民失去了土地，也無法擺脫占稅賦大頭的人頭稅，而限制富人田地占有數量的爵位又是可以購買的，於是乎土地兼併就發展的更快，產生了大批的失地農民。
與後世法律不同，兩漢時期的法律只承認兩種身份：良民、奴婢，不承認依附民和佃農的存在。而對將土地交給良民耕作，收取田租這一社會現象，兩漢有一個專有名詞——役使貧民，有興趣的書友可以在《漢書酷吏列傳》中多次發現這個專有名詞。役使平民在兩漢，尤其是西漢實際上是一種違法行為，是地方長官的主要打擊對象。
除了自耕農之外，兩漢中央政府只承認私人占有奴婢和良民僱傭其他良民勞動的合法性，不承認其他的任何形式。所以那些為豪強地主耕種土地，繳納田租的失地農民在兩漢中央政府眼裡，就成了事實上的奴婢。但在兩漢期間私人占有奴婢的數量是受到嚴格限制的，一個私人最多能占有200個奴婢，而且主人要為奴婢繳納人頭稅，稅額是普通人的兩倍。
以秦漢為代表的華夏第一帝國的組織架構里，只有官和民兩個層級，或者說只存在國家和勞動者兩個層級，只有國家才能無限制的占有勞動人口，只有國家才能以土地的使用權作為報酬來換取勞動者的產品和無償的服務。
當一個私人通過出租土地的方式來讓成千上萬的農民為他無償服務，在國家眼裡這個人也就擁有了等同於國家的權力，實際上就成為了一個不合法的封君。
這個封君撇開國家，獲得了對大批勞動者的直接控制權，在國家允許的範圍之外，掌握了超越自己政治等級的權力，在原有的兩級政治體系里插入了一個非法的中間環節，這就是兩漢時期不斷打擊豪強大族和莊園經濟的政治邏輯。
於是在兩漢時期產生了一種悖論，兩漢中央政府一方面以二十級軍功爵授田和以人頭稅為主，土地稅為輔的稅賦體制不斷地製造失地農民，迫使其不得不淪為豪強地主的租客。另一方面又拼命的打擊豪強和莊園經濟，禁止其占有大批土地和失地農民。
在這種悖論之下，農民即不能安穩的當自耕農，也無法安穩的給豪強地主當租客，最終只能被迫逃亡，淪為流民。這種以制度性矛盾而產生的流民潮就這樣形成了，西漢末年的赤眉綠林，東漢末年北方的黃巾、南方的山越，便是這一悖論的結果。
蔡不疑覺得只要國家不多管閒事，這些失地農民來他莊子裡當租客便好了，雖然要繳納一半田租，但比那些被勞役兵役口賦算賦弄得焦頭爛額的自耕農還是要強多了，自然流民問題就解決了；在趙延年看來，不是你們這些豪強地主大肆兼併，欺壓良民，那些小民也不至於跑到山裡去當山越。從某種意義上講，蔡不疑和趙延年他們兩人其實都沒錯，錯的是已經落後於時代的秦漢第一帝國體系。
當然，魏聰並不知道蔡不疑與趙延年的這場爭論。此時的他已經從剛剛戰勝強敵的興奮中恢復過來，巨大的疲勞一下子淹沒了他。他只覺得自己的眼皮正在向下墜，。就好像掛上了兩個鉛塊。旁邊的王壽是個有眼色的，立刻對旁人喝道：「阿葛，你帶來的羊皮呢？快拿來鋪開，伺候郎君歇息！」
「誒！」王葛應了聲，趕快將皮褥子鋪在石頭後避風處被火堆烤熱的地上，王壽小心的檢查了下，又將旁邊的柴灰掃開了些，這才扯了扯魏聰的衣袖，先指了指地上的羊皮褥子，又做了個請的手勢。
「多謝了！」魏聰此時也顧不得那麼多了，他向王壽點了點頭，然後就走到羊皮褥子旁，和衣躺下了。
「魏郎君呢？」蔡不疑回來後往左右看了看問道。
「在石頭後面，已經歇息了！」王壽低聲道：「我讓阿葛鋪了羊皮褥子！」
「嗯，你做的不錯！」蔡不疑長出了口氣，盤膝坐下，臉上露出了疲倦之色。王壽湊近了，低聲問道：「游徼怎麼了？那賊子說了什麼？」
「將死之人，無論說什麼都無需放在心上！」蔡不疑笑了笑：「只要明早押到縣衙就萬事大吉，倒是魏郎君這件事要小心，不要生出岔子來！」
「要不明天天一亮，就由小人帶著王葛送魏郎君去您莊子上？如何？」王壽問道。
「也好！」蔡不疑立刻明白了過來，自己身為游徼是肯定要押送趙延年去縣城的，而魏聰實在是太顯眼了，而且和這些兵士待得時間越長麻煩事越多。不如讓王壽和王葛這兩個與其一同擒拿趙延壽的兵士一同離開，這樣麻煩就可以少不少。
「不過不要去我家莊子，那兒人多眼雜，容易出亂子！你記得我那個在葛澤旁的別業嗎？就是每年射獵野鴨水鳥的那個。你和王葛就送去那兒，和魏郎君一同住下，等我回來再說！」說到這裡，他從腰間接下一塊玉佩，遞給王壽：「這個你帶上，交給守屋子的張老頭，就說就像伺候我一樣，千萬不要慢待了！」
「游徼放心！」王壽小心翼翼的收下玉佩，放入懷中：「一切都包在小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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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當魏聰離開營地，向山下走去時，太陽才剛剛爬過山脊線。他眼前與其說是道路，不如說是一條穿過草叢的痕跡，這路像蛇一般前後蜿蜒，有時和溪流交雜纏繞，有時則幾乎完全消失。好幾次魏聰都以為這傢伙已經迷路了，但看王壽那副自信滿滿的樣子，他決定還是閉嘴跟上為妙。
「您看，這是什麼，我們就快到了！」王壽指著草叢中的車轍，高興的對魏聰喊道。
魏聰點了點頭，他猜出了個大概，原本發酸的雙腳已經覺得好受多了。
「郎君！您累了吧！請稍待片刻！」王壽也不管魏聰聽不聽得懂，指著遠處慢慢行來的一輛驢車道：「待小人把前頭那輛驢車攔住，載您一程！」說著他便跑到路中間，揮舞著手臂對迎面而來的驢車喊道：「停住，停住!」